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曹聚仁再也沉默不下去了。他在真如乡下的家和藏书，在“一·二八”淞沪会战中被毁散，只好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花园坊重新置家。他和几个朋友创办《涛声》周刊、《芒种》半月刊，协助陈望道师编辑《太白》月刊，为朋友陈灵犀主编的《社会日报》写社论，为黎烈文主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撰稿，参与发起“大众语运动”，与创办《人间世》、主张“闲适”的林语堂论战，成为望平街上的活跃人物。柳亚子写信称道他：“我觉得在今日的言论界中，头脑清楚而使我佩服的人，除了鲁迅先生以外，怕只有你曹先生了。”在曹聚仁的文字生涯中，这一时期的文风最为激愤，鲁迅形容其为“赤膊上阵，拼死拼活”鲁迅：《祝〈涛声〉》，《涛声》第二卷第31、32期合刊，1933年8月19日出版。从热河陷于日军后《涛声》所发表的宣言，即可感受到曹聚仁这一时期的文风和立场：
蒋介石北上，张学良下野以后，中日之间转出一个新局势；对于这个新局势，我们的态度是如此：
政府若有积极抵抗的决心，我们愿望站在最右翼，把最后一滴血奉献给政府，肝脑涂地，死而无怨！政府若是因循苟且，依旧那么妥协下去，我们决心站在最左翼，和政府处敌对的地位，死而有灵，为厉击人！
这一次是蒋介石的最后机会，也是中华民族的最后机会，非积极抵抗以图存，即国际共管以亡国，生死存亡，间不容发；谋国者好自为之！
不过，办报刊写文章只是副业，曹聚仁的主业还是大学教授。1932年6月暨南大学大学部南迁广州，曹聚仁随中学部一度迁到苏州。次年，他就离开了执教9年的暨南大学，教学中心转到复旦大学，兼及大夏、持志、中国公学等大学。他十年不变地穿着一身蓝布长衫，穿梭于十里洋场的大中学校、报馆书店。这身蓝布长衫，被朋友们视为他的永久“商标”。关于这身一成不变的行头，按照他的解释，也是出于爱国的热忱：“我之所以穿蓝布衫，倒有点小小的曲折。五卅运动以后，凭着一点爱国热忱，决意抵制英国货。我曾咬定牙龈，三个月不坐电车，也不再穿呢绒英国货，这都是年轻时的一股劲。不穿英国呢绒，照说可以代之国产绸缎，那知那时的绸货，染料不成，容易褪色；一件长衫，穿了两三天，下水一洗，便走样了，变成了奇形怪样的地图，简直不成；无可奈何，只好走布的路子，乃看中了阴丹士林；这是我穿蓝布衫的开头。其后，大约穿了十多年的蓝布长衫，夏天则代之以白夏布，直到后来，才知道阴丹士林也是洋货，只好叹息自己国家工业的落后了。”
“他脱下长袍，穿起短装，奔赴了战场”历史行进到1935年，内战不止，外患日亟，中华民族已到存亡绝续的危急关头。1936年1月，沈钧儒等爱国人士在上海成立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曹聚仁参与其事，被推为执行委员。他在会上激动地表示：“这回抗日，乃是我们这一辈人的事，要死，我们就去死好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火，使曹聚仁下决心走出书斋，奔向抗击日寇的战场。
第一步向何处去，曹聚仁并没有明确的计划。正在他踌躇不定之际，暨南大学毕业生陈希文从广州来到上海，为即将出版的《星粤日报》订购轮转印刷机，同时为报社延揽采编人员。曹聚仁就接受《星粤日报》的聘请，担任京沪一带的采访工作。从此，他和“星系”报纸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当时，国民政府召集各方人士商讨抗日大计的庐山会议即将开幕，曹聚仁整理行装，准备去牯岭采访。不料，日寇突然将战火引到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他终于“脱下长袍，穿起短装，奔赴了战场”开始了惊险而传奇的战地记者生活。
一介书生的曹聚仁能够成为战地记者，得益于他与孙元良将军的交谊。孙元良原籍浙江绍兴，1904年生于成都华阳，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1932年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次年升任88师师长。红军从瑞金长征后，孙元良奉命率部尾追，驻防于四川奉节，曾住在湘军悍将鲍超（字春霆）家里。鲍超乃曾国藩的爱将、湘军“霆字营”统领，家中积存有不少珍贵文献。当时鲍氏家道已经中落，这些珍贵文献被后人视同废纸。孙元良知道它们的价值，就用几包烟土换了过来，随军辗转运到南京。但是孙元良无暇整理这些材料，他的秘书周震寰在上海暨南大学听过曹聚仁的课，知道曹有志于研究近代史，便从中通款，把全部八大篓文件送给了曹。这是文人曹聚仁与武将孙元良订交的开始。
