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三万里》中的大唐诗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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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个“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的谪仙人，御风而来，骑鲸而去。

是那个“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的高常侍，沙场驰骋，歌行磊落。

是那个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三绝并秀的大唐。

也是那个“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的大唐。

朝代更迭，高楼坍塌，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每个个体生命都将映照在那条名为“历史”的星河里熠熠生辉。而所有的历史，都将在个体身上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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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三万里》这部电影画风很美，唐诗滤镜很重，采莲曲很婉转，柘枝舞很曼妙，胡姬酒肆很喧妍，扬州月色很迷人，但最打动我的是时代兴衰下个体的命运流转。

可能我本身更关注微观的、渺小的、鲜活的个体，而非宏大叙事，喜欢看历史的人，尤其要警惕宏大叙事下被遮蔽的个体生命。

故事是以高适的视角展开的，回忆录式的平铺直叙，有点《百年孤独》的基调。通过高适的回忆叙述了诗仙李白的一生，李白与高适的形象则形成鲜明对比，一个纵横逍遥如鲲鹏，一个沉稳坚韧如磐石。主创方以高适的视角呈现是合理的，他身上有着大多数人的特质，浮沉闾巷之间，半生潦倒，一朝逆袭，更容易使观众共情。

公元744年，名满天下却被赐金放还的李白、屡应不第的杜甫和人到中年踌躇不得志的高适在商丘梁园相会，三人声气相投，惺惺相惜，遂结伴同游。

这一游，就有了后人津津乐道的梁园三杰；这一游，还牵出了“千金买壁”（李白与宗氏缔结良缘）的浪漫佳话。

杜甫诗中“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即是当日之写照。时间若停留在这一刻，那将会是一桩可以媲美“桃园三结义”的文坛美谈。可十年后的安史之乱不仅让大唐山河破碎，也让大唐的诗人们颠沛流离，各奔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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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字达夫，人如其名，通达适世。高适的边塞诗有明显的政论笔调，透露出很强的忧患意识，骨子里是一位政治家。

古人五十知天命，和天真的李白、倔强的杜甫、佛系的王维相比，高适才是真正“知天命”的一位。

在那场颠覆大唐国运的“安史之乱”中，诗仙李白出山入幕，洋洋洒洒写下《永王东巡歌》十一首，成了参与谋反的铁证；诗佛王维为名气所累，被迫接受伪职，染上人生污点；诗圣杜甫一边坚守报效朝廷之心逃离叛军大营，一边穷困潦倒、理直气壮地写诗求接济；七绝圣手王昌龄最惨，回乡途中被自己人俘虏，惨遭冤杀……

唯有高适精准预判，先事玄宗，后又奔投新皇，因获上位者赏识出任淮南节度使，一展胸中抱负，这其中固然有时运加成，眼界和才干也必不可少。《新唐书》记载，李白和郭子仪有刎颈之交，影片中也有呈现，但影片将“二人转”改为“三人行”。为了表现高适重情义，把早年李白搭救郭子仪改成了高适救郭子仪。

安史之乱中，李白“从逆”被捕身陷囹圄，高适明哲保身与其划清界限，影片中又改成高适为了不落人口实暗托郭子仪去救李白。郭子仪当时处境更艰难，有功高盖主之嫌，郭子仪为了报恩，不惜用官爵换得李白自由，郭、白之间的情义更纯正，高适的插足，很牵强。影片中的高适显然被过度美化了。

高适是敏锐的、克制的、务实的，深谙处世保身之诀。

四十六岁入仕，一路青云直上，拜将封侯，这条仕途得来不易，无视李白的求救是出于政治考量，旁人无可指摘，只是这样的权衡取舍，理性中多少带了些凉薄。

今天我们在李白的诗中除了《送张秀才谒高中丞并序》（狱中求救信）之外，已经看不到关于高适的任何痕迹了，但他有一首《君马黄》写到“相知在急难，独好亦何益”，还有一首《箜篌谣》写到“管鲍久已死，何人继其踪”，十分切合浔阳狱中之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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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他天资卓越、天性放诞、天真自负。定庵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塑造这样一个复杂多面、如隔云端的人物，不太容易。

