特赦后获新生，往事如梦如烟——宋希濂被俘后十年改造生涯

引子

北京战犯管理所，又称功德林一号，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功德林路1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关押和改造战犯的监狱。

功德林原是北京城德胜门外的一座庙宇，清朝末年，朝廷在此创设'京师习艺所'，是中国第一个劳改机关。

1915年更名为'京师第二监狱'。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期间，司法总长罗文干最终完成了这座监狱的全部改造，后来成为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是在这里被敌人杀害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监狱直属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管辖，改为“北京战犯管理所”。

这里关押的100多名高级战犯共分为13个小组。其中邱行湘任第一组组长，组员有杜聿明、宋希濂、康泽、王陵基、范汉杰、廖耀湘、陈林达等人。这里关押的原国民党战犯还有黄维、陈长捷、文强、沈醉、郑庭笈等人。

起初功德林属公安部直辖。后来，一些高级战犯陆续获得特赦，功德林遂改由北京市公安局管辖，并成立了接济救护站，接济走失的呆傻人员，或来北京办事一时失去经济来源的人员，留他们暂住这里，并免费提供食宿，设法同他们的亲友取得联系，或由其亲友将其接走，或由政府派人将其送回家。

如今，功德林路已成为新康路。功德林监狱的原址成了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大楼及周边住宅楼的所在地。在住宅楼中间尚存功德林监狱的一座角楼。

被关押的国民党战犯：

杜聿明:国民党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

王耀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

宋希濂:国民党中将，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

邱行湘:国民党青年军二零六师少将师长

陈长捷:国民党天津警备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

杨伯涛:国民党第十八军少将军长

郑庭笈:国民党第四十九军中将军长

曾扩情: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中将主任委员

周振强:国民党浙西师管区中将司令兼金华城防指挥，曾任蒋介石侍从副官

卢浚泉:国民党第六兵团中将司令

廖耀湘:国民党第九兵团中将司令

黄维: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

张淦:国民党第三兵团中将司令

文强:国民党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参谋长

沈醉: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中将游击司令

韩浚:国民党第七十三军中将军长

康泽: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

范汉杰:国民党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

李仙洲: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长官

庞镜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山东省党部中将主任

杨文瑔:国民党整编第七十二师中将师长

刘嘉树:国民党第十七兵团中将司令

罗历戎:国民党第三军中将军长

杨光钰:国民党第三军中将副军长

覃道善:国民党第十军少将军长

刘镇湘:国民党第六十四军中将军长

陈林达:国民党新编第五军中将军长

王陵基:国民党江西省主席、四川省主席、第七绥靖区上将司令

徐远举: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处长

董益三:国民党军统第十五绥靖区二处少将处长

陈士章: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少将军长

宋瑞珂:国民党整编第六十六师中将师长

杜建时:国民党中将，任北宁线护路司令兼天津市市长(1982年战犯身份被撤销)

林伟俦:国民党第十七兵团副司令、六十二军中将军长(后经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1986年撤销战犯身份)

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位于北京市北部，燕山东麓，西面群山重叠，北、东、南面则是一望平野。是中国最著名的监狱之一，曾关押过众多高级别囚犯，有“中国第一监狱”之称。

秦城监狱其前身是北平第二模范监狱（功德林监狱），位于德胜门外功德林庙街1号，专门关押重要犯人。南桥北秦，指的就是提篮桥监狱和秦城监狱。两座监狱都是以囚禁高官与名人而著称于世。

1955年根据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指示精神重新选址修建；在北京市北部的燕山东麓，小汤山附近建设新狱。1960年在苏联专家援助下修建。新址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附近的兴寿镇秦城村，并因地名而将这座监狱习惯称呼为“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一开始就由公安部直属一处（预审）管辖，1962年后改由公安部预审局管辖。这里先后关押过国民党首要战犯、各类大案要案的案犯、美蒋特务等，还有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迫害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

正文

我在大渡河沙坪被俘之后，随俘虏队伍经峨眉又被送往乐山县集中。一路上，思前想后，万念俱灰。一想到自己数十年横枪跃马，木曾战死沙场，却落到了今天这种可悲的境地，心里便感到一阵阵痛楚。

大西南的初冬，虽然不似北方那样寒冷，但早晚的天气，还是相当凉的。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小村庄里过夜。十几名押送我的解放军战士围坐在柴火堆前，他们一边烤火，一边谈天。当时，我曾对他们讲：“现在你们把西南平定了，将来没有战争不需要这么多军队了，大家到时可以解甲归田，回家乡去了。”我的话刚一讲完，就有一个班长反驳我说：“嗳，你这话不对！我们打垮国民党，解放全中国以后，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我们要建设一个很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卫我们的国土，不使她再受外国的侵略；同时，我们还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怎么能解甲归田呢？”

