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丨医疗社会史视域下王粲死因的新探索——对“麻风”“疾疫”二说的重勘与省思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李浩老师授权发布！

医疗社会史视域下王粲死因的新探索——对“麻风”“疾疫”二说的重勘与省思

李 浩

摘 要：在寻绎王粲死因这一重要问题上，关键信息应当采信《何颙别传》而非《针灸甲乙经序》。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意在宣扬医道、自神其术，其笔下的张仲景诊王粲病案具有强烈的学术建构倾向，叙述细节难以信从。考诸典籍、征之医理、衡以常情，王粲曾罹患甚至死于麻风病的说法难以成立，至谓王粲辞世与建安二十二年疫病有关，亦出于史料辨析失照后的误为牵合。王粲晚年体型、心态、创作风格的变化乃至最终的死亡，当与“五石汤”所致药源性疾病相关。重勘王粲死因这一经典论题，对今后的中古医疗社会史研究不无启示意义。关键词：王粲；麻风；瘟疫；五石汤；医疗社会史

作为“七子之冠冕”[1]（p572），王粲生平研究素来为学界所重视，相关成果汗牛充栋①。不过，在王粲死因这一关键问题上，前修时彦聚讼纷纭，或以为卒于麻风②，或以为死于建安二十二年（217）的疾疫③，迄今莫衷一是。笔者考诸典籍、征之医理、衡以常情，认为王粲既非卒于麻风，亦非亡于疾疫，而是有可能死于药源性疾病的急性发作。兹略陈拙见于下，以就教于海内外博雅君子。

一、王粲曾患麻风吗：一种常见误解的澄清

（一）《针灸甲乙经序》与《何颙别传》的歧说

诸般史迹表明，“王粲患麻风”说缺乏坚实的证据支撑，至谓王粲卒于麻风，更属悬拟之辞。20世纪以降，主张王粲死于麻风者主要是依据皇甫谧《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序》（下称《甲乙经序》）的下述记载：

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勿服。居三日,仲景见仲宣谓日：服汤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信。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2]（p16-17）

前辈学者以此为据，复引《黄帝内经》《诸病源候论》等书，指出《甲乙经序》所言王粲疾病的临床表征与麻风落眉和超长潜伏期两大特点若合符契，故认定王粲死于麻风[3]（p280），[4]（p20-24）。该观点乍看有理，然论证过程实不无缺憾。盖张仲景诊王粲病案并非仅见于《甲乙经序》，今考《太平御览》（下称“《御览》”）卷七二二“方术部三·医二”条引《何颙别传》（下称“《别传》”）云：

同郡张仲景总角造颙，谓曰：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名医。卒如其言。颙先识独觉，言无虚发。王仲宣年十七，尝遇仲景，仲景曰：君有病，宜服五石汤，不治且成门，后年三十，当眉落。仲宣以其贳长也，远不治也。后至三十，疾果成，竟眉落，其精如此。仲景之方术今传于世。[5]（p3198）

《御览》卷七三九“疾病部二·总叙疾病下”条引《别传》核心内容与此略同[5]（p3277），惟因部类主旨有异，对前后文有所删节。《太平广记》卷二一八“医一·张仲景”条引梁人殷芸《小说》亦云：

何颙妙有知人之鉴。初，郡张仲景总角造颙。颙谓曰：“君用思精密，而韵不能高，将为良医矣。”仲景后果有奇术。王仲宣年十七时，过仲景，仲景谓之曰：“君体有病，宜服五石汤；若不治，年及三十，当眉落。”仲宣以其赊远，不治。后至三十，果觉眉落，其精如此。世咸叹颙之知人。[6]（p1664）

据殷芸自注，上文系袭自南朝宋刘敬叔《异苑》[7]（p304）。前后对照可知，《别传》《异苑》当有着相同或相近的史源，更重要的是，二书所载王粲生平关键信息与《甲乙经序》大异其趣——在前二者的叙述中，王粲系三十“眉落”，且落眉与王粲辞世无关。

（二）“造作故事”：《针灸甲乙经序》的学术建构倾向

百余年来，持“王粲卒于麻风”论者多基于“皇甫氏著作的准确性、权威性为当世之人所肯定。从本书的写作年代与王粲生活年代看，虚构的可能性也不大”[8]（p30）等理由服膺《甲乙经序》的记载，并有意无意地忽略、淡化《别传》与皇甫谧叙述相龃龉的地方。但笔者认为，在寻绎王粲死因这一重要问题上，关键信息还是应当采信《别传》而非《甲乙经序》，盖前者在内容的可靠性、文字的规范性方面更具有优势。诚然，《甲乙经序》作于西晋太康年间，但《别传》亦非晚出文献。众所周知，《御览》各子目下抄录文献大体是遵照时代顺序④，今考《御览》卷七二二“方术部三·医二”条引《别传》在张仲景《方序》《魏志》《蜀志》之上，《东观汉记》《钟离意别传》之下[5]（p3197-3198），卷七三九“疾病部二·总叙疾病下”条引《别传》在赵岐《三辅决录》与刘桢《与曹植书》之上，皇甫谧《高士传》与《自序》之下[5]（p3277），然则《别传》亦作于汉晋间，相去王粲生活的年代不远。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事实是，《针灸甲乙经》虽成书、刊行很早，但现存主要版本是明正统本、嘉靖本和《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2]（p5）。历经1300余年的传抄、刊刻，《针灸甲乙经》正文鲁鱼亥豕、手民误植已不知凡几，遑论皇甫谧的序文。相较之下，收录《别传》的《御览》有宋刻本存世，虽云类书抄撮或不免删削之弊，但将《御览》卷七二二、卷七三九两处引文互勘，并与宋刘敬叔《异苑》、梁殷芸《小说》相较，可知是书所载王粲病案史源有征、在关键信息上仍存《别传》之旧。两相比对，较之喜妄行校改旧书的明刻，载于宋刻本的《别传》在生平关键信息保留方面无疑更具权威性。

