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回忆录：（13）再度抗日“八一三”之战（上）

1936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准备对日作战，划全国为几个国防区，我奉命兼任京沪区的负责长官。

这是一个极机密的准备工作，不能公开进行，我在奉命之初，先在中央军校选调了一批干部，筹划一切。

首先，我得考虑一个问题：用什么名义来掩护这个工作的进行呢？

中央军校是一个教育机关，我就在东大楼那座教育长办公室的旁边，设置了一个高级教官室。我利用这个“高教室”的名义，作为一个实际的司令部，把从军校选调来的工作人员，武的就派在参谋处，文的就派在秘书处。

我对工作人员曾有一个很严厉的约束：对外绝不许泄露工作的机密。

一般的人，只知道那是一个高级教官室，是一个教育作业休息的地方。没有一个外人知道，这个小小的地方，竟是孕育伟大的揭开全面抗日战争序幕的指挥部。

机构设立之后，我首先决定两个重要工作，一个是对国防工程的，另一个是对民众组训的。

我派了两批人，分别到京沪区各地去视察，经过半个多月的时间，我把这个“高教室”移驻苏州。

为了不引起人家的注意，先选定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狮子林，作为办公处所，后来因为机构扩大，工作人员增加，狮子林地方仄狭，容纳不了这么多的人，又将这个“高教室”移驻留园。

在移驻留园时，我觉得“高教室”这个名义不能掩护工作的推进，又改对外名义为“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

如果说苏州是全国最负盛名的风景区之一，那么，留园就是代表苏州风景的最足令人留恋的一座名园。

说起这座名园的历史，许多人都知道，那是清代维新后一个鼎鼎大名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家园。这座用民脂民膏所筑成的美轮美奂的名园，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苏州留园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留园集东方古典艺术之特点，一楼一阁，一亭台，一水榭，幽静曲折而有趣，乃至水池里各种各样的金鱼，古老的树木，鲜艳的花卉，都极尽园林之胜。

然而，我今天所留恋的不只是这所名园的风光，而最足令我回味的，还是因为，我在那座名园中考虑过许许多多有关民族抗战前途的问题，决定过许许多多的对敌作战的计划方案。

在那些怪石嵯峨的假山之上，或茂林修竹之中，也曾留下我一点深思熟虑的痕迹啊！

平时当作战时看，我们这群在留园工作的同志们，都怀着这样一种心情，孜孜不怠地工作。同时，我又把这个机关学校化，很有规律地作息。

我常常集合参谋人员研究一些问题，制出若干决定，派出一批一批的人到淞沪线、苏福线、钱澄线一带实地侦察，测量，绘制地图。

这批人回来之后，完成了战术作业和初步的作战方案，并开始构筑淞沪线、苏福线和钱澄线一带的小炮机关枪据点工事。

而这些，都要在种种困难情况下，秘密地工作，特别是在上海，为怕被敌方侦知，更不能不用巧妙的掩护手段来进行。

为了加强军事上、政治上的研究设计工作起见，我又设置了军事研究委员会和政治研究委员会两个附属机构。

两会的职能在于搜集有关军事的和社会科学的学术材料，研究国内外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文化各方面的情形，作出报告或建议。

除了就本部内干部选充为研究委员外，并另行聘请了多位有专门学识的人担任工作，他们都曾给予许多宝贵的意见。

我因为须兼顾中央军校的校务，并时有向政府接洽请示事项，还得常常回南京去，有时，还要到上海去看看。

政府曾为此而给我指定专用车厢一节，随时停挂任何一次客车上，因此，这一个时期，我好像是京沪路上一个来去匆匆的忙人。

这个“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一直到“八一三”的前夕，外间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做什么的，敌方更是始终不知道。