听完这个解放军战士的话，我不禁愣住了。真没想到，一个普通的解放军战士竟有这么高的思想、政治水平。这个战士的话，引起了我的思素，使我似乎懂得了一个道理，即：军队打仗，一定要使每一个官兵懂得为什么要打仗，要使大家明白作战的目的，这样才能发挥每个人的战斗力。不然的话，就是装备再好、军队再多，也是没有用处的。

望着前红红的火苗，我的思绪一下于又回到了大革命时期那个火红的年代。北伐头一时期，我们当时在！广东的革命力量也是很小的，面对强大的敌人，为小么我们能够取得两次东征的胜利呢？看来，最主要的就是每一个官兵都懂得作战的目的，知道应该怎样做，怎样对待老百姓。第一次东征时，在部队中广为流传着这样几个最基本的1口号：爱国家，爱百姓；不贪财，不怕死。由于部队的政治工作人员——党代表对官兵们反复讲解这儿个口号，在统一广东的斗争中，这个思想一步步深入到了每个官兵的心里，所以部队打起仗来很勇猛。那时，部队待老百姓很好，确实做到了不骚扰百姓，因为每个人都明白军队作战同人民相结合的重要性。因此，从一九二五年起，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统一了广东，促使北伐一直打到长江流域的武汉至上海。以后的抗日战争也是这样，日寇的铁蹄，使多数官兵懂得了抗敌御侮的重要性，所以在这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中，许多官兵能够不怕流血牺性，勇于为国捐躯，以战死沙场为荣，但是，在抗日战争利之后，国民党政府却违背民意，不思医治战争创伤，建设家园，反而凭着自己有强大的武力，依革美国帮助装备的部队和美国人的支持，发动了一场新的战争。蒋介石以为凭着飞机、大炮就可以很快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了，谁知仅仅三年半的时间，数百万的军队很快就被人民解放军象秋风扫落叶一样地打垮了。

一九四八年的时候，国民党的力量同共产党的力量对比，在军事上大体上已趋于平衡。但在整个局势上，国民党已处于很不利的状态。蒋介石为挽救危亡，曾于一九四八年七、八月间在南京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解放战争初期的战争，因我还在新疆任职没有参加，这年八月我从新疆被调回来，参加了南京的这次会议。当时，每一个到会的将领差不多都对前途丧失了信心，大家情绪低沉，会场上笼罩着阴暗、郁闷的气氛。看了这种情况，我当时在会上讲话说：“我从新疆回来，途经兰州、西安、武汉时，碰到了许多团营级的干部，他们曾围着问我：'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打仗？’我当时无言以对。今天，我也要这么问一句，我们为什么要打这个仗？从一九二四年起，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为止，我们没有一年不打仗，国家元气损失很大。说句刺耳的话，抗战胜利后，我们应该同全国人民一道来想怎样把国家搞好，应该把力量全部投入到国家建设上，而不应该再有战争。军队如果不能理解作战目的，我们怎能保证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呢?”

……

所以。听了这个解放军战上的话，我内心深有感触。从这个故士身上，我感到共产党对部队战士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做得是非常好的，当时我似平也体会到了国民党之所以会失败的原因。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开始到一九四八年八月为北，仅两年的时间，国民党的军队已损失殆半，而当时三大战役尚未开始，共产党的部队已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了。正因为蒋介石依靠的是飞机大炮，忽略了人的能动性，所以尽管狂轰滥炸，还是无法遏止解放军前仆后继的强大攻势。不现解作战的目的，士无斗志，也这就是国民党为什么有那么强大的力量还会被洪产党领导的力量很快击溃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这一夜，我想了许多许多，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一方面为国民党部队中许多士兵的死亡感到惋惜，一方面为自己的命运感到心伤。

照相风波

当我们拖着无力的双脚快到乐山县城的时候，远远就看到有不少解液军成士站在城门外。待走近时，方看山大约有一连左右的人。等我和身后的十几个将官到跟前时，押送我们的一个排长让我们十几个人站到这一连人前面。这时，一个身背照相机的解放军干部出现在队前。我一看，立刻明白这是要给我们这些将官拍照，目标自然是要以我为主要对象。当时，我思想上很反感心里极为不快，心想：“反正你们把我抓来也难以活命了，还照什么相？如果报上一登，人家看到我们这些人的狼狈样子，昔日的声威岂不荡然无存？要死也要死个骨气，决不能丢这个脸！”

想到这，我便把心一横、准备捣乱。待照相的青年干部（某军政治部的工作人员）举起相机，对好镜头，就要按动快门时,我突然转身扭过头去，使对方没有照成。如此反复了四、五次，气得这个干部毫无办法，最后还是没有照成。因为队伍还在行走，不能久停，所以我们也就随着俘房队伍进城了。

进城后，解放军把我们十几个将官带进一所民房里。还未坐定，在城门口给我们要拍照的青年就气呼呼地走到我面前，冲着我说：“宋希濂，我是奉命执行任务的，你竟破坏我的工作，我枪毙你！”

院里的空气立刻紧张起来，我身边的十几个将官都为我担心。我当时因为态度很顽固，且早有思想准备，所以仍若无其事地看着这个发怒的战上，冷笑着说：“枪毙我？很好啊！在这个院子里执行，还是到外面去执行？”