此外，同是记载张仲景诊王粲病案，《别传》《甲乙经序》各有其特定叙述意图，然相较而言，《别传》比意在自神其术、宣扬医道的《甲乙经序》更具客观性。《别传》记王粲病案是为了呼应何颙“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名医”[5]（p3197）的断语，以张仲景医术大行于世、“卒如其言”建构“颙先识独觉，言无虚发”[5]（p3197）的历史形象。与《别传》有相同或相近的史源的《异苑》《小说》同样是着眼于刻画“何颙妙有知人之鉴”“仲景后果有奇术”“世咸叹颙之知人”[6]（p1665）。因此，如果说《别传》叙事存在所谓“历史学家的技艺”[9]⑤，那也是集中于塑造何颙知人、识人的形象以供史官采撷，作者缺乏篡改王粲生平关键信息的主观动机，故从医疗史研究角度而言，《别传》所载王粲病案更接近无意识史料。皇甫谧则不然，为达至特定言说意图，其人行文间或喜夸大、附会⑥，《帝王世纪》等书“妄引谶记，好奇骋博”[10]（p1），在唐时已为颜师古所讥，《甲乙经序》亦有此弊。余嘉锡先生尝谓“古书多造作故事”[11]（p252），盖“百家杂说，皆以立意为宗，不以叙事为主；意主于达，故譬喻以致其思；事为之宾，故附会以圆其说”[11]（p253），但作者为取信世人，又常常“影附事迹，历叙源流”，所谓“既皆实有其人，固非绝无可考。曲折虽多，因缘终在”[11]（p253）。若衡以余先生所言“造作故事”之“七端”[11]（p253），则皇甫谧序文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曰“托之古人，以自尊其道”[11]（p253），《甲乙经序》冠以“黄帝三部”[2]（p16）便是明证；二曰“心有爱憎，意有向背，则多溢美溢恶之言，叙事遂过其实”[11]（p256），如序文深诋“华佗性恶矜技，终以戮死”[2]（p17）；三曰用事“如诗人运典，苟有助于文章，固不问其真伪也”[11]（p261），如谓王粲“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今考《甲乙经序》叙王粲病案上下文语境云：

中古名医有俞跗、医缓、扁鹊，秦有医和，汉有仓公，其论皆经理识本，非徒诊病而已。汉有华佗、张仲景。华佗奇方异治，施世者多，亦不能尽记其本末。若知直祭酒刘季琰，病发于畏恶，治之而瘥。云后九年，季琰病应发，发当有感，仍本于畏恶，病动必死，终如其言。仲景见侍中王仲宣……终如其言。此二事虽扁鹊、仓公无以加也。[2]（p16-17）

《甲乙经序》精心构建出“神农→黄帝→雷公→伊尹→俞跗、医缓、扁鹊→医和→仓公→华佗、张仲景→皇甫谧”的医疗史谱系，明显意在自神其术，为《针灸甲乙经》的刊行张本。皇甫谧强调：

甘露中，吾病风加苦聋百日，方治要皆浅近。乃撰集三部，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至为十二卷。……夫受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由此言之，焉可忽乎？[2]（p20-21）

今考《鬼谷子·捭阖》曰：

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阴阳其和，终始其义。故言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财利、得意、喜欲，为“阳”，曰始。故言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为“阴”，曰终。诸言法阳之类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诸言法阴之类者，皆曰终；言恶以终其谋。[12]（p17）

《甲乙经序》无疑使用了捭阖话术。皇甫谧指出，“精通于医道”则能成全“忠孝之心，仁慈之性”，保全君父、赤子于“危困”，这是他的“始”；而另一方面，刘季琰与王粲之死则是所谓“终”，它们是皇甫谧凸显“不知医事”的危险性、“精通于医道”之重要性以及自我经典化的“话语”⑦。由于《甲乙经序》伊始的言说意图便是震耸世俗，使民众对医术、医书生敬畏心，是以无论是华佗预知刘季琰九年后病动必死，抑或张仲景言王粲“眉落半年而死”，其结局都只能是“终如其言”。因此，借用余嘉锡先生的话来说，皇甫谧笔下的王粲之死乃是“以立意为宗，不以叙事为主”“意主于达”“事为之宾”[11]（p253）“固不问其真伪也”[11]（p261）。正因皇甫谧的叙述太富于学术建构意味⑧，现存汉魏六朝文献言及王粲“眉落”事未有采信《甲乙经序》者，而《别传》则与《异苑》《小说》所录高度吻合，形成了史料称引的证据链条。

（三）“王粲卒于麻风”说发覆

当我们对《甲乙经序》的史料价值有上述客观认知后，再复盘此前研究成果，就会发现“王粲卒于麻风”的说法从根本上便难以成立，因为它违背了诸多临床医学常识。就管见所及，较早将王粲“眉落”联想成麻风的是章太炎先生，其《论狐惑及疠》一文谓：

若《甲乙经》序称：王仲宣年二十余……仲宣犹不信，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死。此眉落当是今之大麻风，广中是病多传子孙，少时不觉，及期而作，故仲景能预知之，若梅毒则不得逾二十年而发也。[3]（p280）

章先生不过是就孤证《甲乙经序》略作推测，所言初非定论，然后人多踵步其说。夷考其实，临床医学中诊察眉毛的确可作为反映人体健康状况的重要标志[13]（p80），但章先生似未意识到，麻风有相当几率导致落眉固属事实，但“眉落”却并不一定意味着罹患麻风⑨。过量服用含砷、硒等元素的矿物药即会因重金属中毒导致落眉[14]（p758、p760-761），这在服食成风的汉魏六朝时期恐并不罕见。虚羸早衰也会导致40岁以内的人眉毛掉落[13]（p80），《诸病源候论》卷三“虚劳候”云：

六极者一曰气极，令人内虚，五脏不足，邪气多，正气少，不欲言。二曰血极，令人无颜色，眉发堕落，忽忽喜忘。……六曰精极，令人少气噏噏然，内虚，五脏气不足，发毛落，悲伤喜忘。七伤者……六曰风雨寒暑伤形，形伤发肤枯夭。[15]（p32-33）