1937年8月7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后一个月，孙元良从无锡来上海休假，在福州路一家咖喱饭店请曹聚仁吃饭。此时，孙元良已率88师驻防无锡，成为拱卫首都南京的“御林军”。谈到战局，孙认为战事只是在北方胶着，一时还不会燃到南方来。曹聚仁向孙表达了上前线做一名战地记者的心愿。孙许诺说，如果88师参战，就邀请他到自己的部队来。不料两天后孙元良返回无锡，就接到动员令；8月11日，他已经率88师向上海近郊挺进，13日下午，中日双方前哨即发生遭遇战。曹聚仁做一名战地记者的愿望，就这样很快地成为现实。
曹聚仁初任战地记者。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帅部规定，淞沪各军不得随便发布军事新闻，所有新闻拟定后必须报告给苏州第三战区长官部，再由长官部转告上海市政府，然后由市府新闻处转告中外记者。新闻如此这般辗转下来，都已成了明日黄花，报纸不愿采用。日军方面每天则发布五六次新闻，在宣传上反而抢了先。因此，各报都希望有战地记者，直接进入前线采访。但是，前线各师司令部都不欢迎记者到来，因为记者的采访车常常跟来敌人的炮弹，非常不安全。这是“八·一三”淞沪会战前期报社与前线部队之间难于解决的矛盾。
曹聚仁受聘的《星粤日报》还在筹备中，用不着采访新闻。《星粤日报》1937年冬才在广州试版，只出了几天，日本就在大鹏湾登陆，报纸转香港出版，改名为《星岛日报》。《大晚报》总编辑曾虚白听说曹聚仁有进入前线的门路，就请他担任《大晚报》的战地记者。1937年9月3日晚，曹聚仁搭乘《大公报》的一辆采访专车，冒险到达苏州河北岸茂新面粉厂88师师部。不过，他进入前线，并非以记者的身份，而是顶孙元良的秘书周震寰的缺。这是孙元良想出的妙法，这样曹聚仁就可以随军进退，自己担当新闻发布的责任，师部无需为此负责。
孙元良特意安排曹聚仁与师参谋长张柏亭同住一个房间。他不耻下问，很快学会了看军事地图，分析兵力配置，悟到了军事新闻的写作要领。他每天将战地见闻，写成通讯、特写，发给《大晚报》，后来还给上海《立报》和中央社发新闻。可以说，淞沪战线上的新闻，也就是自曹聚仁到了军中之后，才转入正常化。由于得天独厚的采访优势和过人的采写能力，除了平型关战讯到来那天，曹聚仁的电讯，占了上海报纸两个月的头条。他不无自豪地说：“说起来，战地记者也正是富有刺激性的生活，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个特殊的机会，让我一个人独占了东战场右翼的军事新闻，便是留居四行仓库的那两个月。”更让曹聚仁自豪的是，他采写的战讯，不仅满足了后方民众对战事的了解，而且对抗战发挥了实际效用。10月3日，日军出动20余架飞机轰炸我军闸北阵地，尔后敌方发言人向各国记者宣称：“闸北中国军队阵地经轰炸后，完全动摇，即将向后总溃退。”曹聚仁闻讯，一言不发，马上到阵地巡游了一圈，随即写成电讯发给报社和通讯社。第二天，上海的中外文报纸都在显著位置登出了这则电讯：
“本报战地特讯”今晨一时前方报告：昨日左右两翼，均有激战，左翼虽吃紧，但并无危险；右翼工事巩固，敌人虽狡谋很多，前途仍可乐观：此系记者最忠实的报道。
左翼敌军，屡以一二联队之兵力，在各线探击，前日之攻顾家宅，昨日之攻刘行，均系同一用意。自刘行镇全成焦土后，我即移守××附近阵地，又成拉锯战之形势。昨日下午三时起，敌以大炮飞机，密集射击轰炸，我方亦以重炮还击，至下午五时左右，敌约两联队，过沪太公路，向西犯我阵地，我以战车队及机枪队猛烈还击，至晚九时起，枪声稍息，惟炮战又起，敌炮有一分钟发五响者，隆隆之声，闸北方面，亦可听到，至晚十一时许，我军即开始冲锋前进，与敌肉搏，至今晨尚在血战中。
右翼敌军集结于北四川路一带，昨下午二时起，敌向我宝山路宝兴路口中兴路口冲进，被我截断包围，杀敌四十余名，敌即仓皇退出。下午七时左右，敌又由虬江路口宝兴路口冲进，我分头迎击，激战达两小时之久，敌卒被我逐回北四川路。昨双方激战终日，声震全市，预料今晨当有更激烈的战事发生。《我昨晚开始冲锋前进》，1937年10月4日《立报》。
消息一出，敌方所谓的我军“总溃退”之说不攻自破，消解了民众的恐慌情绪。孙元良看了，也大为赞赏曹聚仁用事实来澄清敌人谣言的做法。
然而，现代战争是要用实力说话的。尽管我军将士前仆后继，英勇异常，无奈血肉之躯终难抵御日寇的飞机大炮。最高统帅部遂决定淞沪前线国军撤退到先前构筑的福吴国防线（福山——吴县，时称“东方马其诺防线”），依托工事再与日军展开决战。原计划国军11月1日开始次第撤退，至6日行动完毕。不料日军11月5日在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登陆，攻陷松江、青浦，直趋平望、吴江，绕过了福吴国防线向江南各地挺进。如此一来，我军有秩序撤退、回防福吴国防线的计划被打乱，陷入极度混乱、狼狈之境地。
