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我心目中的黄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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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1989年被称之为“动乱”的事件平息了!

但是,由于内部和外部诸多人为因素依然在起着作用,不仅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受到了影响,而且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形成的红红火火的投资热潮,也猝然地冷却下来!有的国家打着制裁的幌子,公然停止履行在华投资、供货、建厂等合同;更有甚者,他们还单方面撕毁协议,从大陆抽回早已到位的外资。就说有些爱国侨商吧,也从积极回国投资暂时改为观望的态度了。从此,我们国家进入了被邓小平同志称为“韬光养晦”的时期了!

黄如论先生或许真的就是一个“特立独行者”,他在福州亲自经历了这场“动乱”事件,可一点也没有动摇回国投资的决心。他飞返菲律宾以后,很快又把回国投资的决心化作具体的爱国行动,带着自己在菲律宾打拼的血汗钱回到了福州,立即创建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

这年是1991年3月。仔细算来,黄如论先生已经走过40年的人生历程了!就说他离开祖国下南洋、闯菲律宾吧,也整整10年了!

作为一位作家,我也有寻常百姓的心态,想知道黄如论先生经商中的传奇经历;但是,我还有着与寻常百姓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写书人必须具备独立的艺术视角。换句话说,我更想了解黄如论先生创造传奇经历的前因后果,以及和他性格相符的心路历程。我记得在一次闲谈中,当我向黄如论先生讲完长征中的“北上”和“南进”之争以后,遂话锋一转,又有意地问道:

“如果说当年毛泽东力主北上,是坚信抗日是唯一正确的政治主张,那么老弟力排众议回国投资,又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持着你呢?”

“爱国!”黄如论先生以不容置疑的口气答说。

“为了爱国,你就不怕把血汗钱赔光吗?”

“第一是不怕,就像当年陈嘉庚先生那样。第二嘛”黄如论先生有意停了一下,遂又幽默地笑着说,“我当时不仅不担心把血汗钱赔光,而且还坚信回国投资一定能赚到大钱。”

“你当时的根据是什么呢?”

“用毛主席的话说,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我听后一怔,看着表情严肃的黄如论先生,近似自语地重复道: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对!第一,我相信共产党不会失败,第二,我相信邓小平先生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会改变,第三,我相信共产党是真心地想把国家搞好,第四,国家再次向海外的侨商发出回国投资的邀请。”黄如论先生说罢有意暂停片时,遂又以反问的口气说道,“柱子哥,这四条是不是政治?”

“当然是政治!”

“因此,我就毫不犹豫地回国投资了!”

“你为什么还把福州当做回国投资的首选地?就是因为福州是你的故乡吗?”

黄如论先生微微地点了点头。

“你应该知道林则徐的乘龙快婿沈德桢吧?”

“知道!他曾任福州船政大臣。”

“他当年坚拒出任船政大臣的理由就是,不要在自己的家乡为官、做事。”

“可是,我还知道家乡有爱自己的父老乡亲!再说,像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经商人,只有把自己的家乡当做开拓事业的根据地。”

接着,黄如论先生又告诉我:当他回国考察看到福州一片百废待兴的情景,内心有着常人所没有的酸楚,一种愧这座古城、这片热土的情感打心底油然而生。最后,他似有无限感慨地说道:

“就这样,我本着爱国的情怀回国投资、建业,又本着报效桑梓与建设家乡的热望回到了福州,决定独资成立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

黄如论先生回到福州以后,受到有关部门的热烈欢迎。可以想见,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关单位对他这样一个敢于开顶风船角色的侨商投资者——哪怕就是单单为了宣传招商引资,也会给予很高规格的接待和足够的热情。自然,黄如论先生也感到了祖国对侨商回国投资的温暖。但是,这种温暖没有持续多久,他就发现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令他不解和寒心。下边,请看黄如论先生在成立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困难。

那时,我们国家有关的职能部门,一方面高分贝宣传吸引外资——尤其是欢迎爱国侨商来华投资,另一方面与其配套的有关法律还在建立之中。因此,有些前来投资的外商,经常是为了一些具体的法规一拖就是几个月。作为过来人,我就亲耳听说过,有些来华投资的外商,由于经不住这个拖字就打道回府了!多年之后,黄如论先生也向我讲述了当年饱受法规滞后之苦的典型事例:为了独资筹建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他就不知向有关部门咨询过多少次。事后他曾无奈地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这个曾受到格外欢迎的侨商,就差把他们的门坎踏平了!好在我那时刚到不惑之年,又有着爱国的热情,所以不怕跑断双腿,几乎是天天登门和他们打交道。”

其次,我们有些政府部门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这是几十年来形成的官场陋习,与改革开放的时代是如此的格格不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习以为常的官场陋习,早已变成了制约时代前进的一条绳索。我清楚地记得,不仅外商深受其苦,就说国内犹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的乡镇企业家吧,他们也急得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希望自己的项目快些审批下来。俗话说得好,你有千条妙计,他有一定之规,这些大小官僚们依然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直言之,他们照旧天天上班打扑克、织毛衣,下班洗桑拿、有饭局,如果你给他们提意见,他更照旧推倭扯皮,搞得当事人急得欲哭无泪。可是他们呢,还是照旧踩着钟点上班、下班,继续打他们的扑克,织她们的毛衣,再不行就说今天有会,改天再议。每当说起当年吃过的官僚主义的苦,黄如论先生只有摇首叹息!