“你，你……”这个青年干部被激怒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他狠狠地盯了我一眼，悻悻地转身走了。

这时，我的部下，几个将官对我说：“不要这样，何必呢。“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反正人总是要死的嘛，顶多不过拉出去枪毙就是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第二大早上八点多钟，门口开来了一辆小吉普，点名叫我一人单独上车，说是司令员找我谈话。我的部下一听，个个都感到发慌，又为我担起心来。当时，我也感到事情有点蹊跷，默默地看了看这些随我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的部下，心里一阵发酸，很感对不起他们。我向大家点点头，算是最后的道别，然后猛地转身向院门口的汽车走去。

汽车在城里行驶，开进一所中学后停了下来，我被领到一个年轻的军人面前。此人穿着普通战士的衣服，脸上总露着笑容。

他一见我走来，便放下手边的公文，指着桌旁子说：“请坐。”

我打量着对方，猜测着他的身份。正在我满腹狐疑，胡思乱想的时候。一个为我倒水的战士对我说：“这就是我们的兵团司令员杨勇。”

“什么？”我惊的一下子站起身来。这就是自己战场上的直接对手，第五兵团的司令员杨勇？

“坐下谈，坐下谈。”杨司令员和蔼地笑着说：“宋将军，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们在长沙时就曾研究过，估计并非没有争取你起义的可能。有几个人，一个是你的大哥，还有几个是你的朋友，其中有个姓段的，还有个姓刘的，他们当时准备到湖北恩施去找你。但还没等他们到你那去，你们已向西退，解放军也已前进了。此后，大家彼此赛跑，联系不上，也只好听任事情的自然发展了。”停了一会儿，杨勇又接着说：“话说回来，现在事情既然已经这样，对过去的事，你也就不必太计较啦。现在你先安下心来，考虑一下怎样度过自己的后半生，好好改造一个时期，将来到北京去，看一看我们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是怎样治理这个国家的……”

杨勇司令员和我了一个多小时的话，他很耐心细致地为我讲解了共产党对待俘虏的政策，嘱咐我要相信共产党的政策，好好改造思想。最后临走，他送我出来时又诚恳地说：“宋将军。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些还很年青，不大懂事，希望你不必计较。”

一听此话，我知道是指昨天发生的照相之事，心里很受感动。想不到为了这么点小事，很快就传到兵团可令的耳朵里了。本来是自己的态度不好，可杨司令还这么讲，这使我感到解放军确实了不起。

过了一天，那个照相的工作人员又来了。他走到我跟前，对我讲：“那一天，我的态度不好，请你原谅。”我一听，心里也很过意不去，赶紧说：“是我的态度不好，影响了你的工作，实在对不起，以后你爱怎么照，就怎么照吧。”我的话将围观的人都逗笑了。于是，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但这件事却使我有很大的感触，多年来，一直难以忘怀。

在白公馆里接受改造

杨勇司令员的召见和谈话，确使我很受感动，心情较为平静了，但一想到今后可能还有服不完的苦役、坐不穿的牢底，和自己的子女不会再有重聚的机会，前途茫茫，仍觉意态索然。

在乐山住了几天，我又被解放军用汽车送到了重庆。往在重庆市化龙桥一栋民房里，我见到了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一见面，我们互相询问了被捕的经过，王陵基满脸愁容，唠唠叨叨，整天担心共产党会把他杀掉，我把杨勇司令员接见的事讲给他听，一边分析，一边安慰他说：“看来共产党不会杀掉我们的，最起码在近期内不会杀我们，坐一辈子牢还是可能的。不过，既然已经到了这步境地，发愁也没有用，不必考虑那么多啦。”

在化龙桥大约住了五、六天，我和王陵基在一天早上被几名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押上了一辆四面都用木板遮掩起来的卡车，送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没有人告诉我们。王陵基一见，悄声地对我说：“完了，要送咱们回老家了。”

汽车直奔郊外开去。从汽车行走时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颠簸的度来看，我们知道离市区越来越远了。王陵基由此推断，共产党要秘密处决我们，因而，他的神情越来越紧张。受他情绪的感染，我的心里也划起了问号：“难道不经审判，真要这样枪毙我们吗？”

当子行驶了约半个小时终于停下来了。我们下车后，一看这里完全不象行刑的场所，而是一栋周围树木茂盛的两层楼房。一打听，方知这里就是是名远扬的原国民党军统局设置的监狱——白公馆。

白公馆位于重庆市歌乐山麓，原为四川军阀白驹的香山别墅。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军统局将它买下改为监狱，一九四三年关国和国民党合办“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时，白公馆改为第一看守所。监狱内陆方不算大，四周高墙上电网密布，墙外制高点上有岗亭和调堡，过去这里囚禁过许多有名的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及抗日爱国将领。真没想到，国民党为囚禁共产党人而改建的监狱，竟在几年后为我们准备下了。

