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盗墓案揭开张献忠谜案，沉江秘宝存在吗？屠蜀得到验证了么？

张献忠在四川兵败，为了不让手中的金银财宝落入明军手中，最终选择“江口沉银”。百年来总有人为张献忠“屠川”翻案，直到2016年，眉山发生一起特大盗墓案，真相能否不攻而破呢？

像大多数影视剧中关于藏宝的传说一样，当年张献忠退出成都时，在江口镇遭遇突袭，迫不得已将他积攒的宝藏隐藏了起来。为了待将来不至于找不到藏宝之地，还特意设计了石牛和石鼓作为记号，若有人发现了它们，或许就能找到秘宝。

在藏宝之前，张献忠还做了一件惨绝人寰之事，那就是耸人听闻的“屠川”事件。

《北周书》有记载：“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而蜀后定。”

蜀地向来战乱频发，尤其到了明末，从张献忠、李自成的农民武装，到吴三桂等叛军肆虐，加之连年不断的各种天灾，导致大量人口流失，甚至有着“千百不存一二”的说法。

但是，清史却习惯将蜀地人口锐减的过错归结于张献忠之过。所以，常有一些学者认定张献忠“屠川”有被污蔑和栽赃之嫌。

1644年，张献忠进入成都，当时的明朝官员曾问他为何入川，张献忠给出的答案是：“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归诚则草木不动，抗拒即老幼不留。”这番话似乎成了张献忠要屠川的证据。

诸多资料中都足以证明，明朝晚期的四川人口确实出现了大量锐减。在四川巡抚李乾德的一封书信中，曾描述了张献忠入蜀后的惨状，甚至出现了轻则“割耳截鼻”“断足剁手”的现象，使得四川本地遗民甚少，多是外地迁徙而来，因此有“湖广填四川”的说法。

不过，人口减少有战争之祸，也有瘟疫等天灾之故。民间却更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张献忠，所以才有了传说中的“七杀碑”。甚至一些老辈人还在口口相传着，某处存留的屠蜀遗迹。

除了做出这等惨无人道之事外，更让后世津津乐道的还是张献忠的秘宝。

进入成都后，张献忠建国号“大西”，而且像模像样地设置丞相等职务，铸造钱币、开科取士，俨然与明朝廷无异。至于他所聚敛的大笔财物，自然不是靠当这个土皇帝而来，而是抢掠明朝藩王所得。

1635年，张献忠到达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凤阳，不仅拆了老朱当年当过和尚的皇觉寺，还撅了老朱家的祖坟，而后屠光了凤阳所有富户。

明末的藩王遇到张献忠和李自成也是相当凄惨的，自崇祯十四年至十七年，就有福王、唐王、崇王、岷王、代王、蜀王等十四个显贵王爷被农民军灭了族。而襄王朱翊铭、楚王朱华奎、瑞王朱常浩和蜀王朱至澍都惨死在张献忠手中，单是楚王府的财宝就拉了上百车，更别提富足的蜀地了，由此而聚敛的财富可想而知。

如此多的财富，为何会选择“江口沉银”呢？

清军攻入四川后，张献忠自然无法带着这么多宝物撤退，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也为了留作战备资源，他只好妥善安排这批宝藏。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沉宝其实是张献忠在仓皇出逃之间做出的决定，他当时顺着岷江撤离，却遇到清军两面夹击，相较于性命而言，身外之物也只能放弃，这才被迫将宝物沉江。

数百年来，江口沉银的故事世代流传，自然也吸引了许多盗墓贼的目光。倘若挖到了宝物，后半生荣华富贵尽享。也正是有贪心人，才能让这笔传说中的宝物展现在世人面前。

2005年4月，彭山区江口镇要修建跨江引水工程，同大多数文物出土过程相似，施工过程中挖出一段圆木，而随着圆木散落的还有七个银锭。银锭的表面刻有“崇祯十六年八月，纹银五十两”字样，每个字都清晰可辨。

从年份判断，这些银锭很可能就是张献忠当年所沉之宝。而且，与史料记载的张献忠“木槽夹银”的说法高度吻合。

2011年4月，又是同一河道施工，这一次出水的文物较之七年前有所增多。最重要的是，此次获得的文物证明了它与张献忠的关系，因为其中就有“西王赏功”的金币和银锭等。

这个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盗墓贼的狂欢。地点和宝物与史料记载无二，诸多盗墓贼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甚至有人在夜间以专业的潜水设备潜入遗址区域盗挖文物，而后再以高价倒卖。

2015年前后，警方先后破获十余个盗墓团伙，追回文物上千件。而被追缴回的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金封册、五十两金锭等文物，最后经相关部门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还好没让国宝流失，而对江口的文物保护更是迫在眉睫。

同年，文物部门经过多番验证讨论，认为这处遗址很可能就是当年张献忠江口作战地点。为了避免国家文物再次受损，这才在国家文物局的批准下开启了正式的考古发掘。

从2016年12月26日开启首次挖掘起，至2017年3月便已出水了近万件文物，单是这些就足以印证“江口沉银”的传说。

截至2020年，三期考古前后大概出水了三万件文物，折合人民币至少价值30亿。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考古成果还只是冰山一角。可以说，此处遗址是继北京定陵之后最重要的明代考古发现了。

通过一系列印证，张献忠的秘宝已经从传说变为了现实，那么“屠蜀”一事的真相又如何呢？

无论是野史还是正史，给予张献忠的大部分都是否定。譬如康熙年间的学者毛奇龄在《清代通史》中称张献忠“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实际上明末人口总数也不过“四万万”，所以，此事始终有着各种子虚乌有的猜测，更多的是缺少实证。

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后，曾有两位传教士口述自己在成都的所见所闻，最后形成了《圣教入川记》。书中记载：“计其即位之初，在朝之官总计千人，离川时亦有七百，临死时仅得二十五人。”

据两位传教士说，张献忠为人暴虐成性，每天至少要杀一二百人，累计下来足足残害十万人。“揭头皮”“凌迟碎剐”，种种酷刑，罄竹难书。

尽管太多史料言之凿凿，依然有史学家对此事存疑。读此种种，实难定论，只能期待真相大白的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