同书卷二七发毛诸病“须发秃落候”云：

足少阳，胆之经也，其荣在须；足少阴，肾之经也，其华在发。冲任之脉，为十二经之海，谓之血海，其别络上唇口。若血盛则荣于须发，故须发美；若血气衰弱，经脉虚竭，不能荣润，故须发秃落。[15]（p283-284）

同卷“令生眉毛候”曰：“足太阳之经，其脉起于目内，上额交巅。血气盛，则眉美有毫，血少则眉恶。”[15]（p286）今考王粲十四岁时“幼弱，容状短小”[16]（p597），十七岁时“貌寝而体弱”[16]（p598），即便是在其已成为邺下文人集团核心的壮年依旧是“体弱，不足起其文”[16]（p608），然则王粲先天不足，身体素来孱弱；宜乎《别传》载王粲“年十七时，过仲景”，张仲景面诊后即嘱其服用治疗“虚冷七伤”[17]（p51）的“五石汤”，并警告他积极治疗，否则“年三十”时将因早衰而眉落。同样是讲述此事，《甲乙经序》则将王粲邂逅张仲景的年龄定在二十岁，较《别传》晚三年；至若张仲景对疾病预后的研判，《别传》只是说“不治且成门，后年三十，当眉落”，皇甫谧则叙述作“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相应的，王粲的终局亦由《别传》的“后至三十，疾果成，竟眉落”转为“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的严重后果。如前所述，皇甫谧这些行文安排意在宣扬医道、自神其术，但从某种程度上说，恰恰是其改动构成了对张仲景高明医道的消解——古今临床医学均证实，人在40岁后都会出现眉毛外侧逐渐掉落的自然衰老征象[13]（p80）⑩，因而相较《别传》里张仲景“后年三十，当眉落”的医学预判，《甲乙经序》“四十当眉落”的表述可谓毫无预见性、启示性，反而解构了张仲景的医术神话。当然，尽管在学理层面存在缺憾，但皇甫谧刻意安排时间节点的初衷达到了——经过其精心编制，《甲乙经序》中王粲“眉落半年而死”的年龄与真实历史中王粲41岁去世的事实完全契合，这无疑令其叙事具备了某种“真实性”与“合理性”，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其言说意图。

章太炎等前辈学者推测王粲死因时选择采信《甲乙经序》，吊诡的是，皇甫谧基于后见之明炮制的谰言适足以成为“王粲卒于麻风”论的反证。首先，内科学告诉我们，麻风（leprosy）平均潜伏期为4到10年，免疫力强弱决定了个体感染麻风分枝杆菌后是否发病以及发病的类型和过程[14]（p551）。麻风虽有超长潜伏期的案例[14]（p551），但倘若是王粲感染麻风分枝杆菌，以其“貌寝而体弱”[16]（p598）的免疫力水平，决不可能“后二十年”方发作。其次，作为一种慢性感染性疾病，麻风主要侵犯皮肤和周围神经，它虽可致畸、致残或毁容，却很少引起死亡[14]（p550-551），更不会令人在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迅速死亡。最后，麻风虽非致命的急性传染病，但其临床表现却委实可怖，睡虎地秦简《封诊式》曰：

丙无眉，艮本绝，鼻腔坏，刺其鼻不嚏。肘膝……到……两足下踦，溃一所。其手无胈。令号，其音气败，疠也。[18]（p156）

《黄帝内经素问·风论篇》云：

疠者，有荣气热胕，其气不清，故使其鼻柱坏而色败，皮肤疡溃，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疠风，或名曰寒热。[19]（p162）

《诸病源候论》卷二“恶风须眉坠落候”曰：

大风病，须眉堕落者，皆从风湿冷得之。……或体痒搔之，渐渐生疮，经年不瘥，即成风疾。八方之风，皆能为邪。邪客于经络，久而不去，与血气相干，则使荣卫不和，淫邪散溢，故面色败，皮肤伤，鼻柱坏，须眉落。[15]（p26）

由于麻风导致的皮肤与器官损害形态多样且观感不佳，故在古代被视为见弃于天的恶疾[20]（p255），患者通常要接受隔离，《论语·雍也》云：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21]（p383）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曰：

甲有完城旦罪，未断，今甲疠，问甲何以论？当迁疠所处之；或曰当迁迁所定杀。城旦、鬼薪疠，何论？当迁疠迁所。[18]（p122）

类似处置案例在汉魏六朝时期也不罕见[22]（p275-276），兹不赘举。除却物理隔离、肉体折磨，麻风患者尚需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盖在中古中国，麻风被赋予了强烈的道德隐喻意味——病人的道德堕落与不仁之行通常被认为是招致“恶疾”的重要诱因[15]（p29），[17]（p434）。由于麻风病人被严重污名化，是故韩愈临终犹召群僧诫以“无诳人云'韩愈癞死’”[23]（p204）自证清白⑪，长孙子彦更是在世俗偏见的巨大压力下以生命为代价“自明”所患非麻风⑫。

明乎此，则知王粲断无可能罹患麻风。内科学通常将麻风分为结核样型、界限类偏结核样型、界限类、界限类偏瘤型、瘤型、未定类六种[14]（p552）。个体感染麻风杆菌后，抵抗力中等者表现为未定类、结核样型或界限类偏结核型麻风；抵抗力弱者多表现为界限类或界限类偏瘤型麻风；抵抗力很弱者则表现为瘤型麻风[24]（p689）；其中界限类、界限类偏瘤型、瘤型麻风均存在“眉落”的临床症状[14]（p552）。考虑到王粲身体素弱，抵抗力欠佳，假设其罹患麻风，无疑应是界限类偏瘤型或瘤型，其临床表现当十分明显。然考之史实，建安二十一年（216）二月，曹操平定张鲁，自南郑还邺，王粲随从，作《从军诗》其一以美其事；同年五月，曹操晋封魏王，王粲作《蕤宾钟铭》《无射钟铭》襄赞王业；同年十一月，王粲从曹操征吴至谯，作《从军诗》其二、三、四、五[25]（p108-109）。如果采信“王粲卒于麻风”论者的说法，则建安二十一年九月王粲已然“眉落”，且将在“一百八十七日”内病情迅速恶化，那么按照中古时期安置麻风病人的通例，“面色败，皮肤伤，鼻柱坏，须眉落”[15]（p26）的王粲不仅无法继续陪王伴驾，而且将面临强制隔离，并持续承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但事实却是，从建安二十一年二月到次年正月，王粲行程安排一切如常，“太祖游观出入，多得骖乘”[16]（p666），且其出席的多为大型政治、军事活动。曹植《王仲宣诔》亦印证了这点：