刚进白公馆，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中年干部，后来才道他就是这个管理所的张所长。张所长领我们上了一座小楼，在楼西边一间套房前停下来。他向我们介绍说：“这是白公馆里最好的房子，你们猜猜看，谁在这里住过？”我和王陵基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张所长接着告诉我们，叶挺将军当年就是被囚禁在这间房子里。我们听了更感惊愕。白公馆、叶挺住过的房间，真是巧合，我们今天也成为要犯来到了这里，在这里开始了自己的改造生活。

过了几天，在涪陵被俘的原国民党第十四兵团司令官钟彬也来了，我们三人同住一室，开始时无事可做，只凑在一块聊聊天。那时我有几两金了，是交李管理员保管的，就请他以二两换成货币，为我们赎买了不少书籍，有马列著作，有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也有一些中外文艺作品，如丁玲、高尔基的小说等。订了报纸，还买了象棋、围棋。这样就有书可看，有棋可下，不再感到那样孤寂了。我和钟彬都是棋迷，没事时就在棋盘上厮杀，常为一步棋、一个子的得失而计较、争执。王陵基在一边看我俩下棋的那没认真劲儿，常常捧腹大笑。他经常讥笑我说：“你连兵团司令都肯让给钟彬，为什么一盘棋都不肯相让呢？”我则没好气地说：“这完全是两回事嘛，你别往一块儿扯。”

在白公馆的头一段时期，由于人少，所以也没有什么活动，连学习也是自己掌握。后来到了一九五〇年，刘进（黄埔一期生）、李尤能（中统局西安站站长）、周养浩（军统重庆特区刮区长）、徐远举（军统重庆特区区长）、沈醉（军统局云南站站长）等人陆续被送来店，所望才开始正式组织我们学习。

学习的内容有：形势教育，主要是读报纸；政治思想教育，主要是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学习的方式多种多样，有集体学，有自学，有典型发言，集体讨论，也有小组讨论。目的是提高思想觉悟，认清自己过去所犯下的罪恶。

当时在白公馆被关押改造的人员中，还有一个级别较高的曾扩情，他也是黄埔一期的，曾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被称为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他住在我们那间房子的楼下，同许多国民党军统、中统的小特务住在一起。据张所长说，曾多次要他住到楼上来，但他本人不愿意。他认为住在楼上大房间的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是大战犯，而在楼下的都是小人物，同大战犯住在一起，不会有好结果的。所以，不论别人怎样劝，他都不愿搬到我们住的房子来。

那时，我们住在一起的九个人也有同样的看法。大家都认为自己即使不被枪毙，也会一直关到死。虽然我们吃的、住的条件较好，管理人员对我们也不错，可大家还是提不起精神。但没过多久，一件突如其来的喜事打破了我们生活的平前，使大家改变了以往的看法，看到了改造的前途。

一九丘年春天的一天早上，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周兴，突然来到瓷器口白公馆来看我和曾扩情、钟杉，并告诉我们，陈赓将军（时任云南军区司令及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特地从云南来看我们三人。我们一听都喜出望外，没想到陈赓将军会来看望我们这些关押的战犯。当时，我的心里既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陈赓将军不忘旧日的友情，身居高位还能主动来看狱中的老同学、老朋友，惭愧的是自己当年未能追随陈将军去为穷人打天下，反而追随蒋介石与人民为敌，终至成了一名历史的罪人。

我们三人随周兴乘车到了市区。汽车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往过的公馆里停下来，我们被领进一间宽敞而明亮的房里。陈赓将军一看见我们三个黄埔一期的老同学，立刻笑容满面地迎上来同我们一一握手。当陈赓同我握手时，仍象过去那样爽朗地笑着说：“你好啊：我们又有好久没见面了，看见你身体这样好，我很高兴!”

“惭愧得很，没想到您还会来看我。”我当时紧紧握着陈赓的手激动地说。

“还记得我们最后次见面吗？”陈赓若有所思地问。

“那是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之后，你到西安警备司令部来看我。“

“对，那次我是奉周恩来副主席之命特地去看你的。记得当时我曾说，你是国军师长，我是红军师长，十年内战，干戈相见，现在又走到一块来了！这该给日本鬼了记上一功啊！一晃又是多年，我们见一次面，好不容易啊。”陈赓将军的一席话，使我的心平静下来了。

接着，陈赓将军又同我们谈起了许多往事，从上九点一直谈到下午四点。中午，陈赓及周部长还为我们预备了午饭，大家边吃边谈，一顿午饭竟进行了两个小时。最后临走时，陈赓将军又给我们讲了讲当前的国内外形势，他鼓励我们好好改造思想，他说：“你们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利用这个机会多看看书也很好。”他又对周部长讲：“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们。”我们在重庆白公馆期间一直同所长一样，是吃小灶的。在生活上，所里对我们几个人的照顾确是无可挑剔的。

