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鸿鸣丨维新以传古——罗振玉与近代印刷技术

注：本文发表于《印刷文化》2023年第1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张鸿鸣老师授权发布！

维新以传古——罗振玉与近代印刷技术

张鸿鸣

摘 要：清季以来，铅印、石印、珂罗版、金属版等印刷技术传入中国，并较为广泛地运用到了出版当中。罗振玉接触这些近代印刷技术较早，一生出版了大批兼具美观性与学术性的图录与古籍影印本。本文通过将罗氏与时人往来信札、印书序跋与所印书籍相对照，梳理罗氏在“传古”思想指导下，运用多种近代印刷技术刊行书籍的相关特点。本文认为对近代印刷技术较为熟悉、根据刊行书籍的具体情况灵活选择适合的印书技术、关注从摄影到装订的各个出版环节，是罗氏所印书籍质量较高的主要原因。罗氏虽自言看重珂罗版、轻视石印技术，但实际上他对各种近代印刷方式均有采用，且对传统雕版印刷技术仍极为看重。以罗振玉对近代各种印刷技术的去取态度为个案，可以窥见当时学者们在印刷技术新旧交替的时代环境中新潮与守旧的两种取向。关键词：罗振玉 珂罗版 石印 近代印刷

“传古”是晚清金石学者陈介祺提出的主张，陈氏认为在吉金砖瓦大量出土的时代，第一急务并非对那些新出的材料进行考释研究，而是要尽量准确地著录、保存那些古器物的信息，以免那些珍贵的文字、器型材料因为原物的灭失而湮没无存。[1]陈氏“传古”，以“信今传后”为指导思想，所传之“古”的内涵为青铜器、石刻、砖瓦等出土材料，“传古”的具体方法则是对原器进行传拓。陈氏对金石传拓的种种讲求，见于他所著《传古别录》中，至为矜慎。罗振玉曾印行《簠斋金石文考释》，又曾举大力商购《十钟山房印举》，对陈氏较为熟悉。从罗氏一生印书的旨趣来看，陈氏的“传古”的思想为罗振玉继承，罗氏亦自言“传古乃弟之夙愿”[2]。1940年正月，罗振玉在去世前一月，尚印行了日本藏古写本《华严经音义》[3]，可见其传古之好，至老不衰。

在传古事业上，罗氏较陈氏的发展主要有三点。第一，罗氏所见材料较陈介祺更多。甲骨、简牍等，陈氏均未及寓目，更无侨居日本的因缘际会，而罗氏看重的古籍写卷，亦非陈氏兴趣所在；第二，近代印刷技术的传入，使古器物著录出版的方式更多。此前，器物铭文的著录局限于摹写、传拓、摹刻等方式，而摹写摹刻易失真，传拓又存在数量的限制。陈氏一生特重传拓，但墨拓成本较高，难以作为批量产出的印刷方式，而珂罗版、石印等基于照相的印刷技术，则使准确、大量地印刷古器物图、古写卷、古刊本成为可能。第三，罗氏勤于编印，善于著述。罗氏评价陈氏云：“潍县陈寿卿先生，收藏古金石刻，为海内之冠，顾平生撰述矜慎，至老无成书。”[4]显然有惋惜之意。在此三点之中，第二点尤值得重视。技术的进步与时代密切相关，而个体在时代中的技术选择便显得尤其有趣，本文即以罗氏对不同印刷技术的态度与选择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罗氏如何利用近代印刷技术贯彻“传古”的出版思想，并揭示其中新旧印刷技术的迭代交替。

一、“不殊铢黍”[5]，传古最宜——罗振玉与珂罗版印刷

珂罗版印刷技术是将摄影底片晒制在有涂层的玻璃板上，利用玻璃板进行印刷，这样得到的印刷品能极为真实地反映底片的种种细节，是近代印刷技术中成本较高、效果较好的一种。珂罗版印刷清晰、准确的特点，正能满足“传古”的需要。早在1908年，有正书局以珂罗版影印敦煌遗书，编为《石室秘宝》，而罗振玉正是本次出版的主持人，可见罗氏是最早接触珂罗版技术的中国学者之一。[6]但此时罗氏并未表现出对珂罗版特别的兴趣，罗氏大量使用珂罗版技术印刷书籍，是在辛亥革命之后避居日本期间。在避居日本的九年中（1911-1919），罗氏亲力亲为，直接参与珂罗版印刷的各个环节，留下了不少高质量的书籍（如图一）。梳理罗氏在日本用珂罗版所印诸书的成书过程，可以看出为了追求“传古”的效果，罗氏处处讲求，做了诸多努力。约略言之，有以下数端：