再其次,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官场中出现了被鲁迅先生称之为沉渣泛起的腐败现象。我记得那个时代有一句喊得最响、争议最大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也或许是为了争取时间,获得效率,逼得一些外商一包括一些乡镇企业家就只好在金钱上打起了主意。结果,就产生了拿金钱换时间、换效率的买卖。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对内外商人而言叫行贿,对大小官员而言叫受贿。随着时间的推移,行贿者直言有钱没有办不了的事,受贿者也坦言给多少钱办多少事,双方不但十分默契,而且还括不知耻地说:公平!对此,我曾问过黄如论先生:

“你在创办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的时候,曾经大量送礼给过一些官员吗?”

“那得看你讲的大量送礼是个什么概念。”

“简单地说,为了办成事情,你曾经用过钱或用钱买东西送给官员。”

“多大数额?”

“就性质而言,一元和一个亿是一样的。”

“这不符合中国法律的界定,通常说的请客吃饭、送酒送烟是不受法律制裁的。在生意场合请客吃饭,礼仪往来,符合中国传统的人情礼节,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我坚决不会做钱财往来等超出了法律界限的事。”

“我再说一遍,就性质而言,这与送一栋别墅、1000万元是一样的。”

黄如论先生听后笑了起来,而且笑得是那样的开心。

“你为什么发笑?”

“我笑柱子哥太书生气了!”

“理由呢?”

“简单!按照你界定的尺度去衡量,如果将吃饭、喝酒这样的正常社会交往也划归为行贿、受贿的话,我敢说中国大地上的中外商人——包括大小官员没有一个是干净的,都曾行贿过,也曾受贿过。”

为此,我还曾经和一些学者、朋友讨论过,导致行贿、受贿等官场腐败的最终根源,但终无定论。从理论上讲,有官就有私,有私就有弊,有弊就有贿,这是无法根绝的社会病态。用一句过了时的话说,只要有阶级存在,就一定会有阶级斗争。直言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是,在当下的中国出现种种大规模、高级别、大额度的行贿和受贿——或曰官场和商场如此腐败的互动,不仅令国人担忧,而且也授给了外国人攻击我们国家的把柄。我为了进一步探寻个究竟,有意地问道:

“你能给我讲讲你为什么要送礼给各级官员吗?当然,我说的这种送礼是小打小闹,是在正常情理之屮的。”

“可以!”

接着,黄如论先生以筹建独资的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为例,向我讲了他所忍受的难以启齿的苦楚:

“当年,我为了筹建这家独资的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前后需要经过五十多个部门的审批,要加盖五十多个部门的公章。为了顺利地盖上每一个公章,至少要惊动五个人,加起来我必须要和二百五十多个人打交道。再者,政府部门办事情要一级一级审批,时间周期比较长,照政府正常的办事效率与程序,我都不知道这五十多个公章要盖到什么时候,为了尽快落实这个问题,投身公司建设,我就不得不一个一个部门地去找,还得赔上脸色。”

黄如论先生说罢无比痛苦地看着我,似乎一种莫名的屈辱袭上了心头,他好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对此,我也陷人了沉重的凝思,许久没有说出一句话来。最后,我近似自语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如果因为政府部门迟迟不作为,而导致社会行贿,这能叫‘官逼商贿’吗?”

“我不知道!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为了报效祖国,回家乡来投资,让我看够了大小官员们那冰冷的表情和眼色。”他有些愤怒地沉吟片时,又说道,“更令我难以忍受的是,某些官员不仅看人下菜碟,而且还以貌取人。”

“何为以貌取人?”

“举例说,那时福州的官员——甚至老百姓,受台湾商人的影响很大,只要看到开宝马车的、戴劳力士手表的就是有钱的外商,他们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出有关部门,值班的官员笑脸相迎,办起事来也没有那么多麻烦。”

在我和黄如论先生的交往中,知道他有两大嗜好,一是爱车,二是爱表。其中,尤其是手表,他能背出一类手表的排名,也知道劳力士是二类手表的第一名。为此,我近似玩笑地说:

“你不是说过吗?劳力士是二类手表,那你戴上一块一类手表不就更好办事了吗?”

“那时,他们并不知道一类手表的名字啊!为此,我也只好买了一块劳力士手表戴在手上。”

“咳!这就应了我们家乡的一句俗语:不识朱砂者,一定把朱砂当红土;不识黄金者,一定把黄金当黄铜哟!”

多年之后,当黄如论先生说起这段经历的时候,他几乎是含着泪水和我讲了如下这段话:

“前一阵子,我对我的长子黄涛说:父亲为什么不让你做房地产?因为在这个领域,我是受尽了人生的苦难。房地产是一个项目牵涉面非常广的企业,一个项目往往要盖五十多个公章。当时的中国,办每件事情都要找人托关系、帮忙。我已经太累了,所以不让你走老路。你想想,有时盖一个章,我要找五个人。连打字员、经办、打杂、科长、处长,都要说尽好话。五十多个公章,就要找二百多个人,你想想,这个过程中我要受多少气。在菲律宾,我饱受人生苦难;在福州,我更是饱受人生苦难。当时为了装面子,买了一块劳力士手表戴在手上。我酒量不大,为了求人家办事,不能喝也要喝,直到倒下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