回到白公馆，大家知道陈将军接见和宴请我们几个人的情况后，都感慨万分，逐渐解除了对共产党改造政策的怀疑，开始认真考虑白己后半生应该如何度过了。

共产党确实了不起

我在白公馆大约呆了三年。一九五三年，西南公安部在松林坡建了一所新的监狱，我们遂搬了进去。

松林坡监狱是所正规监狱，比白公馆大得多，这里有许多房闻，每间房住六个人。每天起居生活，安排学习都并井有条。吃的、住的条件都很不错，这里除了我们这些国民党的大小战犯外，也有少数被判刑的共产党干部。

有一天，监狱所长叫把所有监房门都打开，大家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会儿，只见儿名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押进一个上了大刑的人进来。这人戴有很重的脚、手铐，走起路来“哗啦，哗啦”地直响。大家一看，都很吃惊：“这人犯，什么罪，上这么重的大刑？”听完所长的介绍，才知这人原是共产党的一个中级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到处吃吃喝喝，贪污受贿。此事对我们触动很大，感到共产党真是执法严明，不论谁犯了罪都一样要受处分。大家也进一步体会到，共产党对我们这些人确实够宽大的。论罪行，多半都是严重的，但对我们不打不骂，生活上还多方照顾我们，希望我们通过改造成为新人，这和作法恐怕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经过几年的改造，看到社会上发化的巨人变化，我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确实了不起。不但在军事上要比国民党有战略眼光，就是在经济建设、治理国家上也比国民党高明得多。从下面几件事可以看得很清楚。

1、稳定物价，防止通货膨胀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收府滥印钞票，致使物价一涨再涨，市场十分混乱，通货膨胀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当时，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几乎被老百姓当作了废纸、一口袋钞票在市场上换不来一个鸡蛋，人民怨声载道。当时，我就想过，国民党的通货照胀摘到这种地步，即使共产党打下了天下，这副烂推子已够收拾的。哪怕有三头六臂，也难以解决，要使物价稳定下来，不是三言两语或是一个行政命令就能解决问题的，需要有充实的物质力量，而这没有三、五年，根本解决不了。但是，不到一年的工夫，共产党政府就基本上控制了市场，稳定了物价。当时，我就很奇怪，共产党究竟用了什么方法使物价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基本稳定下来了呢？

为此，我一方面看报纸，一方面向人打听，了解了一些情况。原来共产党的主要办法就是依靠民众。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交通不便，积存在县上的粮食运不出来，共产党发动广大的群众，把多余的粮食运到交通方便的地方。这样，粮食作基础，调节市场，稳定了物价，限制了通货膨胀。这一着棋，不能说不高明。

2.进军西藏

一九五〇年春天，我在白公馆从报上得知，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派部队准备进入西藏，并很快同西藏方面签订了和平协定，解决了西藏问题。看到这一消息，我是很高兴的，认为解放军进驻西藏是个了不起的政策。因为有些国家对西臧早有野心，二次世界大战后有的国家也想一口吞掉西藏。当年我在滇缅边界同日军作战时就曾有过一种想法，即在战后将大理、保山、腾冲、龙陵、芒市、片马、拖角、阿敦子、西昌等地划为一特别区，以建设边疆、控制两藏。为了实现这一设想，我曾派参谋处长冯宗毅到甸敦子一带，请西南联大地理系主任张印堂教授为团长到腾冲以北的片马、拖角一带实地调查，同时，我还命司令部高参袁策到金沙江上游去调查。当年，我曾把一设想写成报告，派人送给蒋介石石侍从室贺耀祖主任，他对我的这一设想觉得很有意思，表示同情，这份报告，蒋介石可能也看过，但由于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缺乏全局的战略眼光，西藏回题并未引起他们的注意。当时,国民党军队打通中印公路之后，在云南有十几个军，却从求有派一支部队进入西藏的打算。如不是共产党、毛主席的高瞻远瞩，西藏问题怕就很复杂了。

3、抗美援朝

一九五〇午，中国派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行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决策。我们在白公馆知道此事后，大家议论纷纷。在我们的心目中，美国是个庞然大物，强大得很，对能否打赢这场战争表示怀疑。

当时，我曾听人讲，对是否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毛主席曾找了很多人谈话，要大家讨论，发表意见。据说，不少人表示不赞成出兵，认为我们只需准备足够的力量守住鸭绿江就可以了。主要理由是：我们还没有完全肃清国民党的残余力量，物价还没有完全稳定，经济建设还未开始，国家的元气没有恢复，派军队去，恐怕会引起更大规模的战争。但毛主席洞察全局，最后还是作出了出兵援朝的战略决策。

这场战争是很残酷的。我有一个侄子和侄女都亲身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据他们讲，美国人的飞机每天二十四小时连续狂轰滥炸，使人不得片刻的安宁。我的侄子是个铁路工程师，有时七天七夜都不能休息。因为交通一中断，补给供应不上，几十万军队的吃饭问题就难以解决。所以，他们只能利用敌人飞机轰炸的间隙去恢复交通，保证公路、铁路两条运输线的畅通。我侄子宋承舜回国时，整个人似乎都失去了知觉，经过一年的休养，才恢复了健康。战争的结果是美国不得不坐下来谈判，我们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列。在板门店签字时，美国的一位将军李奇微曾说：“美国自有陆军以来，这是第一次在未取得胜利的情况下签订的停战协定。”