图一：罗振玉在日本用珂罗版印刷的《原本玉篇残卷》

1. 特重摄影，尤重摄影质量。无论是珂罗版、石印，还是金属版，影印古籍、古器物图片的第一步均是拍照。在摄影技术应用之前，对于稀见书籍、拓本留存副本的简便方式为影钞或摹写，但“影不如照，恐有讹误，且照速而写迟”[7]，因此，摄影技术是远比影钞和摹写更为便捷可靠的留存副本的方式。罗氏所见稀见书籍、拓本，往往设法借来拍照，既可留作资料，又可为出版做准备。如罗振玉知日本军人三浦梧楼藏有宋刊《三藏取经诗话》，此书是宋元说经话本的代表作，极为珍贵，即借取拍照。1916年9月，罗氏将此书的照片通过王国维转赠给沈曾植，时罗氏尚未提到要印行此书。当年11月，罗氏又借得德富苏峰所藏《三藏法师写经记》，比对后其认定此书与《三藏取经诗话》系同书之不同版本，决定要将二本一起出版，至1917年，二书均以珂罗版印入《吉石庵丛书》中（图二）。

图二：《吉石庵丛书》本《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

无论采取何种印刷方式，照片质量都直接关系到印刷后的效果，故而罗氏对拍照的质量极为强调。民初摄影尚属较高端的专门技术，而罗氏为印书很可能雇用了特定的摄影师。1921年商务印书馆曾就辑印金文事与罗振玉、王国维商议，罗振玉在给王国维的回信中说：“此事者欲编辑，仍非若弟在海外办法不可，须雇一照相师，先将拓本照出，然后据影片类次。”雇有专人摄影，可见罗氏对印刷之前拍照质量的重视。

罗氏对拍照要求颇高。王国维1916年自日本回国后，与邹安同在上海哈同花园任编辑，两人分持《学术丛编》与《艺术丛编》，罗氏利用自己收藏与积累的资料，为两种杂志供稿不少。1917年，王国维在哈同花园见到王念孙后人王丹铭带来的家藏高邮王氏诸家尺牍，当即寄信给远在日本的罗振玉通报这一情况。后来，这批书信材料被罗氏辑印为《昭代经师手简》及其《二编》。这批王氏尺牍中，有的书信写在彩笺上，拍照不便，罗氏则函告王国维嘱托：“若王君录札，允在此照，更妙；否则，请托季缨设法觅石印书局，照原来尺寸照之，至启至启。”[8]罗氏希望王丹铭能允许王国维将书信寄往日本，在日本进行拍照，显然担心上海的拍照技术达不到要求，即使信札原件不能寄往日本，退而求次在上海拍照，罗氏亦嘱咐底片要“照原来尺寸”。至1918年，王国维已将信札寄到日本，罗氏又覆信王国维称“王兰陔中丞尺牍已照，而不清楚，须印后乃敢将原稿寄还也”[9]，则是要暂留原件以便修版或重拍，可见罗氏对于拍照质量要求较高。

值得注意的是，摄影之于罗氏亦是“传古”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摄影留存资料，要出版便随时可用，对于一些有散佚风险或可能再难见到的资料，摄影亦是重要的保存手段。如1922年，洛阳太学旧址发现大块曹魏三体石经残石，因为碑石过于重大，不便搬运，被碑贾凿为两块。古董商对此石极为宝惜，不轻易示人，罗振玉亦认为此石拓本宝贵难得，于是为求拍照，着实费了一番工夫。罗氏在给王国维的信中记述此事云：

承询魏三体石经。今日始见墨本二叶，一为《尚书·无逸》，二为《春秋 ·文公》，藏石者索万元。且此石出洛东廿五里，乃石之上半，以巨石不便私运，乃中割而为二，两面共损去百余字。弟之所见乃半石之表里，其他半石，即拓本亦不示人，俟此石售出，乃能示以他半。其拓本立时索回,弟乃令小儿陪之闲谈，而阴至照像馆照之，大约一星期可见照片矣。[10]