我所任的抗战准备工作得以从容布置，得力于这个秘密机构不少。留园啊！我向你致意。

淞沪会战中，张治中与冯玉祥在一起，研究作战计划

自“一 ·二八”淞沪抗战之后，直到一九三六年，这一整段时间，中日关系在不断地变化发展过程中，日本在东北，早已无耻地让溥仪傀儡登场，而在华北，亦在肆无忌惮地作侵占的准备。

当时的中日关系，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果然，这年8、9月间，中日形势在上海方面开始紧张起来了。

9月23日夜，日本借口出云舰水兵三人，偶然在上海北站附近租界内，被人狙击伤二死一之事，敌海军陆战队全部出动，在青云路、八字桥、粤东中学、天通庵、五卅公墓一带，布满岗哨，派队逡巡，大有挑衅的企图。

虽经多次交涉，渐趋和缓，但其陆战队驻沪数量，则借故增加，各种演习也很频繁，且迭派舰队到宝山、福山镇、段山港、浒涌各港口，测量水位，积极企图进犯。

我当时认为，形势严重，不能不作进一步准备，即将36师由无锡推进至苏州附近，87师由江阴推进至常熟福山一带，原在南京区的88师推进至江阴、无锡，并秘密设计扩充上海保安总团，并于9月23日，向南京政府陈述意见：

一、请将本分区作战上必需之部队，密令配拨，以便指挥。

二、请即令饬通讯主管机关建设京沪分区军用电话及指定地方长途电话战事发动后之使用权。

三、请将京沪铁路及锡沪公路之车辆尽量控制于无锡以西各站、昆山支塘以东及上海附近。

所有船舶，请密令各县尽量诱至吴县、常熟附近，以利我军运输，且免为敌所利用，并请将本区各县船舶车辆明定统制管理办法，俾得于军事运输适时利用。

四、请于本区预定作战地区各要点，囤积必需粮秣，以供军食。

五、请将阵地内已由驻军筑成路基之各路桥梁涵洞，迅予建筑。

当时，我看了南京方面的种种情形，又焦虑，又愤慨，又于十月四日痛切地具申意见：

一、上海为我经济重心，系世界观听，我沪上武力仅保安一团，守土匪易。在事变之初，必先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以重创，至少亦须保持我与租界交通，取攻势防御。

若自甘被动，虽占苏福线或钱澄线，洵属非宜；若迎战不能一举破敌，又不能持久支持，则使国人回忆“一 ·二八”之役，薄现在中央军之无能矣。

二、为达成上述任务，须有兵力6、7个师，以4至5个师任淞沪正面，两师控制浏河、福山、常熟一带，如此，在淞沪附近作战当可支持三个月以上。除现有36、87、88师，请再调3至4个师。

三、大局至此，无论外交如何，似应以抗战决心积极准备，唯各方面仍不免空泛、纾缓、推诿，使部属无所秉承，如徒有作战计划，迄今毫无准备，即其例也。

从这几个月来敌在上海的动态，我推测：中日形势，今后可能更趋恶化。为了应付万一，即于11月初发令，进入下列的部署：

一、令36师、87师在苏福线上一面警戒，一面继续构筑工事。

二、令88师接防钱澄线阵地。

三、以地方团队担任沿江防务。

四、以各县警察为监视哨。

五、令江苏保安第4团分驻浏河、梅李镇、牌头镇等处，为东自浏河附近西迄大港镇地方警察各监视哨后方之支援。

六、成立太湖水警联防处，任太湖水上之警备。

到了12月12日，西安事件突然发生了，南京国民党首要对西安事件主张用军事解决的占多数（我是主张政治解决的少数人之一），在调兵遣将的“讨逆”计划之下，原驻在京沪区的36、88两师被调走了。

这时，对敌戒备的兵力，只有一个87师了。（在几个月后88师才调回，36师到“八一三”战起才调回，这对淞沪作战准备工作是一个顿挫。）我因此担心，敌人乘我内部发生问题的时候，爆发淞沪方面的战事，那就没有好的办法来应付。

