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生存环境异常恶劣。虽然有个状元头衔，但张謇根本没有可能从政府那里弄来一分钱，这和日本的三井、三菱财团形成鲜明对比。不过张謇颇具现代企业家的进取思想，他公开向社会集股60万两，分6 000股，每股100两，预计每股每年可以获利22两。他打算以两个月为期，在上海、南通、海门三处完成认购。
事情还是困难重重，很多人惊讶地问张謇，啥是工厂啊？啥是股份啊？就这样，工厂在磕磕绊绊的历程中活活准备了将近五年，一直到1899年，这家纱厂才正式开工。
不过，在聪明的张謇的率领下，这家纱厂获利颇丰，而且不断扩大经营范围，试图像日本那些财阀一样，掌控一个行业的上下游。他在南通注册了“二十年内，百里之内，不准别家另设纺厂”的专利权，算是有了一点垄断的优势，不过这在当时也是很通行的做法。除此之外，纱厂的壮大几乎全凭商业上的运作。在纱厂正常生产后，为了降低棉花的收购成本，张謇接着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开始自己种棉花。接着，他又陆续开办广生油厂、大兴（复新）面粉厂、资生冶（铁）厂、阜生蚕桑染织公司、泽生水利公司、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大生轮船公司等。这些企业都与纱厂有产业上的关联性：办广生油厂是要利用轧花下来的棉子，办大隆皂厂是利用广生的下脚油脂，办大昌纸厂最初是想把大生的下脚飞花利用起来，为大生生产包装纸和印刷用纸，办复新是因为大生有富余的动力而且每天浆纱织布需要大量面粉，办轮船公司最初是为了大生的运输需要，办懋生房地产公司是由于外来人口渐多需要住房，办铁厂则是为了制造织布机、轧花车等设备。
毫无疑问，这种复杂、庞大的经营模式颇像日本崛起的那些财阀。即使是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看来，这种模式的生命力也依然存在。
在张謇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抱以实业救国的梦想，走向商海。1897年，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成立，经营模式完全模仿汇丰银行，比日本第一国立银行的成立整整晚了将近30年。可见，时光流转，斗转星移，对深陷政治深渊的中国来说，实业救国的梦想无非是水中月镜中花，无论多么努力，等待他们的也是惨痛的失败命运。
沉默的家族领袖
接着说日本吧。在经历了国内改革、国外打架的历程之后，日本的各大财团凭借与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逐步侵蚀能赚钱的各个产业。纺织、煤矿、海运、造纸、铁路、金融等都成为他们涉猎的目标。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像一个个巨大的挣钱机器，用自己的产品换来白花花的银两。
这是日本独具特色的商业模型，不拘泥于一个产业，兼收并蓄。
如果我们拿日本的财团和美国垄断大佬们进行对比的话，这个特征就更加明显。无论是卡内基、杜克、摩根还是洛克菲勒，他们的出现都不是市场的偶然，而是凭借与政府错综复杂的关系才得以富可敌国，形成垄断强权，也支撑着美国商业版图的扩大之路。从这一点来看，美国商业大亨跟日本有异曲同工之处。但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日本财团一点都不“专业”，他们努力鲸吞这个世界上所有能获取暴利的产业。如果单单用资本主义理论来解释的话，根本说不通。
更有趣的是，这种强悍的模式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因为贪多而嚼不烂，最后走向衰亡。反而，那些聪明的日本商人们完成了创业大计之后，引入全新的管理制度，让自己的商业帝国稳固发展下去。
三菱家族的掌门人岩崎弥之助在1893年将公司社长的职位传给了岩崎弥太郎的儿子岩崎久弥，自己则退居二线。
在卸任之前，岩崎弥之助用一种很巧妙的方法改革了公司。他根据企业涉及的不同行业，设立了独立的事业部体制，在事业部之内，财务、人事都有独立运营的权力。
这个制度后来影响深远，松下电器、索尼等公司都曾经照搬这个模式。而日本商界对岩崎弥之助也满怀敬意，他们认为，跟他的哥哥比起来，弥之助更加温和，更加鄙视官商勾结、唯利是图的恶习，而且弥之助善于听取下属意见，不像岩崎弥太郎一般自负和独裁。
1896年，岩崎弥之助结束了闲云野鹤般的生活，接受政府邀请，进入日本银行担任总裁。刚上任不久，弥之助就把每年的股票分红率从12%降到10%。1897年，日本政府内部正在论证金本位制度是否可行。当时的15名有决策权的人当中，只有6位赞成金本位。而岩崎弥之助却毅然决然地开始在银行内部推行这个新制度，推动了日本金融业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回过头来，我们再说岩崎弥之助离开之后的三菱公司。