君以显举，秉机省闼。戴蝉珥貂，朱衣皓带。入侍帷幄，出拥华盖。……嗟彼东夷，凭江阻湖，骚扰边境，劳我师徒。……君侍华毂，辉辉王涂。思荣怀附，望彼来威。如何不济，运极命衰。寝疾弥留，吉往凶归。呜呼哀哉！……吾与夫子，义贯丹青。好和琴瑟，分过友生。庶几遐年，携手同征。如何奄忽，弃我夙零。……丧柩既臻，将反魏京，灵輀回轨，自骥悲鸣。[26]（p243）

由“入侍帷幄，出拥华盖”“君侍华毂，辉辉王涂”云云可知，王粲辞世前一直在正常履行其侍中的职务。从“吉往凶归”“如何奄忽，弃我夙零”等语来看，王粲遽然辞世在众人意料之外，其于建安二十一年十一月出发征吴时身体状况并无明显异样。今考王粲征吴途中所作《从军诗》其四曰：

朝发邺都桥，暮济白马津。逍遥河堤上，左右望我军。连舫逾万艘，带甲千万人。率彼东南路，将定一举勋。……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25]（p9）

详玩文意，完全看不到任何病痛所致精神折磨的痕迹。至若《王仲宣诔》“丧柩既臻，将反魏京，灵輀回轨，自骥悲鸣”云云，似可与《世说新语·伤逝》下述记载相参：

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27]（p748）

魏国高层选择将王粲的灵柩由前线迁回邺城而非就地掩埋，曹丕率群下临丧集体悼念王粲，这些举动都指向一个事实——王粲绝非死于时人观念中“弃于天”的“恶疾”[20]（p255）。综上所述，王粲从未罹患过“恶疾”麻风，更不可能死于此病，“王粲卒于麻风”不过是前人为皇甫谧《甲乙经序》所误导后的悬拟之辞。

二、王粲非卒于疾疫考

王粲辞世与建安年间的疾疫无涉，部分学人将二者牵合系出于史料误读。建安二十二年的疫病的确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26]（p262）

不过，曹植旋即强调：“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26]（p263）“侍中关内侯”王粲“戴蝉珥貂，朱衣皓带。入侍帷幄，出拥华盖”[26]（p243）“太祖游观出入，多得骖乘”[16]（p666），正是“若是者鲜焉”的“重貂累蓐之门”，以其身份地位，亡于疫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当然，另一个更为重要、同时也无可辩驳的理由是，疫病肆虐是在建安二十二年冬季。《后汉书·孝献帝纪》云：“（二十二年）冬，有星孛于东北。是岁大疫。”[28]（p389）《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218）“夏四月”条下裴松之注引《魏书》载王令亦曰：“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16]（p51）而王粲系于“二十二春，道病卒”[16]（p599），时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26]（p241），显然，其辞世与建安二十二年末的疫病大流行无关。

部分学者复据《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春，道病卒”[16]（p599）云云，推测王粲死于军中“大疫”，其主要依据是《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的下述记载：

建安二十二年，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16]（p468）

此说同样无法成立。建安二十二年春，驻扎在居巢的魏国军队确曾发生过“大疫”⑬。然考《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云：

二十二年春正月，王军居巢，二月，进军屯江西郝谿。权在濡须口筑城拒守，遂逼攻之，权退走。三月，王引军还，留夏侯惇、曹仁、张辽等屯居巢。[16]（p49）

参以《三国志·魏书·臧霸传》曰：

从讨孙权，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霸从讨孙权于濡须口，与张辽为前锋……太祖善之，拜扬威将军，假节。后权乞降，太祖还，留霸与夏侯惇等屯居巢。[16]（p538）

复考《三国志·魏书·张辽传》云：“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复征孙权，到合肥，循行辽战处，叹息者良久。乃增辽兵，多留诸军，徙屯居巢。”[16]（p519）同书《夏侯惇传》云：“二十一年，从征孙权还，使惇都督二十六军，留居巢。”[16]（p268）由上述材料可知，建安二十二年初曹军驻扎居巢计两次：建安二十一年十月以后，王粲、夏侯惇、张辽、臧霸等人皆追随曹操讨伐孙权，建安二十二年正月驻军居巢⑭，王粲于此月二十四日去世；二月，“进军屯江西郝谿”并逼攻“濡须口”[16]（p49），孙权退走；三月，曹操“引军还”，留夏侯惇、臧霸、张辽等人屯兵居巢，司马朗“到居巢，军士大疫”当在此时。盖依照《三国志》书写体例，凡建安二十一年征吴伊始即随从曹操攻打居巢者，如王粲、夏侯惇、臧霸等，史法均明言其“从征吴”“从讨孙权”“从征孙权”，《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的叙事笔法却非如此。此因建安二十二年三月曹操已然北上，“留霸与夏侯惇等屯居巢”与“留督濡须”[16]（p1288）的吴国将领周泰相拒，“都督二十六军”、总括其事者系夏侯惇，故司马朗本传不言“从征”“从讨”，仅谓其“建安二十二年，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16]（p468）。如前所言，王粲已在是年正月二十四去世，自然不可能死于三月居巢驻军中流行的“大疫”⑮。笔者上述推测在曹丕《又与吴质书》里得到了印证，其辞曰：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而伟长独怀文抱质……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16]（p608）

《又与吴质书》是曹丕在“谓百年己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16]（p608）的悲伤情绪下书写，诉说对象又是其最为信赖的左膀右臂吴质，信中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篡改事实。曹丕抱着“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16]（p608）的自觉意识依次提到徐干、应玚、陈琳、刘桢、阮瑀、王粲等人，并明确指出建安二十二年的“疾疫”令“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其中不包括王粲。而吴质回信言“何意数年之间，死丧略尽，臣独何德，以堪久长。陈、徐、刘、应，才学所著，诚如来命，惜其不遂，可为痛切”[29]（p1221），亦全然未提及王粲，显然对曹丕所言并无异议。综上所述，王粲之死与建安年间的疾疫无关。