不过，上海方面的日军，反而采取了冷静观望的态度，这或者由于当时西安事件出乎日方的意料，它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吧！

1937年7月7日，敌军发动了卢沟桥战事以后，敌人在上海的行动，真是咄咄逼人。

比如：将各通衢哨所的兵力增加，各屋顶架设高射炮，各要点构筑工事，对市中心区及南翔方面试设炮位，日夜继续演习，撤退各地侨民，扩编义勇队及在乡军人队，等等。

它还将原驻汉口的陆战队千余人撤调上海，控制军舰十余艘于浏河至吴淞间，对各海口施行封锁，更先后故意制造水兵宫崎失踪及撕毁日本国旗事件作为口实，真是紧张到了极点。

况且，在敌国内，也已派定正式陆军待命出动。

“七七”以前，我正在青岛养病，忽闻卢沟桥战事起来，即于第二天拒绝医生的劝告，径返南京，接受京沪警备司令官的职务。

这时，我所指挥的驻军，除87师原在常熟、苏州，88师已调至无锡、江阴外，仅江苏省、上海市保安团队数团，原指定协同作战的空军炮兵等，都调到华北去了。

为顾虑军队集中不易及维持上海的资源与海口起见，我不愿在上海轻易发生战争，但万一战争的形势已成，则必求立于主动地位，所以，只能尽力为输送通信等各项工作做好准备。

第2师补充旅到达苏州后，我令其一团化装为上海保安队，入驻虹桥、龙华两飞机场，加强警戒；另一团化装宪兵，开驻松江。

又调江苏保安第2团接替浏河方面江防警戒，将原保安第4团集结至太仓附近，担任岳王市、梅李两区的防务。

这时候，我对上海敌情的判断，自信很实在，很正确。同时，我有一个基本观念：这一次在淞沪对日抗战，一定要争先一着。

我常和人谈起，中国对付日敌，可分作三种时期：

第一种他打我，我不还手；第二种他打我，我才还手；第三种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做“先发制敌”，又叫做“先下手为强”。

“九一八”东北之役，是第一种；“一 ·二八”战役、长城战役，是第二种；这次淞沪战役，应该采用第三种。

我在7月30日，向南京郑重提出这个意见：

我在北方作战，固不宜破坏上海，自损资源，然若敌方有左列征候之一，如：（一）敌决派陆军师团来沪，已开始登轮输送时；（二）敌派航空母舰来沪时；（三）敌在长江舰队来沪集合时；（四）敌在沪提出无理要求，甚至限期答复，即断定敌发动无疑。

则因我主力军远在苏、常以西，输送展开在需时，且上海保安团抵抗力薄，诸种关系，似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