据说，当时美国军队在远东地区的统师麦克阿瑟曾跑到台湾对蒋介石讲：“你们过去有数百万军队，又有很多美国装备，为什么很快被共产党打跨了？共产党没有很好的装备，为什么在朝鲜战场上表现得这么历害？”

朝鲜一战，确实打掉了美国不可一世的威风。自从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德、意、日被打垮，英、法的实力也受到削弱，苏联的损失非常大，惟有美国在战争中发了财，壮大了实力。所以，在一般人的眼中都认为美国是不可战胜的，可是在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却打破了这个神话，使美国军队丢了脸，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人在中国利用租界、领事裁判权，到处横行霸道，犯下了许许多多的罪行。他们杀人、放火、强奸妇女。为所欲为，肆意践踏中国的法律，由于统治者奴颜婢膝，屈从于外国势力的压力，不敢对外国人采取行动，致使中国人在世界上到处受人歧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才真正指起头来。不论你是哪国人，只要在中国的土地上触犯了法律，就要受到中国法律的制裁。外国人也不敢在中国土地上为所欲为，耀武扬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得每个中国人都感到扬眉吐气,我自己也受到很大的鼓舞，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从此可以挺直腰板了。

4.修建成渝铁路

清末民初，我国曾有过从成都到重庆修建一条铁路的计划，当时的政府曾向国外借款，动工修建，但没有修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又同法国人谈判，希望外商投资，帮助修建，最后还是没有修。

解放后，邓小平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在一九五〇年按照中央的指示，于当年三月开始组织人力修建成渝铁路。当时,国民党在西南残余势力尚未完全肃清，有些地区的濒乱还没有平定，但共产党政府却毅然挑起了这个重担。我们在重庆一听说共产党已开始修建成渝铁路，就感到十分惊疑，当时包括我在内的国民党人员，都不敢相信刚刚取得政权的共产党能修好这条铁路。可是，没过多久，大约是在一九五二年十月，我们在白公馆组里忽然听到了火车的声音，询问之后，方知当天正在举行成渝铁路路的通车典礼。一听此讯，我们个个既惊又喜。惊的是共产党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修成了前人想修而未修成的铁路，喜的是从此由成都到重庆的交通再也不用发愁”。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感到过去国民党统治二十多年，只说空话，不干实事，共产党则是扎扎实实地干了再说。

5.关于新疆和平解放问题

(编者注：原来已经单独搬过砖，但看门的说这砖不好看，就此略去。如果有兴趣请自行考古。)

上述几件事情对我的启发教育是很大的，经过认真的思考、对比，我改变了过去认为中国共党只讲国际主义，不讲爱国主义的偏见，开始相信共产党治理国家的一些政策和方法了。这样，自己的世界观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影响，开始对自己追随蒋介石反共所犯下的严重错误，有了一定的认识。

功德林里的改造生活

思想改造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要改变一个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立场、观点，非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不可。政府为了加速对我的政造，决定把我从重庆送到北京学习。因此，我于一九工四年由重庆松林坡到了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

我到功德林后，管理人员安排我单独住一房间，不到几天，心情就觉得烦闷起来。原来在重庆先是三人，后是十来个人住在一起，大家可以有说有笑，看报、下棋。可现在一人关在一间房里，既没有聊天的对象，也无下棋的对手，最可悲的是连报纸也看不到。这样我思想上又有了很大的波动。

一天、两天，我每天计算着日子，盼望能和大家在一起。由此也生出了不少怨言，自觉这几年改造己有了不小的进步、为何反而越改造越糟糕，蹲起小号了呢？不到半年的工夫，我的身体开始感到不适，脑袋经常感到眩晕。有一天，我感倒头晕的不得了，医生得知后给我一检查，血压高达二百多，随即将我送进公安部医院诊治，在医院躺了十多天。血压平复后，才又回到功德林。在我的诊断书上，医生写的是“神经性血压高”。显然，这与自己的苦闷、思想波动有关。

我从医院回来后不久，管理所的王科长我我谈话。他叫我把有关揭露四大家族罪恶及讲述帝国主义侵华史的书看一看，并说：“你认真地读一读，看完后写个总结，谈谈自己的感想。”这一类书，我在重庆时就读过一些，所以很快就写好了一篇将近千字的读后感。送上去后，王科长又找我谈话，说：“你的总结写得不错，有一定的认识。这样吧，我看你一人也挺闷的，去和大家一块学习去吧。”就这样，对墙面壁，顾影自怜的苦闷生活终于结束了。