当年，三菱财团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弥留之际曾经叮嘱自己的弟弟岩崎弥之助，盼望他努力奋斗，不至于让三菱的家业衰落，最后还补充一句：你可千万别做孙权啊。
岩崎弥之助深感肩头重担沉甸甸地压了下来。还好他勤奋努力，眼光长远，在掌控三菱的几年内让企业飞速发展，获得了巨大成功。
功成身退之后，岩崎弥之助把社长的位子传给了岩崎弥太郎的大儿子岩崎久弥。岩崎弥之助不仅仅没有成为孙权，也没有变成宋太宗，而是坚守着当年对大哥的承诺，一心一意辅佐年仅二十多岁的侄子。
这一幕寓意深刻，在财富、权力面前，很少有人能全身而退，诸多家族企业都难免陷入骨肉相残、争夺遗产的残酷漩涡，而三菱家族则是个特例。它的掌门人都保持着严格的自律精神，始终把企业发展放在个人财富之上，他们都坚守着儒家忠信思想，用一种宽广的佛学精神抽离掉世俗的欲望之心。
在岩崎弥太郎的大儿子岩崎久弥荣登三菱社长的时候，年仅29岁，而退居二线的叔叔岩崎弥之助不过43岁，正值壮年。
岩崎弥太郎去世之后，岩崎弥之助掌权不久，就把社长的位子让给了自己的侄子岩崎久弥。
此时，三菱公司已经改组为三菱合资公司，总部在东京，资本总额为500万日元，叔侄两人各占一半。
刚刚登基的岩崎久弥对自己的叔叔充满了崇拜，几乎所有公司的事务他都会讨教岩崎弥之助。最夸张的是，有一次，几个哥们儿拉着岩崎久弥去喝花酒，酒酣之际，一群妖艳艺伎横空出世奔向岩崎久弥，岩崎久弥大惊失色，喊道：“我要问问叔叔能不能干这事。”众人又惊又笑。
但是如果你认为岩崎久弥像明朝的嘉靖皇帝一样无法摆脱张居正的阴影一样，难以挣脱叔叔的魔掌，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这个年轻人心思细密、性格沉静，与他老爹雷厉风行、天不怕地不怕的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岩崎久弥生于1865年，自小随着父亲东征西讨，性格善感，对风花雪月有着莫名的热爱。天下暴雨的时候，他常常一人独坐院内思考人生的痛苦与无常。
长大后，岩崎弥太郎越发担心儿子不能吃苦，于是送他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在旅途中，他忍受晕船的痛苦。同行的伙伴劝他回家过快活日子，而岩崎久弥大怒之下把行李都扔进大海，怒吼一声：“我是世界之王！我战无不胜！”
经过两年的求学生涯，岩崎久弥回到日本，先是进入福泽谕吉的学校读书，然后正式到三菱公司工作。
此时，正是三井与三菱争夺海上霸权的时期，面对着毫不理性的竞争，岩崎久弥备感心痛，他看着为了争取份额，三菱不断调整价格，一直到亏本赚吆喝。晚年的时候，岩崎久弥回忆当时的心情时写道：“无序的竞争没有必要。我看到个人力量对公司影响之大。如果今后我掌管三菱，一定是一位象征性的领导，依靠坚强的战士们来管理公司。”
这个想法和他的叔叔岩崎弥之助不谋而合。在岩崎久弥掌权之前，叔叔一直在寻找靠谱的人选支撑起三菱的强大基业。这些人各个武艺高强，对三菱家族忠心耿耿。
丰川良平，是岩崎弥太郎的表弟，也就是岩崎久弥的表叔。早年经营银行，与政府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圈，政治手腕高明无比，被称作三菱公司的外务大臣。他依靠自己的关系，把岩崎弥太郎的女儿嫁给了后来日本的总理大臣加藤高明，手段高超可见一斑了。
庄田平五郎，因为英文优秀而被丰川良平所赏识，后娶岩崎弥太郎的侄女为妻，成为三菱公司的大管家。
近藤廉平，丰川良平的妹夫，参与过管理三菱家的煤矿，因工作业绩突出，被提拔为日本邮船社长，与三井巅峰对决。
末延道成，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880年进入三菱旗下“东京海上火灾”公司工作。娶政府高官女儿为妻。
从这“四大天王”的简历中可以看到，他们各自管理着三菱财团的不同业务，都与岩崎家族保持着姻亲关系，同时又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凭借他们，三菱财团对内团结一致，对外左右逢源，在商界征途中奋勇前进。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岩崎弥太郎整合了三菱银行，收购了矿山、焦炭制造所、仓库等十几家公司，成为名副其实的实业帝国。岩崎久弥把这些企业当作自己创业的机会，细心打理，各个业绩不俗，产量惊人。无论是金银还是铜矿，三菱家族的产量都占据着日本第一、第二的位置。岩崎久弥还开发了三菱电机公司，也获利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