孙元良将军把师部撤出四行仓库、留下谢晋元团长率“八百壮士”据守之时，曾与曹聚仁约定，等88师撤防到青浦后，让曹再去部队找他。不料青浦很快失陷，曹聚仁就与88师失去了联系。他困坐在法租界家中，从报纸、广播中得到的都是国军溃退的消息，心急如焚，无计可施。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为使敌方逼我签订“城下之盟”的阴谋破产，发表宣言，移驻重庆：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
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敌忾同仇，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略各省，均有极急剧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而淞沪一隅，抗战亘于三月，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灰烬，军心仍如金石。临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正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属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
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特此宣告，惟共勉之。
听着这慷慨悲壮的言辞，曹聚仁下决心离开租界去寻找部队。就在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的当天下午，他告别正在热恋中的邓珂云邓珂云是曹聚仁任教的务本女中学生。曹的妻子王春翠因曹移情别恋，已于1936年上半年与曹分手，离沪回杭。随着乱糟糟的人群在上海东门码头挤上了一艘开往宁波的轮船。翌日清晨船到宁波，看了江南著名藏书楼“天一阁”后，于晚间乘火车直达杭州。此时杭州人心惶惶，谣传日军已到离杭州只有50里的临平，警察大队都全部撤离了，南逃的市民犹如一股潮水，将浙赣线全线冲溃。一位绸缎庄的老板在街上碰到曹聚仁，看他似乎并不惊慌，感到奇怪，便设宴款待，还请来救火会会长王五权等作陪，要曹聚仁谈一谈对军事形势的看法。他分析说：日军到嘉兴后，会西攻湖州、宜兴，从那儿转攻芜湖，切断我军退路，在南京保卫战未分明前，日军不会来攻杭州。这些人听了曹聚仁这位大记者的一席话，心里踏实了许多。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杭州，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日本杂志，上面登有一份某银行秘书的留杭日记，说王五权那天本来已决定成立维持会投敌，正是听了曹某这番话，动作才推迟了一月多，此所谓“曹聚仁一语救杭州”。
形势的发展果然如曹聚仁所料，杭州混乱的局面也就很快平息下来。蒋介石为了稳定家乡局势，派桂系军人黄绍竑到浙江，接替朱家骅任省主席。曹聚仁本来打算从杭州转往无锡，寻找88师归队，不料无锡已经陷落，京杭国道被阻断。无奈之下，他决定乘车先回老家看看。在兰溪县城，他还招待逃难至此的丰子恺一家吃了顿饭。此时，白崇禧将军到了金华，通过兰溪县长约曹聚仁去金华一谈。曹聚仁坐小船到了金华，意外地遇到了在上海分手的好友、暨南大学同事曹礼吾。当时曹礼吾正随同一批大学生西进，准备到庐山筹备东南联大。曹聚仁就挤上他们所乘的列车，一道去了南昌。曹礼吾改变计划南下赣州，曹聚仁和好友黯然道别，独自凭吊了滕王阁，又乘浙赣线列车返回杭州。
日寇已于12月14日攻陷南京，转攻杭州。曹聚仁雇船独自一人到里西湖兜了几圈，又去看了一眼即将被炸毁的钱塘江大桥，便于了12月23日再次离开杭州，暂回家乡蒋畈。第二天，杭州就陷落了。