其后照片冲印出，罗氏亦将此照片寄赠王国维，可见照相技术无论是对于罗氏之搜集资料，还是对于罗氏之出版事业，均具有重要意义。

2. 亲力亲为，熟稔印刷工艺与市场。罗氏印书固然考虑美观与学术性，同时亦不得不印书的成本与销路。罗氏出版的模式，大概以出售所藏书画古玩所得为本金，印书后定价销售，收回成本，再印他书，[11]因而不能不关注印刷成本。在罗氏旅日的九年中，1916年是其出版印书的一个小高峰。此年，罗氏受哈同花园之托编纂《书契后编》《古器物范》《隶草存》《金泥石屑》四书，又印行《殷墟古器物图说》《符牌续录》及十种六册之《吉石庵丛书初集》，可谓成果丰硕。时罗氏对在哈同花园主持《艺术丛编》的邹安说自己本年“大发印书之兴，拟屏一切嗜好专力此事”[12]，但邹安毕竟与罗氏关系较疏，二人交往实为邹安以哈同花园的名义委托罗氏编书，而罗氏编书印书亦需要哈同花园的出资，因而罗氏此话不免有水分。在对王国维的信中，罗氏心迹则更为直白：“弟今年印书之多，亦由于印刷店之衰歇，即此可见一斑矣。”[13]可以推知，印刷行业的不景气带来印书成本的降低，正是罗氏本年“大发印书之兴”的原因之一。至1917年，日本“纸价、印工均飞腾”，罗氏亦叫苦不迭。本年年底，罗氏在给王国维写信总结本年出版成绩时，无可奈何地感叹：“今年《梦郼草堂吉金图》及《吉石庵丛书》第四集可成，以后亦无印书之力，如何如何。”[14]至于罗氏对日本印书工价之熟稔，只需看1916年罗氏在致邹安的信中详细计算的各种印刷账目，便可知罗氏对印刷行业与技术极其熟稔，绝非外行。

近代印刷作为专门的技术工种，与我国传统经史之学有一定的距离，对于传统学者来说，精通印刷诸般工序、与印刷行业从业者过从甚密，是比较少见的情况。而罗振玉在日期间，不仅对于珂罗版印书的程序、工艺与市场甚为知悉，更与印刷技术的从业者有过一段交契。佐藤进曾详细列出了罗振玉在日本期间所影印的图籍与资料目录，指出“这些影印资料的印刷者基本都是小林照片制版所”[15]，并梳理了罗氏与珂罗版印刷名工小林忠治郎之兄原田庄左卫门的交往。罗氏对小林珂罗版印刷的信赖一直持续到了回国之后。1920年5、6月间，罗氏借得陈介祺后人所藏的小盂鼎拓本摄影后，亦将底片寄往日本印制珂罗版复制品，甚至在罗氏出仕伪满洲国后，1937年其主持刊行的《三代吉金文存》仍系小林照片制版所印刷。

3. 随编随印，出版流程中灵活使用多种印刷技术。罗氏在日本用珂罗版所印的图籍多附有序跋，此类序跋多采用石印或金属版印刷，辅文与正文分开印刷的方式，使罗氏印书流程具有较大灵活性。罗氏自述编印《殷墟书契后编》的流程时曾言：“上卷得卅二纸，下卷得四十三纸，共计甲骨千余。今日上卷已照成，下卷二三日内亦成，俟钻线、印好、目成，即可成书矣。”[16]其中“钻线”所指的印刷工艺疑为印制板框（图三），而编制目录却在全书印成以后。罗氏印书甚至有先将内文印出，等待一段时间，序跋写成印好后再行装帧的例子。如1917年12月罗氏致王国维信中说：“弟半月间将一年积欠之序跋作竟，《敦煌古籍丛残》《梦郼草堂吉金图》《吉石庵丛书四集》完全可装订。”[17]可见《敦煌古籍丛残》《梦郼草堂吉金图》《吉石庵丛书四集》三书内文实际已经印成，仅待罗氏写出序跋，即能印好装订。按现行出版要求，稿件需“齐、清、定”后方能下印，罗氏这种灵活的印刷流程，看似不甚严密，一定程度上却有效地提高了成书效率。