离开小单间，我与邱行湘、康泽、郭旭、梁培璜、沈蕴存、陈长捷等十人被编为一组，住在一个房间里，又过上了集体生活。

一九五五年，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上。每天的主要活动就是学习，读书看报、讨论时势，以提高思想觉悟。大约到了这年的十一月，有一天屋里的人除我和邱行湘外，其他的人都搬走了，同时杨伯涛从别的组搬到了我们住的房间。我们三个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不知其他人搬到什么地方去了。过了几天，我们才搞清楚，原来是内部调整，以准备迎接从外地集中到功德林来的人住。从这时起，我们的伙食大大地改善了。每顿饭由一菜增加到两菜一汤，主食也有所改善。

不到十天，功德林里陆续来了不少人，大约有一百二十人左右。范汉杰、廖耀湘等人从东北调来，王耀武、陈全城等由山东调来，早已来到功能林的杜聿明也搬来了，其他的还有一些军长也陆续从重庆、武汉、西安等地集中到了功德林。组与组之间原来是不许会面的，这时也允许大家互相见面，随便交谈了。一见这么多老熟人，大家都很高兴，彼此相贺，庆幸余生。

管理所把这一百多人分成十一个组，每组选派出组长、副组长，由我和王耀武负总责，管理这一百多人的学习与生活。但把这么多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集中到一起到底干什么，我们谁也猜不透。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一日上午，功德林的负责人，原公安部第十三局局长姚伦，在礼堂给我们作了一次重要讲话。姚局长的讲话解除了我们的思想负担，使我们知道了集中是为加速对我们的改造，以便使我们早日成为新人。接着姚局长还谈到对我们在初期改造中不得不采取强迫改造这一形式的原因，并宣布今后准许家属亲友前来访问及对外通信。最后，姚局长勉励我们自觉地进行改造，还向我们宣布说，不久将组织大家出去参观，让大家看一看国家发展的情况。

姚局长的话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从这时起，由于大家彼此之间可以互相谈心，交流意见了，所以每个人学习的劲头都有所增高，整个功德林的气氛也比过去活跃多了。

一九在六年的五、六月份，管理所组织我们在北京附近泰观。我们先后参观了北京市的市容、北京郊区的水利建设。另外，我们还参观了一些新建的工厂，尤其在市郊参观某棉纺厂时，我的感触是很深的。

这个棉纺厂是建国后新建不久的工厂，厂里大多是女工。据厂方领导介绍说，这些职工在旧社会人人都有一部血泪史。她们中有一大部分是北京原来八大胡同的妓女，靠卖身维持生计。解放后，政府为安置她们，兴建了工厂，让她们参加劳动。现在多数人已经成家立业，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厂里还有一部分人，曾参加过帮会组织，过去专干绑票等不法之事，政府对这部分人在进行劳动改造后，现在也给予自新的出路，为他们安排了工作，把他们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听完介绍，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旧中国，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都有许多以卖淫为生的妓女。她们中的大多数是良家女子，由下生活所迫，才不得不走上这条道路。旧社会的帮会组织是很多的，青帮、红帮、四川的袍哥，这些地痞、流氓万恶不作，到处欺男霸女。过去外国人到中国来也是好事没干，坏事做尽，开烟馆、设赌场、贩卖人口、武器，作奸犯科，用尽各种办法来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鸦片之害，尽人皆知。在旧中国不知有多少人因吸食鸦片而倾家荡产，卖妻鬻子。过去军阀统治时期，他们在云南、四川大种鸦片，将鸦片运往香港、天津、上海等地贩卖，赚到钱后又向外国购买军火，造成了中国长时期的内乱。鸦片对中国人身体的摧残和精神的危害确实很大。记得过去我有一次到重庆，过江后要上山，叫了一乘滑竿。抬滑竿的轿夫长得面黄饥瘦，上山一趟，沿途竟要抽三次鸦片。山道边设有专卖鸦片的馆子。一间小房，在窗口架了几杆烟枪，烟是早已装好的。交钱后，马上就可以吸了。我当时很奇怪,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抽鸦片，难道就不能不吸吗？”轿夫说：“抽上了瘾，不吸烟就没有精神，上不了山。”山此可见，鸦片对中国人的毒害之深。烟、赌、娼确为中围的三大祸害。所以解放后，人民政府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先是禁种，可是禁卖、禁吸鸦片，从而使帝国主义再也不能利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了。能在几年之内，使毒害中国社会几十年的烟、赌、娼绝迹，扫除过去大小军阀制锯的局面，完成了在大陆上的真正统一，确实是做到了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使祖国的面貌为之一新。这不能不说是个壮举。

这年的七月间，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到管理所来看望我们。先后来的人有：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卫立煌及一些朋友。能同他们谈一谈，听听他们对国家形势的分析是很有意义的。据他们中有些人透露说，毛主席和党中央有意在不久要特赦我们，大家知道后都感到很兴奋。当年确实已准备在秋天特赦一此战犯的，但却因故推迟了，后来方知道是因发生了匈牙利事件，所以才改变了原来的计划。

