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稳定以后，人们有余粮，才能发展家畜饲养，于是有稳定的肉类可以佐膳。我国主要的家畜是猪，从更新世猪类古生物学的报告、遗传学的分析和考古学的证据，都证实中国是家猪（Susscrofa）的起源中心地区之一，这段历史至少可以推到7000年前。河母渡遗址出土大量的家猪骨骼，根据72头较完整的标本鉴定，少年个体（包括幼猪）约占总数54%，成年个体（2~3岁）占34%，老年个体仅占10%。这些比例说明两种现象：第一，养猪是为了食肉，所以少年与成年两类标本约占90%；第二，农业生产水平尚低，没有充足余裕的粮食饲养。河姆渡出土一件陶猪，腹部下垂，体态肥胖，四肢较短，前躯与后躯的比例（1∶1）介于野猪（7∶3）和现代家猪（3∶7）之间，这也说明家猪饲养还处于初步阶段。半坡出土的猪骨也是家猪，幼猪占大多数，和河姆渡早期的情形类似。
家畜和农作相互依存，上述河姆渡出土的稻穗纹陶盆残片表现得最清楚，稻穗纹旁边刻着一只猪（残）。这是艺术上的反映，一般考古证据显示，时代愈晚，家畜骨骼发现愈多。陕县庙底沟26个龙山文化窖穴，所出家畜骨骼数量比同地168个仰韶文化窖穴出土的还多。
华北黄土高原地形被沟谷切割，长江中下游因河流湖泊纵横分布，使得我国早期的文明地区缺乏开阔的牧场；天然植物的景观也缺少大型食草动物赖以生活的草被。这些因素导致我国先民畜养不是牛或绵羊，而是猪，新石器遗址发现的动物骨骼多以猪为主，可以证明这项推测。以猪为主的家畜饲养影响中国文明既深且巨，它和小米或稻米的农耕共同形成我国食米吃肉的文明。中国本部人们不喝乳类，不吃乳酪，自成一个饮食文化圈，和草原带往西一直到西欧的乳酪圈截然不同，其差别早在六七千年前就确立了，真所谓“其来有自”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