一千个观众心里，会有一千个李白，这版李白，狂放有余，洒脱不足。尽管影片极力呈现李白对仕途的执念，也不回避李白窘迫、投机的一面，但他到底还是继承逍遥游精神范式的谪仙人啊。

少年的他临风而啸：“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中年的他自我放逐：“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暮年遇赦的他驾一叶扁舟顺流而下：“轻舟已过万重山。”临终绝笔：“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短短的几行诗章抒写了诗仙波澜壮阔的一生。他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时而想扣天子门，时而想皈依道门，每以大鹏自况，不堕高举之志，临终自伤，长叹举世无知音。

每读至此，我仿佛看到一个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乱流而渡：被发之叟狂而痴，公无渡河苦渡之。豪迈又悲凉。

影片贬低了李白吗？我觉得没有，它只是想刻画一个更人性的李白。影片中的李白与高适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走出了两条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无关褒贬。

表面看高适功业有成，李白晚节不保，实际上李白才是不可复刻的“盛唐气象”的代表。高适守住了长安吗？长安是守不住的，终有沦陷之日，大唐的烟云也终有消散之时，李白却用他诗歌里的蓬勃之气留给后世一个永不褪色的“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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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和杜甫，唐诗史上不可忽视的两位大诗人。影片中岐王府里出现的王维，立如芝兰玉树，态若水月观音，白衣飘飘，端坐抚琴，自带一分淡漠疏离之气。

这样的人物，光站在那就不禁让人感叹：“世间竟有如此风姿都美之人！”王维扮成乐师，通过岐王的引荐，一曲《郁轮袍》赢得玉真公主赏识，这段出自《唐才子传》，它反映的是唐朝科举流弊，行卷之风盛行。

王维是盛唐诗人中的话题人物、自身颇为矛盾的一个人，王维的镜头不多，那就说说影片之外的王维吧。

摩诘居士，二十岁状元及第，才貌双全，诗名冠代。其人也，心空万壑、穆如清风，符合中国文人审美风范。其亦官亦隐、优游圆融的人生哲学，也符合太平之世多数文人的处世理想。文坛对王维多溢美之词，称王诗在泉为珠，着壁成绘，如久隐山林之人，徒成旷淡。

清仪卫先生则指王维的诗极声色之宗，固然美，只因无血气无性情，有失《风》《骚》之旨。他给我的感觉有一点儿像周作人。你说王维是才子吗？书画、诗词、音律、禅理，无一不精，简直是全能型人才。可他脾气极好，人情练达，清高，但不锋芒，无一点儿才子脾性。

王维骨子里的清贵，使他即便超然出尘有隐逸遁世之心，也不可能像陶渊明那样独任天真。

他无法认同陶渊明为追求真我孑然一身的执着，不为五斗米折腰在他看来却是“忘大守小”，然而他一面“却嫌陶令去官迟”憎恶官场浊流，一面又称赞李林甫“上宰无为化，明时太古同”。

徘徊在“穷”与“通”之间，王维其实很矛盾，并不像他的诗画所表现出的那么宁静淡泊，这也正是后人评价王维“盖山泽间仪态，非山泽间性情”之故。山水性情何也？我以为，应如李太白、谢灵运、陈子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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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意气风发的小杜甫比较符合我心中对少年杜甫的想象，此时的他还没有经过社会的摔打，不是我们后来从文字中熟知的“沉郁顿挫”的杜工部。

杜甫以“京兆杜氏”自居，事实上隔得有点远，但他母族是“五姓七望”中的“清河崔氏”，无论怎么算也称得上家学渊博。

少时杜甫在相对安定富足的环境中成长，也曾是那个“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的热忱少年，结交当世名流，傲称“吾祖诗冠古”。

其祖何人也？修文馆直学士杜审言，大唐第一狂客，“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书迹，合得王羲之北面”，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杜审言是近体诗的奠基人，杜甫精于律诗也就不足为奇了。