一九五七年五月间，政府又组织我们到东北去参观，到了沈阳、长春、鞍山，参观了长春汽车制造厂、鞍山钢铁厂、铁西工业区、长春市容等等。东北之行，一共三个星期。参观归来，大家都感慨不已。没想到才几年的工夫，社会已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回到功德林后不久，大约在这年的七月间，我们又启程到武汉、参观了武汉长江大桥、武汉钢铁厂和一个现代化的屠宰厂。回京后，又继续学习。通过这几次参观，我们开阔了眼界，看到了国家在这几年里发生的变化。不少人在谈心得体会时表示，一定要努力学习，改造思想，争取尽快地得到收府的宽大，在有生之年为国家、为人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

获得新生

一九五八年秋天，管理所组织我们到秦城进行劳动锻炼。但规定年老多病，身体太弱的人不能去，继续留在功德林里学习。因为我有血压高的毛病，身体不大好，所以领导上要我留下，不让参加劳动，但在我一再要求下，领导上经过讨论，最后还是同意了我的请求。

参加劳动的人共分为五个队，身强体壮的编为一、二队，年老体弱、身体差些的被编为三、四队，我当时被编入了第二队。准备工作完成后，我们遂于这年十月中旬跟着带队的管理干部来到了秦城。

秦城坐落在京郊北面燕山山脉的脚下，附近群山迭起，绿树成荫。山上的龙泉古寺，小汤山的亭台楼阁，涓涓温泉早已久负胜名。能够置身于这样一个环境，呼吸到大白然的清新空气，这使我的精神豁然开朗，自觉一下子又年轻了许多。

开始劳动时，一、二两队到大田里干活，我所在的这一队是上山栽果树和负责果树的管理。刚到秦城时，我的思想还有些负担，认为自己多年来一直没有劳动过，怕乍一干起活来吃不消。可没想到给我们安排的都是轻活，每天只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过去也常听人讲过，犯人劳动改造就是服苦役，每天累得死去活来。有些外国人也是，一提起劳动改造就吓的不得了。其实，共产党对我们进行劳动改造的目的，并不是想惩罚我们，而是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劳动锻炼，培养一些劳动人民的感情，使我们能够树立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思想。目的仍然是为了改造我们的思想。使我们能够成为一名新人。

在秦城劳动时，我们的伙食搞得很好，每天都可以到河边去洗澡，洗衣服。而且劳动时能同大自然相接触，人的心情都会变得很愉快的。所以，我认为在我将近十年的改造生活中，这一段时间是我心情最舒畅、精神最愉快的一个时期。

通过劳动改造，我端正了自己的劳动观点，联系到自己的过去，初步认识到自己过去骑在人民头上所过的那种剥削的寄生生活是可耻的，多少懂得了一些劳动人民的感情。

一九五九年十月间，领导叫我们回到功德林继续学习，又叫我们写自己被俘以后，通过学习、劳动的一些思想体会。十二月四日这天早上，领导忽然通知大家把衣服穿整齐些到礼堂去开会。待我们整队进入会场时，才知道要开特赦大会。当时，我们的心情很激动，既高兴又紧张，因为也不知道特赦是全部特赦，还是部分特赦。

十点整，特赦大公正式开始。最高人民法院领导讲话后，开始宣布特赦名单。当读到我的名字时，我的心情万分激动，一时竟不知所措。我们第一批特救的共有十人，有：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陈长捷、郑庭笈、邱行湘、卢浚泉、杨伯涛、周振强、宋希濂。杜聿明、王耀武和我三人当时曾登台代表被救人员，对党和人民政府的再生之恩表示感谢，并表示今后要继续改造自己的思想，做一个合格的新中国的公民。

特赦大会之后，我们回到驻地，马上换上了政府发给我们的新衣服，整顿行装。北京市民政局的王局长亲自来接我们，他用车一直把我们送到了市区的旅馆。这样，我们遂告别了功德林，从战管所走上了新社会。

特赦之后，抚今思昔，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记得我在长沙上中学时读过一篇古文，是欧阳修的《纵囚论》。这篇文章谈到唐太宗李世民曾于贞观六年，将三百多名准备处死的囚犯放回家，让他们料理一下后事，与家人再团聚一次。临走时同他们约定好期限，到时叫他们“自归以就死”。等约定的日期刚到，“而卒自归无后者”，竟然全部回来了。当时，我读到这一段，觉得唐太宗确是了不起，对他的作法感到十分佩服。可今天仔细一想，唐太宗的作法和共产党、人民政府对待战争非犯的作法简直不能相提并论。唐太宗的纵囚，不过是沽名钓誉，收买人心。正如欧阳修所说：“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而党和政府对待我们这些罪犯来取的方法却是既人道，又实际的政造方法，目的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犯人能够脱胎换骨、重新作人。这要比唐太宗的作法更具有积极性，进步得多。

翘首神州，更觉往事如梦、如烟。但这十年的改造生活，却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永远不能忘记，是中国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把我从一个战争罪犯政造成了一个新中国的公民。

资料来源：

《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宋希濂_原国民党军政人物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