图三：《流沙坠简》书影

对于甲骨、金文这些材料来说，罗氏认为录文摹写不如影印，“虽摹写矜慎，或违失差少，然固不如影印之得真”[18]，而珂罗版“影印精善”“浓淡逼真”，显然是最符合罗氏心中“传古”要求的印刷方式。但是，珂罗版也有其问题，如印量有限制，一般只能印200部左右；印刷效果依赖于制版工人的技术；成本昂贵等。1916年邹安在影印《朱曼妻买地券》拓本时，罗氏劝其“若能寄照片来制玻璃板尤妙，否则在沪用玻璃板印之”[19]，可见即便同是珂罗版印刷，日本工艺与上海技术在罗氏看来亦有高下之别。至于珂罗版的花费，罗氏亦不止一次感叹虽然“玻璃板至佳”，但“力又不支”。同样感叹珂罗版昂贵的还有邹安，虽然罗氏为影印《朱曼妻买地券》出了主意，甚至指出“沪上石印，实不见佳”[20]，但从罗氏致函邹安：“《朱曼妻买地券》闻已石印好，祈惠寄一纸。”[21]知邹安最终还是选择了石印，珂罗版的昂贵是时人共识，而石印无疑更为经济便利。虽然罗氏对石印技术屡表不满，但实际上其印书亦不少采用。

二、“不能用也？”——罗振玉与石印技术

石印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并迅速流行开来。与珂罗版的精确相比，石印几乎不能反映底本的浓淡，只能印出非黑即白的效果，但胜在制版方便，成本较低。以之影印古籍，若描润得法，亦能敷用。若直接写印出版，则写工写好上石即可印刷，极为方便。王国维便颇为看重石印技术，将其对古籍传布的意义与雕版印刷之于书籍流通等量齐观：

自雕版行而得书易，石印行而得善本书易。古本、善本阅世愈久，传世愈鲜，非能入肆而求之、尽室而储之也。自有写影入石之法，而古本、善本之仅存者影之印之，一化为什百，为千万，无传写刊刻校勘之劳，亦无因传写刊刻所生之误，法至善也。[22]

王国维从影印古籍、令珍贵古籍化身千百的角度肯定了石印的重要作用，并认为石印影印不会滋生新的错误。罗振玉与王国维在学术观点上有着诸多默契，但在对待石印的态度上，罗振玉明显要消极得多，除了劝邹安不要将《朱曼妻买地券》以石印方式付印外，罗氏还多次表达对石印的不满，特别是上海的石印技术，简直令罗氏反感到了极点。1917年末至1918年初，哈同花园的负责人姬觉弥突发奇想要辑印《四库全书》未收书籍，为了这套四库未收书的印刷方式，罗王二人屡屡通书讨论。有人劝姬觉弥采用石印的方法，罗振玉对王国维表示了激烈的反对。而反对的重要原因，即是罗氏认为石印图籍不够美观，特别是石印无法真实反映底本的浓淡情况，完全无法满足“传古”的要求。又如1917年，秦公簋刚出土时，拓本稀见，罗振玉曾以一本转赠王国维。虽然罗氏赠王国维的秦公簋拓本系新拓，罗氏仍嘱托王国维“影照后宜用玻璃板，石印不能用也”[23]。

从罗氏笔下文字来看，罗氏对石印技术可谓不以为然。但若分析罗氏实际印出的书籍，其中运用石印技术的亦不在少数。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由于珂罗版之昂贵，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罗氏对于不同文献印刷效果的要求亦不尽相同，对于影印图籍与出版自撰著作要求有别。罗氏采取石印，主要有三种情况：

1. 印行图籍中的自撰序跋。如前所揭，罗氏所印图籍中多附有自撰序跋，这些序跋多采用石印或金属版印成。1916年5月罗氏致邹安信中提到本年出版计划，除印《殷墟书契后编》《殷墟古器物图说》《符牌续录》外，还“欲印古器物图录二种，仅二三十页，石印居半”[24]。据前后书信推断，这里所说的“古器物图录二种”似为《金泥石屑》《古器物范图录》，此二书图录部分均为珂罗版精印，罗氏所说“石印居半”，意对二书后所附自撰考证采取石印方法。

2. 影印底本状况较好、精度要求不高的书籍。有些书籍底本清晰，对于印刷效果来说并没有太高的分别墨色浓淡的要求，罗氏往往便采取石印影印。罗氏对珂罗版与石印的灵活去取，在《吉石庵丛书》的印刷方式中可见一斑。该丛书中所收的《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一书，原书书页有破损，用珂罗版能够体现原书页面的层次，因而罗氏采用珂罗版印刷。而像《音注孟子》等状况比较好的刻本或《卜筮书》等字迹清晰的钞本，罗氏则采取了黑白分明的石印印刷。