三、新的假说：“石发”与王粲之死

王粲可能死于药源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无论《甲乙经序》《别传》对“张仲景诊王粲病案”时间节点的叙述如何大相径庭，它们在一个关键问题的描述上却是高度一致的，即张仲景曾嘱咐王粲“服五石汤”[2]（p16），[5]（p3198）。此“五石汤”即风靡整个中古时期的“五石散”（寒食散）⑯，只不过在剂型上一为汤剂，一为散剂。宁稼雨先生尝引殷芸《小说》“后至三十，果觉眉落，其精如此”云云，并推测道：“或许这意味着王粲在三十以后服用过五石散，至少对服散之事十分关注。”[30]（p79）笔者认同此猜想。王粲本就“体弱”[16]（p598，p608），只是其在十七岁初遇仲景时仍年少气盛，故而对服药养生之说似颇不以为然；三十眉落⑰意味着其虚羸进一步加重，对年届而立的王粲来说，触动应当更大，盖在中古时期普遍的医疗观念里，毛发被认为是“构成生命的主要元素之一”，其异样是“某种疾病的病症，有时甚至是病笃不治的死侯”[31]（p565），王粲素以“博物多识”[16]（p598）著称，对此当多少有所耳闻。更何况，就现存文献来看，三十岁后的王粲尚有心悸、不寐等症候⑱：

[1]循阶除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臆。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登楼赋》[25]（p20）

[2]目炯炯而不寐，心忉怛而惕惊。（《闲邪赋》）[25]（p17）

[3]淹徘徊以想像，心弥结而纡萦。昼忽忽其若昏，夜炯炯而至明。（《伤夭赋》）[25]（p17）

今考《诸病源候论》卷三“虚劳候”云：

七伤者……五曰忧愁思虑伤心，心伤苦惊，喜忘善怒。六曰风雨寒暑伤形，形伤发肤枯夭。七曰大恐惧不节伤志，志伤恍惚不乐。[15]（p33）

同书卷三“虚劳惊悸候”云：“心藏神而主血脉，虚劳损伤血脉，致令心气不足，因为邪气所乘，则使惊而悸动不定。”[15]（p38）同卷“虚劳不得眠候”云：

荣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也，化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脏六腑，以应刻数焉。……今邪气客于脏腑，则卫气独营其外……不得入于阴，阴气虚，故目不得眠。[15]（p39）

要之，举凡王粲身上所见反映其健康状况的临床症候如落眉、心悸、不寐，无不责诸“虚劳”，而自东汉末年以迄隋唐，“五石汤”及其衍生方剂如大五石泽兰丸、小五石泽兰丸、五石肾气丸、五石乌头丸、五石更生散、五石护命散、邵靳散等向来被认为是治疗“缓弱”“虚冷七伤”“虚劳百病”[17]（p51、p54、p68、p832-833）的绝佳方剂，所谓“男子五劳七伤、虚羸着床，医不能治，服此无不愈”[17]（p832），此时的王粲，无论从生理抑或心理上，均有充分理由服用当年张仲景向其郑重推荐的“五石汤”。刘敬叔《异苑》“礜石冢”条似足为此论佐证，其辞曰：

魏武北征蹋顿，升岭眺瞩，见一山岗，不生草木。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礜石死，而石气蒸出外，故卉木焦灭。”即令凿看，果得大墓，有礜石满茔。仲宣博识强记，皆此类也。一说粲在荆州，从刘表登鄣山而见此异。魏武之平乌桓，粲犹在江南。此言为谲。[32]（p656）

殷芸《小说》亦载此事[32]（p1034），唯文字略有异同。前贤对此事究竟发生在塞北抑或江南，自刘宋时起已有异辞，故后世颇有聚讼[7]（p310）。实际上，对本论题而言，故事发生地域的考证并不特别重要，因为从“通性的真实”[33]（p492）角度而言，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即王粲能够准确分辨礜石。据《御览》卷五九九“礼仪部三八·冢墓三”引《异苑》，此“礜石”乃“特生礜石”[5]（p2528），《千金翼方》卷二“本草上”条云：

特生礜石。味甘，温，有毒。主明目，利耳，腹内绝寒，破坚结及鼠瘘，杀百虫恶兽。久服延年。一名苍礜石，一名鼠毒。生西域，采无时。[17]（p581）

将前引文献与王献之《静息帖》、葛洪《抱朴子》、陶弘景《神农本草经》互参，可知礜石乃中古服石风气下的习见配伍药物[34]（p23-24、p30），这进一步说明，王粲对“五石汤”及其衍生方剂十分熟悉⑲。今考曹植《王仲宣诔》云：

感昔宴会，志各高厉。予戏夫子，金石难弊。人命靡常，吉凶异制。此欢之人，孰先陨越。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论死生，存亡数度。子犹怀疑，求之明据。[26]（p243）

然则中年王粲在生命观上不信所谓“存亡数度”，这与曹操的观念比较接近，后者在《步出夏门行》中指出“盈缩之期，不但在天”[35]（p11）。职是之故，尽管曹操有过“痛哉世人，见欺神仙”[35]（p219）的感慨，但仍相信“养怡之福，可得永年”[35]（p11），故“好养性法，亦解方药”“习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饮鸩酒”[16]（p54）。笔者认为，王粲对“死生”的态度与曹操有相似之处，出于养生疗疾的目的，他在三十以后开始服用“五石汤”，而“五石汤”所致的药源性疾病“石发”则对王粲的文学创作乃至整个人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首先，“石发”强化了王粲的性格缺陷。王粲早年性格“简易”“通侻”[16]（p598），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逐渐向“躁竞”发展，韦诞谓其“伤于肥戆”[16]（p604），《文心雕龙·体性》说“仲宣躁锐”[1]（p376），同书《程器》称“仲宣轻脆以躁竞”[1]（p602），《颜氏家训·文章》言“王粲率躁见嫌”[36]（p237）。尤为典型者则如《三国志·杜袭传》所载：