影片中还有个细节，高适桌上摆着的那本《河岳英灵集》里没有杜甫的诗，影片结尾借高适书僮之口吐槽了一番。

这本诗集收录了开元、天宝年间著名诗人的诗作，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盛唐诗歌选集。诗集选编定然受选编者个人好恶影响，选编者殷璠以“兴象”论诗，重雅、尚奇、标举风骨，因此这本诗集里推崇的是王维、王昌龄等人。

其实敦煌残卷中也没有发现杜甫的诗，现存唐人选唐诗十余种，杜诗仅存7首，还是晚唐诗人韦庄选录的，这是杜诗第一次被选入唐诗集子。杜诗被认可的过程相对缓慢，其强烈的纪实性和现实主义风格，不太符合唐人诗歌审美的主流，当时人们推崇那种有着汉魏之风的格调高古的诗人，而杜诗，完全是另一条路子。

诗分唐宋。顾随先生说：“欲了解唐诗、盛唐诗，当参考王维、老杜二人，几时参出二人异同，则于中国之旧诗懂过半矣。”

王维和杜甫生活的时代相近，但他们的诗风和命途却迥然不同。王维在世的时候就享有盛名，他是盛唐诗人的理想；而杜甫去世多年后，经韩愈、元稹极力推崇，渐为世人所重，直到宋人论诗，老杜才走向形象圣化的巅峰。

从他二人身上，便可看出唐宋诗的体格性分之殊，即宋人尚理，唐人尚意兴。韩、杜、元、白等虽为唐人，实为唐人之开宋调者。

除了受文坛主流审美倾向影响之外，一方面杜诗批判现实，不受统治阶层重视，当时之人选诗标准大抵要“著王政之兴衰，表国风之善否”，实际上非“兴”非“善”、不合时宜的诗作会被过滤掉。另一方面杜诗虽然写了很多反映民间疾苦的内容，但又不像白居易的诗歌那么通俗易懂、童叟可诵，在民间流传也不太广。

杜甫晚年写道“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读来令人唏嘘。

我很喜欢杜甫的一首诗：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文之一道，不必拘于一人一言、一朝一世，亦不必附和任何一种主张、迁就任何一种审美，遵从本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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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对唐才子群像的塑造稍有遗憾，诗人贺知章、王昌龄、岑参，以及草圣张旭、画圣吴道子、乐圣李龟年，还有“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的潇洒美少年崔宗之等都集中出现在宴饮场合。

影片似乎很想通过纵饮高吟去展现那些人物的文采风流，但在后面安史之乱情节的映衬下，这点风流显得太单薄了。

好比写竹林士贤，你要写吃丹和喝酒，不能只写丹与酒，醉生梦死的场面一而再地叠加，成了令人困惑的行为艺术。反倒是只见其文不见其人的崔颢、“孤帆远影”江上一点留白的孟浩然、长安街头打马折花的常建和惊鸿一瞥的虚构人物裴十二处理得更为巧妙。

改编方面，个人觉得电影毕竟不是纪录片，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吧，历史题材的创作，没有记载的可以虚构，有记载的不能妄改。

为了剧情的流畅和紧凑，适当调整一些人物、事件的时间线是可以的，比如杜甫初见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一日三绝等故事的移植嫁接，应该是主创方有意为之。而像常建登科念出那句“恐逢故里莺花笑，且向长安度一春”是《落第长安》里的句子，这种引用混乱令人莫名，有强行植入之感。

总体来说，《长安三万里》值得一观，挑刺，是基于喜爱。我觉得这部电影最好的地方在于，只叙述，不说教，只呈现，不灌输。

如果你对那段历史、那些人物感兴趣，不妨来一场沉浸式观影，如果你追求剧情的跌宕起伏，又或是对史实方面过于较真，那么近三个小时的观影会如坐针毡。

成年人依然爱看动画，期待看到更多优秀的国漫作品。

-作者-

蒋莹珂，1991年生，安徽宣城人，文博工作者。现为敬亭山诗词学会、宣城市作家协会会员、宣州区作家协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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