3. 印行自撰著作，特别是与小学相关的著作。无论是刊行前人著作，还是出版自己的著作，当书籍内容与小学或古文字有关时，罗氏往往采取石印的办法。究其原因，当是这类书籍中有较多的生僻字或古文字字形，若付排印则需要单独篆刻字钉，尤为不便，而采用石印出版，只需写官摹写准确，便不至出错，如罗氏晚年所印的《贞松堂集古遗文》采用的便是石印印刷技术。摹写上石是石印的初始环节，罗氏特别关注石印出版时的字体版式。如罗氏晚年出版所著《居辽杂著》时，与罗福颐、罗继祖共同手书上石，这样既能实现字体美观，又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讹误。

罗氏虽然对石印影印的美观性极不满意，但石印影印毕竟还是基于摄影的影印技术，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原书的字迹。在讨论哈同花园印书事时候，罗振玉还建议《唐韵》一书“直以石印本上板为宜”，可见罗氏对石印技术亦非完全轻视。只是在罗氏观念中，石印技术既不如珂罗版准确传神，又不如雕版印刷有深厚的传统，自然不能满足其“传古”的需求。但在石印流行的大趋势下，罗氏虽屡发牢骚，认为石印“不可用”，最后却也不得不用，并用石印方式出版了大量自撰自辑的著作。“时代压之”，信乎信也。

三、犹遵旧式——罗振玉与铅字印刷

近代铅字排印技术也是罗振玉经常采用的印刷方式。虽然排印只能保存底本的文字内容，但排印方便快捷，且可留纸板随时再印，自有优势。虽然罗氏多用铅字排印自撰序跋或著作，但也有用铅字排印古籍的例子。如《敦煌零拾》一书，即据伯希和抄录之《秦妇吟》文本，再加罗氏自藏敦煌遗书中通俗文字排印而成。虽然罗氏对铅印并没有表现过特别的态度，罗氏排印的书籍亦不及珂罗版印书为人所重，但梳理罗氏排印书籍的一些细节，仍可看出罗氏对铅字排印的要求。

1918年6月，罗氏致函王国维，请王国维代办排印《雪堂校勘群书叙录》事宜，并嘱咐王国维“留纸板，书之天地请公定之，用杭连八开纸”[25]。铅印若排好后直接刷印，则与金属活字无异，拆板后不能再印。若留纸板，用纸板制铅板印刷，则只要纸板仍在，便可随时再印。罗氏专门嘱托“留纸板”，当是出于日后加印的考虑。

除了持续印刷的考虑之外，罗氏对铅字排印的版式亦颇为留心。1919年，王国维在上海排印晚明西学书籍《空际格致》，曾将样本寄给罗振玉。此书系铅字排印本，版式为半页二十行，每两行中一条栏线，这种格式在一般的铅印书籍中较为少见。其后王国维致信罗振玉解释这一版式的来源：

维睹宋本《孟子音义叙篇》一页双行,乃加一直线，其式甚佳，因忆及明无锡铜活字本皆双行一直线，即仿为之,改为半叶廿行，比直线太密者交为好看。[26]

王国维寄信在3月16日，而巧合的是，罗振玉在收到此信之前的3月19日已作一函致王国维：

此次《空际格致》格式，两行行间加一线，此兰雪堂旧式，可用也。[27]

此等默契可为罗王交契添一佳话。明代无锡华氏曾以兰雪堂的名义印过多种铜活字本，包括《艺文类聚》《蔡中郎集》等，均为书林名刻。但从印刷工艺上来说，明代的铜活字与近代的铅字印刷，虽有相似之处，但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印刷方式。罗王将明铜活字的版式用于铅字排印，不能不说不是一种特别的古雅之趣。

四、余论——从未远去的雕版印刷

罗氏生当清末民国，诸多事物均处在新旧交替的阶段，印刷技术亦不例外。先进的近代印刷技术各有优长，罗氏在“传古”的指导思想下，对各种印刷技术灵活去取，各尽其长，在保存文献、传布资料方面为功甚巨。但对于新旧交替时代的人物，仅关注其新潮的一面，忽视守旧的一面，是不科学的。具体到印刷技术来说，我们从罗氏本人的序跋和往来书札中能辑录出不少罗氏对珂罗版等近代印刷技术的评价，而罗氏本人谈到雕版印刷的次数则甚少，但这并不代表罗氏少用雕版印书。相反地，罗氏用雕版印刷的方式刊印书籍的数量并不少，且多为大本精刊，雕刻精工，如罗氏所刊《芒洛冢墓遗文》，字体方劲，是典型的民国精写刻本（图四）。