粲强识博闻……至其见敬不及洽、袭。袭尝独见，至于夜半。粲性躁竞，起坐曰：“不知公对杜袭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岂有尽邪？卿昼侍可矣，悒悒于此，欲兼之乎。”[16]（p666）

一位早年“体弱通侻”[16]（p598）之人“躁竞”若此，当与服石难脱干系。药理学研究表明，“五石汤”中的白石英、紫石英、钟乳、赤石脂等药物不仅会对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造成损害，还会导致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功能紊乱[34]（p23-24），所谓“逆常理，反正性”[15]（p77）“昼夜不得寐，愁忧患怒，自惊跳悸恐，恍惚忘误”[15]（p73），何晏服散后“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16]（p821），北魏道武帝服散后“归咎群下，喜怒乖常，谓百僚左右人不可信”“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37]（p44），皆是其例。王粲“率躁”“躁竞”都与“石发”所致的自主神经与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紊乱息息相关。

其次，“石发”给王粲身心带来的变化令其文学创作的内容与风格亦随之改变，特别是在邺下文人集团同题材写作中，王粲的作品往往带有某些近乎病态的鲜明特色。以田猎赋为例，挚虞《文章流别论》云：

建安中，魏文帝从武帝出猎，赋命陈琳、王粲、应瑒、刘桢并作。琳为《武猎》，粲为《羽猎》，瑒为《西狩》，桢为《大阅》。凡此各有所长，粲其最也。[38]（p105）

如果我们细心比勘上述作品中的现存段落，便会发现，相较而言，王粲对某些血腥、残忍意象有刻意的迷恋，如《羽猎赋》云：

禽兽振骇，魂亡气夺，举首触丝，摇足遇挞。陷心裂胃，溃脑破颊。鹰犬竞逐，奕奕霏霏。下耩穷牒，搏肉噬肌。[25]（p20）

《七释》同样有此倾向，其辞曰：

于是刚禽狡兽，惊斥跋扈，突围负阻，莫能婴御。乃使晋冯、鲁卞，注其赑怒，徒搏熊豹，袒暴兕武，顿犀掎象，破脰裂股，当足遇手，摧为四五。[38]（p124）

即便跳开田猎题材，王粲的这种病态审美倾向依然存在。如《寡妇赋》本是应教之作，但相较曹丕同题作品的注重气氛渲染与烘托，王粲赋径言“欲引刃而自裁”[25]（p18），文风更为凄厉。窃以为，此种文风与“石发”所致身心折磨息息相关。皇甫谧曾因服五石散“失度”而“委顿不伦，尝悲恚，叩刃欲自杀”[39]（p1415）“对食垂涕，援刀欲自刺”[15]（p73），故其作品充满了血腥的悲壮和惨烈，洋溢着自虐的快感，对割鼻、割耳乃至自杀等行为不乏推崇性描写 [40]（p28），[34]（p33-34），王粲亦复如是⑳。

最后，“石发”不仅令王粲晚年体型发生改变，还最终导致其死亡。韦诞称“仲宣伤于肥戆”[16]（p604），“肥戆”二字如何理解，前贤莫衷一是。笔者认同俞绍初先生的看法，即“肥”指王粲晚年体态，“戆”指其躁竞之性情[25]（p94）。素来羸弱的王粲何以会变得体“肥”？窃以为仍与“石发”相关。考《南史·徐嗣伯传》云：

时直阴将军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许剂，无益，更患冷，夏日常复衣。……俄而坐起，曰“热不可忍，乞冷饮。”嗣伯以水与之，一饮一升，病都差。自尔恒发热，冬月犹单挥衬㉑，体更肥壮。[41]（p839-840）

病理性肥胖常常是内分泌-代谢异常所致[42]（p807），而长期服用“五石汤（散）”等矿石类药物恰恰会导致内分泌-代谢方面的异常，是以徐嗣伯“体更肥壮”，王粲晚年“伤于肥戆”。王粲遽然辞世也与“石发”这一药源性疾病的急性发作相关，《诸病源候论》卷六“寒食散发候”引皇甫谧云：

其失节度者……或心痛如刺……于诸痛之内，心痛最急，救之若赴汤火，乃可济耳。或有气断绝，不知人，时蹶，口不得开，病者不自知，当须傍人救之。……凡有寒食散药者，虽素聪明，发皆顽嚚，告舍难喻也。以此死者，不可胜计。……吾每一发，气绝不知人，虽复自知有方，力不复施也。如此之弊，岁有八九，幸家人大小以法救之，犹时有小违错，况都不知者哉！[15]（p69-75）

皇甫谧还举出了若干实例，其辞曰：

或暴发不常，夭害年命，是以族弟长互，舌缩入喉；东海王良夫，痈疮陷背；陇西辛长绪，脊肉烂溃；蜀郡赵公烈，中表六丧；悉寒食散之所为也。远者数十岁，近者五六岁，余虽视息，犹溺人之笑耳。[15]（p66-67）

参以白居易《思旧》诗云：

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43]（p2273）

可见矿石类药物所致药源性疾病在急性发作期有着极高的死亡率，容易令当事人“暴夭”。更值得关注的是，王粲“气血虚少”的体质与“五石汤（散）”的特性决定了上述不良后果更容易在他身上出现，《诸病源候论》卷六“寒食散发候”云：

人有服散两三剂不发者，此人脉沉难发，发不令人觉，药势行已，药但于内发，不出形于外。……其疾者不解消息，便谓顿休，续后更服；或谓病痼药微，倍更增石；或更杂服众石，非一也。……夫病家气血虚少，不能宣通，杂石之性卒相和合，更相尘瘀，便成牢积。其病身不知是石不和，精华不发，不能致热消疾，便谓是冷盛牢剧，服之无已。[15]（p62-65）