曾迭电具申意见，未蒙核示。兹预拟本军行动标准，谨申呈核，是否有当，敬祈示遵。

南京的复电是：

卅未电悉，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

8月12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从英国进口的M25型坦克在上海四川北路

我知道战争决不能免，就在给南京电报的第二天——8月1日，发布了一篇文告，鼓励我京沪区的卫国将士。开头说：

此日吾民族已临于最后关头，此日吾人亦已临于生死线上！光荣神圣的民族生存抗战之血幕必且展开。

兹特揭橥要义，为本区将士同志告。期以忠勇坚毅，共迎行将到来之无限艰苦但必有无限希望的岁月。

接着历举国耻的由来：

自甲午一役，失地丧师，我同胞忍辱负重，而徒抱复仇雪耻之愿者，殆已四十余年矣。乃敌自此更逞淫威，肆其凶焰，蹂躏我主权，占领我土地，荼毒我人民。

本其岛国野心，妄标大陆政策，鲸吞蚕食，益无忌惮。攻城略地，何日无之？因之“九一八”之血迹未干，“一 ·二八”之屠杀顿起，长城之役甫停，察绥之变旋作。

含垢忍辱既已六年，创巨痛深，几难终日。兹复驱师启衅，扰我平津，更且大举动员，图占冀察。然后挥师南指，侵我中原，跃马西行，纵横朔漠，以遂其逐步吞噬之迷梦。

我最高统帅所以认为最后关头，抗战到底，以求最后之胜利，而举国人士所以奔走呼号，誓死不能退让者，正以此耳。

然后，说到全面抗战实出于不得已，完全为自卫图存：

曩者我中央固深知御侮图存绝对需要抗战，然国家进行建设，又绝对不能放弃和平，故不惜委曲求全，决心准备；更不惜以“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二语，为我神明华胄至苦至难至辱至愤中血泪交萦之信念。

时至今日，敌我间之诸般问题，已非和平所能解决，在我尤非抗战无以图国家民族之生存。全面应战之烽火高燃，舍身报国之良机已至！凡我袍泽，当必奋兴。雪恨歼仇，此其时日！

接着，说到同仇敌忾的真正意义，以坚定将士们的信念与决心：

虽然，我袍泽当知此伟大的神圣民族抗战之必然胜利，实由无量惨痛、无量牺牲所换来，盖唯有牺牲到底之决心，方能博取最后之胜利。

故吾人之生命在此日实无其他生命意义之可言，仅属民族解放之祭礼而已，仅属无量牺牲无量热血牺牲中之一粟而已。

唯具献身为国之决心，方能成就千秋盛业；亦唯具“我死国生”之至勇，方能所向无前！血幕展开而后，我中国每一块土地，均将满布每一个国民之血迹，人人将成英雄烈士，人人可成志士仁人！吾人分属前驱，岂期后死？

当然，流血愈惨，代价愈高，成功成仁，本无二致。凡我将士，莫非同志，平时修养，素重大义。故为报国而言，不能成功，便当成仁；然为自爱而言，如能成仁，亦即成功。此为吾革命军人尽忠负责之真义，亦即克敌制胜之要诀。

本司令官誓本决心，义无返顾。所属诸将士多为昔日同生死共患难之袍泽，自能互相爱护，共膺艰巨。而一念及“一 ·二八”抗敌先烈喋血之壮烈，更必能枕戈待旦，磨砺以须，同仇敌忾，百折不回，从事于最大光荣的且必获最后胜利的神圣抗战。

最后，我提示了对敌作战应注意的几个要点，如誓雪国耻，不怕死，不怕敌人，信仰中央，爱护袍泽，长期苦斗，百折不挠，实行连坐法等等，作为京沪区全体将士的精神教育和纪律基础。

同日，我又发表了一篇《告京沪区民众书》，除提高亡国灭种之警觉及剖析敌国实情外，重在宣示此一战的重要，发动民众，尽力与国军合作。

我在这篇书的结尾说：

凡我民众，无分男女，无问老少，智者尽其能，勇者竭其力，以绥靖地方，杜绝奸宄，厉同仇敌忾之气，坚至死靡它之心，以听命于政府，则虽不擐甲胄，不执干戈，不冒矢石，而其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实且伟大莫与伦比矣。

至于体力精壮，英勇果敢之同胞，愿为父老之前驱，愿作本军之后继者；精警有为，熟悉敌情，能扑灭无耻之汉奸，能肃清敌方之间谍者；抑或有其他一技之长，愿以供战争之使命者，或编入地方组织，或隶属部队机关，不患无效命之机，不患无杀敌之具。

昔孙武子以吴兵复楚，阎应元以江阴抗清，东南为人才文物荟萃之区，孤忠英勇之士，悲壮激烈之操，史不绝书。揆之十步芳草、十室忠信之义，市井田畴，动多壮士，必有闻风兴起者。

自由之葩已胎，独立之旗高举，为民族之英雄，抑为子孙之罪人，决于自择。唯我亲爱同胞，共勉前程，共纾大难，时乎不再，凛凛勿忽。

这样，从各个方面，我都加以准备布置，只待大战时机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