图四：罗振玉所刻《芒洛冢墓遗文》书影

至于罗氏很少对雕版印刷发表意见的原因，当是由于在罗、王一代人心中，雕版印刷仍是最传统、最正式的出版方式。这一想法在同时代学者中相当普遍，如直到30年代末，陈垣的《励耘书屋丛刻》仍采用雕版印刷的方式出版。然彼时罗氏设想中用以“传古”的雕版印刷，也不免多了新的时代元素，即如前揭哈同花园要印四库未收书事，罗氏虽认为雕版的办法很好，但同时也提出：“有古本者宜照原本影写上木。若《唐韵》直以石印本上板为宜。”[28]在罗氏的语境中，“影写”所指往往不是传统的影钞，而是指拍摄照片。罗氏主张拍照或以石印本上板刊刻，在传统的雕版工艺中增加了一丝现代的气息。无论是在人的观念中，还是在印刷行为本身中，新和旧的交替与渗透都是同时存在的。正是由于近代新旧印书技术的交叉渗透，无论是传统的雕版印刷还是新进的珂罗版、石印技术，均有较为完整的产业存在，由此罗氏可以在“传古”思想的指导下，根据出版内容灵活选择印刷方式。而罗氏印书对印刷工艺的讲求，对于今天的出版行业来说，仍具有不小的借鉴意义。

注释：

[1] 陈介祺在致吴云的信中曾说：“窃谓今日当首以传三代为第一，考释次之，文字传然后人得有以考订。”又云：“我辈所述，乃为传古人，非为传一己。古人传则己必传，是不可不公其心。求古人之是者而我先为传之，正不必其器之在我。”（清）陈介祺《簠斋致吴云书札》，景宜山馆影印本，原书无页码。

[2] 罗振玉1916年9月3日致邹安信，载王贵忱、王大文编：《可居室藏札·罗振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8页。

[3] 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9页。

[4] 罗振玉：《簠斋金石文考释序》，载罗振玉撰述、萧文立编校：《雪堂类稿乙·图籍序跋》，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06页。

[5] 罗振玉：《泰山残刻跋》，载罗振玉撰述、萧文立编校：《雪堂类稿丙·石文跋尾》，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69页。

[6] 可参瞿艳丹：《影印存真：中国近代的珂罗版印刷技术考》，《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2期，第154-155页。

[7] 罗振玉1918年2月10日致王国维信，载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页。

[8] 罗振玉1918年2月10日致王国维信，载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55页。

[9] 罗振玉1918年2月10日致王国维信，载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408页。

[10] 罗振玉1918年2月10日致王国维信，载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559页。

[11] [日]佐藤进：《珂罗版之路的开拓者小林忠治郎》，载王勇主编：《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12] 罗振玉1918年2月10日致王国维信，载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13] 罗振玉1918年2月10日致王国维信，载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页。

[14] 罗振玉1918年2月10日致王国维信，载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15页。

[15] [日]佐藤进：《珂罗版之路的开拓者小林忠治郎》，载王勇主编：《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16] 罗振玉1918年2月10日致王国维信，载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17] 罗振玉1918年2月10日致王国维信，载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16页。

[18] 罗振玉：《集古遗文补遗序》，载罗振玉撰述、萧文立编校：《雪堂类稿乙·图籍序跋》，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

[19] 罗振玉1918年2月10日致王国维信，载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

[20] 罗振玉1918年2月10日致王国维信，载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

[21] 王贵忱、王大文编：《可居室藏札·罗振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页。

[22] 王国维：《百一庐金石丛书序》，载陈乃乾《百一庐金石丛书》卷首，海昌陈氏1921年影印本。

[23] 罗振玉1918年2月10日致王国维信，载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520页。

[24] 王贵忱、王大文编：《可居室藏札·罗振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25] 罗振玉1918年2月10日致王国维信，载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73页。

[26] 罗振玉1918年2月10日致王国维信，载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448页。

[27] 罗振玉1918年2月10日致王国维信，载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449页。

[28] 罗振玉1918年2月10日致王国维信，载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15页。

【作者简介】张鸿鸣，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相关链接：张鸿鸣丨赵开美本《伤寒论》所附牒文考证——兼谈北宋国子监所刻三种医书所附牒文、衔名的位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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