这种因不了解药性所造成的非主观故意的药物滥用危害巨大，东晋陈延之在《小品方》中指出，时人“望石入腹即热。即见未热，服之弥多。既见石不即效，便谓不得其力，至后发动之日，都不自疑是石，不肯作石消息，便作异治者，多致其害”[44]（p163）。“五石汤”创方之本意在疗“虚冷七伤，时寒热，体痛乏力，补肾，治百病方”[17]（p51），倘正确运用、终症即止，其副作用未始不可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但对很多中古时期的服石者而言，他们常常会出于非主观故意的原因陷入前揭“服之无已”“便成牢积”的恶性循环㉒，终致“暴发不常，夭害年命”。从这一角度而言，王粲死于“石发”㉓乃“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45]（p2253）。

四、余 论

综上所述，王粲既非卒于麻风，亦非亡于疾疫。重勘两种旧说，对今后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启示之一是，应该更加注重医学史料的考辨，以期破除可能存在的文献迷障。孙德谦先生曾指出，“古书有所载之事，案之时代，竟不合者”，此“寓言也”[46]（p247），“必问其事之有无则滞矣，故凡书中记载，即考其不合，不可不归之寓言耳”[46]（p248），余嘉锡先生谓“百家杂说，皆以立意为宗，不以叙事为主”[11]（p253），故“古书多造作故事”[11]（p252），盖亦此意。这种情形在早期中国医学文献，特别是医家传记与医书序文中并不罕见，前人或因受制于时代背景、言说语境，或出于深层的文化关怀意图，或基于构建中国医学史线性演进之目的，对部分医学“寓言”“故事”乃至“神话”辨析不足，那么基于这些材料得出的结论则未必尽如人意，皇甫谧《甲乙经序》中的“王粲病案”即是范例。显然，在今后的医疗史研究中，有必要进一步搁置对研究对象的偏爱，对诸多医学“寓言”“神话”和程式化、模块化的医疗书写保持警惕，同时不有意无意的忽略反面证据、引用史料兼顾上下文、不断章取义[47]（p149），庶几可得出无限接近于事实的结论。

明确王粲与张仲景“五石汤”间的密切联系同样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古医疗史的认知。关于“五石散”，皇甫谧有一个著名论断，即“寒食药”虽“出自仲景”，然“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15]（p66），秦丞祖《寒食散论》亦谓“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也”[27]（p87）。所谓“始服”“首获”“服者弥繁”“大行于世”云云，无不是以断言的方式确立何晏服药行为的标志意义。而20世纪以降的中国医学史在叙述上似乎也接受了这种“断裂性的处理”，以昭示某种“必然性”[48]（p129）。但借用严耕望先生的话来说，皇甫谧等人所言仍属“历史意见”，而非“历史定论”[47]（p40）。事实上，西汉初年齐王侍医即曾“自练五石服之”[49]（p2810），名医淳于意还特地引前人典籍告诫他“中热不溲，不可服五石”[49]（p2811），同时代南越王墓陪葬品中亦有五色药石[50]（p228）。降及东汉末年，张仲景以“五石汤”授王粲，王粲则言此前早有“在世服生礜石”而死者。更有趣的是，正始名士王弼与酷爱服用五石散的何晏往来密切，而前者恰恰是王粲的嗣孙。由此看来，相较滥觞自皇甫谧的“始服此药”者的固有标签，“喜于近利，未睹后患”[15]（p66）的何晏似乎更应被认定为依托其政治、文化地位的无形之“势”令五石散“大行于世”的“神效”鼓吹者。而在何晏之前，尽管“用之者寡”[27]（p87），尽管药物名称及配伍可能有异，但服五石养生在社会上已有流传，“历史进化以渐不以骤”[51]（p160），这可能更符合中古医学演进的原貌。

注释：①参见缪钺《王粲行年考》，载《读史存稿（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4-85页；俞绍初校点《王粲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3-110页；吴云、唐绍忠注《王粲集注》，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153-161页；张蕾校注《王粲集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82-190页。② 参见章太炎《论狐惑及疠》，载《章太炎全集（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0页；潘白尘《读张仲景替王仲宣诊病一则有感》，《江苏中医》1957年第2期；王树芬《论张仲景诊王仲宣一案的真实性及其价值》，《中华医史杂志》1997年第1期；周勋初《王粲患麻疯病说》，载《文史知新》，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4页；郭霭春《中国医史年表》，载张伯礼等主编《郭霭春全集（卷十一）》，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年版，第19页。

③参见许光岐《关于张仲景为王仲宣诊病故事的考察》，《上海中医药杂志》1958年3月号；前揭《王粲集》，第110页；钱超尘《王粲死于大疫非死于麻风考》，《中医文献杂志》2008年第3期；何健东《谈“张仲景见王粲故事”之真伪》，《河南中医》2008年第2期；岳岭《东汉建安年间疫病考证二题》，《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④此处所言乃总的体例，全书亦间有例外，如《御览》卷七二二“方术部三·医二”条下依次为《史记》、《东观汉记》、《钟离意别传》、《何颙别传》、张仲景《方序》、高湛《养生论》、《魏志》、《蜀志》、《晋书》、《晋中兴书》、刘敬叔《异苑》、《宋书》，基本是遵照时代顺序，唯高湛《养生论》作为后世文献列于张仲景《方序》与《魏志》间，似颇为不经，然细加考察，则知《养生论》引文乃言王叔和编次张仲景方论，恰是对张仲景《方序》的补充，并非刻意破坏全书体例。

⑤《史通·采撰篇》曰：“夫郡国之籍，谱牒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至于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颍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汉、晋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见刘知幾撰，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评《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5页。《何颙别传》与此类似，也是后人撰写、供史官采撷的材料，叙事存在所谓“历史学家的技艺”自是应有之义。

⑥关于皇甫谧的这一特点，参见前揭许光岐《关于张仲景为王仲宣诊病故事的考察》；王建中、田树仁《从王粲病案谈到<黄帝内经>》，《陕西中医函授》2001年第6期。

⑦这种以预言患者数年后“必死”来凸显医者高明的桥段在《后汉书·方术列传·华佗传》《三国志·魏书·方技传·华佗传》中比比皆是，见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36-2739页；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99-802页。

⑧部分研究者喜欢强调皇甫谧“著作的准确性、权威性”，实则不仅《甲乙经序》所言王粲之死系孤证，即便《针灸甲乙经》文本自身亦非绝对“准确”，皇甫谧就曾坦言《针灸甲乙经》“其本论，其文有理，虽不切于近事，不甚删也。若必精要，俟其闲暇，当撰核以为教经云尔。”见张灿玾等《针灸甲乙经校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1页。

⑨医学研究表明，麻风患者的家属发病率较高，说明遗传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麻风的发病，见林果为等主编《实用内科学（第15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版，第551页。章太炎先生云“广中是病多传子孙，少时不觉，及期而作”即指此现象，至其据此推测王粲患麻风“故仲景能预知之，若梅毒则不得逾二十年而发也”，则难称笃论。

⑩头发的脱落同样遵循此规律，见人民卫生出版社校勘整理《黄帝内经素问》，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相关研究请参看林富士《头发、疾病与医疗──以汉唐之间的医学文献为主的初步探讨》，载《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553-614页，特别是第558-559页。

⑪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详参拙作《韩愈“服硫黄”新证》，《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秋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82-84页。

⑫《北史·长孙子彦传》曰：“子彦……末年石发，举体生疮，虽亲戚兄弟以为恶疾。子彦曰：'恶疾如此，难以自明。世无良医，吾其死矣！尝闻恶疾蝮蛇螫之不痛，试为求之，当令兄弟知我。’乃于南山得蛇，以股触之，痛楚号叫，俄而肿死。”见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 815-816页。

⑬此处的“大疫”与建安二十二年冬季在普通民众间肆虐的“大疫”有所不同，它是与军事行动密切相关的战场疾病，其诱因包括水土不服、忽视卫生、规模性感染具有区域性特点的寄生虫病（如血吸虫、马来西亚丝虫、恙虫）等等。淮南王刘安谏汉武帝伐南越谓“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欧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又云“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79-2781页），所谓“疾疠”即是此类“大疫”。又，晋葛洪《抱朴子内篇·登涉》谓：“吴楚之野，暑湿郁蒸，虽衡霍正岳，犹多毒蠚也。又有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实水虫也……缘口中物如角弩，以气为矢，则因水而射人，中人身者即发疮，中影者亦病……又有沙虱，水陆皆有，其新雨后及晨暮前，跋涉必着人。”（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6页）葛洪文中所言寄生虫亦常常在不熟悉南方独特地理环境与气候的北人南征军中引发“大疫”。

⑭《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将此事系于建安二十一年冬，见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20页。

⑮如前所述，以王粲的身份地位，其亡于疫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如果“入侍帷幄，出拥华盖”的王粲染病，那么以疫病的传播速度，作为其密切接触者的魏国军方高层均有患病的可能，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三月以后屯留居巢的夏侯惇、臧霸、张辽等人都不曾感染疫病，兖州刺史司马朗若非“军士大疫”后“躬巡视，致医药”，也不会罹患“疫疠”“不能自救”。

⑯“五石散”方剂源自张仲景乃学界共识，详参余嘉锡《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6-209页；拙作《疾病与先唐文学三题》，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22-23页。

⑰对于王粲未遵医嘱而“眉落”这件事本身，《甲乙经序》与《别传》并无异辞，其分歧在于时间，本文采纳的是《别传》《异苑》《小说》的说法，理由见本文第一部分第二小节。

⑱下文作品的系年综合参考了前揭缪钺《王粲行年考》、俞绍初《王粲集》、吴云、唐绍忠《王粲集注》及张蕾《王粲集校注》等书（文）。

⑲胡孚琛先生据此推测说：“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已言社会上有服生矾石之人，可知道士以石药炼丹，名士服五石养生，在魏晋之前就在社会上流传很久了。”见氏著《魏晋神仙道教》，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页。按胡先生原文作“矾石”，故此处照录。“矾”的繁体字与“礜”相近，故易混淆，然宋本《御览》作“礜”，则当以作“礜”为是，亦可参见拙作《疾病与先唐文学三题》，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24页脚注①。

⑳王粲《大暑赋》“体烦茹以于悒，心愤闷而窘惶”（俞绍初《王粲集》，第13页）云云同样是将病态感受融入赋作的典范。曹植、陈琳、刘祯的同题作品皆无病态描写，唯王粲言“烦茹”“于悒”“愤闷”。今考今考《诸病源候论》卷六“解散除热候”云“夫服散之人，觉热则洗，觉饥则食。若洗、食不时，失其节度，令石势壅结，否塞不解而生热”，“解散上气候”云“服散将适失所，取温太过，热搏荣卫，而气逆上。其状，胸满短气”，“解散烦闷候”云“将适失宜，冷热相搏，石势不得宣化，热气乘于脏，故令烦闷也”（高文柱《诸病源候论校注》，学苑出版社2018年版，第78、81页），然则王粲“体烦茹以于悒，心愤闷而窘惶”不徒缘于天气炎热，亦与“石发”息息相关。所值注意者，王粲此时“心愤闷而窘惶”与其三十左右时因“虚劳”而“心弥结而纡萦”，复又不同矣。

㉑白居易《思旧》诗言“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273页），可与徐嗣伯“恒发热，冬月犹单挥衬”事互参，此皆“石发”所致。

㉒无论是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抑或刘宋的王微，他们都曾受惠于五石散或相近配方的矿石药物，因而在副作用发生后都不怀疑是石药中毒，反认为是新增加的疾病，故未能及时停药，这最终使他们陷入了“药源性疾病”的恶性循环，详参拙作《六朝士人服散中毒之缘由》，《中医药文化》2014年第2期。

㉓王粲显然属于《诸病源候论》所言“气血虚少，不能宣通”“脉沉难发，发不令人觉，药势行已，药但于内发，不出形于外”者，这意味着他很可能“不解消息，便谓顿休，续后更服；或谓病痼药微，倍更增石”，其结果便是“服之无已”“更相尘瘀，便成牢积”，经年累月的损害导致药源性疾病的急性发作，而行军途中难以进行有效治疗，故王粲“吉往凶归”、遽然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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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浩（1989- ），文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两汉思想史、中古文学与医疗社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