在家乡，曹聚仁得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已移到皖南屯溪，便迅即搭船前往。到了屯溪，终于知道88师在首都保卫战中全军覆没，孙元良生死不明。伤痛之余，他对88师也就断了念，决定另找出路。就在这时，中央社社长萧同兹慕其声名，聘请他担任战地记者。1937年农历年底，他从屯溪回蒋畈过春节。大年初五到金华，浙江省主席黄绍竑请他吃饭，交流对时局的看法。在金华，他与中央社东南分社的张明烈、盛维棨接上了头。两人分别是曹聚仁在暨南、复旦任教时的学生，殷勤招待老师之后，把中央社总社颁发的“中央社战地特派员”聘书转发给了他。从此，独立记者曹聚仁正式成为中央社的一员。关于“中央社战地特派员”这一称号的来历，还有一段插曲：七七事变后，中央社总社先后派胡定芬、韩侍桁北行采写新闻。胡定芬久历官场，懂得官场习气，在名片上印了“中央社特派员”的字样；韩侍桁书生不懂世故，名片上只印着“中央社记者”。两人都到了济南，却互不相谋。有一天，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在官邸请客，将“胡特派员”尊于首席，同宗的“韩记者”却叨陪末座。经此一事，中央社总社专门发一通告，让参加战地外勤的工作人员，一律称“中央社战地特派员”。后来曹聚仁到福州，当地报纸报道了他的行踪，老百姓误认为他是“中央特派员”，纷纷找他告状。无可奈何，他只好发新闻说自己是“中央社”的特派员，不是“中央”特派员，笑话才没有再闹下去。
CC系的《东南日报》已经从杭州迁金华出版。《东南日报》原名《杭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12日创刊于杭州，1934年6月16日改名《东南日报》。1937年12月迁金华出版，1942年5月金华失守，又先后在浙江丽水、云和复刊，并在福建南平出南平版。1945年8月杭州光复，云和版迁杭，续出杭州版。1945年12月南平版停刊迁沪，于次年6月16日出版上海版。杭版、沪版出至解放前夕停刊。《东南日报》的“三巨头”胡健中、许绍棣、刘湘女，曹聚仁和刘湘女最相熟，许绍棣则是上海《民国日报》时的旧友。这样，他就替《东南日报》写专栏了。《东南日报》在抗战时期一直独霸着浙江新闻界，声威及于闽、赣，连黄绍竑主办的《浙江日报》和中央社本地分社，都难与之抗衡并驾。后来马树礼、宦乡、邢颂文创办《前线日报》，才在他们的“卧榻之旁割取了一席”。
曹聚仁在金华稍事逗留即去南昌，会晤了中央社南昌分社主任陈熙乾和记者刘尊棋，然后启程来到武汉三镇。武汉这时已成为军、政、文化中心，各方人士云集，充满着团结抗战的新气象。在武汉，曹聚仁见到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和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邵力子，并终于有机会谒见了中央社萧同兹社长。第一次见面，两人谈得很好，他评价萧同兹是自己生平碰到风度汪洋愿为之效命的人。曹聚仁还被刚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推为候补执行委员，同时又兼任了《星岛日报》的战地特派员，成了“星系”的成员。更让他高兴的是，邓珂云从上海取道香港、广州，来到了武汉。乱世鸳鸯，两人便在旅馆结为夫妇。
曹聚仁下榻的汉口平江会馆，88师在此设立有办事处，收容流散袍泽。办事处处长是36师师长宋希濂的长兄，视曹聚仁为88师中人，对他殷勤款待。41军军长孙震是孙元良的叔叔，因此41军武汉留守处负责人刘大元也奉命接待曹聚仁。他与刘大元一见如故，刘告诉他41军正在徐州前线，“徐州将要有一场大战”。曹聚仁于是和邓珂云奔赴徐州，首报台儿庄大捷，书写了作为战地记者最辉煌的一页。
台儿庄之战开始于1938年3月23日。曹聚仁夫妇是3月底到的徐州，蒋介石和白崇禧刚来过前线视察，他们到徐州时蒋介石已回汉口，白崇禧则留下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战事。中央社在徐州的随军记者是胡定芬，配有电台。曹聚仁到徐州后，即和胡定芬取得了联系。当时，《大公报》、《新华日报》、《武汉日报》、《扫荡报》、《大刚报》等报社，派驻徐州的记者有20多人，其中《大公报》的范长江、《新华日报》的陆诒，都是一时之选。各报记者奉社命不许协作，都是孤军奋战，互不沟通信息，新闻竞争异常激烈。
台儿庄距徐州约120公里，敌我在此血战正酣，而呆在徐州的记者团实际上并不清楚前线的情况。一直到了4月5日，台儿庄正面守军第二集团军司令孙连仲，邀请记者前往前线视察，曹聚仁等17名记者才从徐州赶往台儿庄。范长江与孙连仲素来相识，第二天清晨便进入孙的卧室，谈起军情来了。曹聚仁也通过关系，得到了与孙单独晤谈的机会。这样，军情就落在他和范长江手中了。不过，孙连仲并没有告诉他们我军当晚在台儿庄有总攻击的行动。
4月6日中午，守卫台儿庄的第31师池峰城师长，约记者到最前线的运河车站见面。记者们走到半路，遇到敌方猛烈炮火，继续前行非常危险，池师长就派一名副官长迎到中途，请大家在旁边的一个小村落中谈了一阵子。这位副官长说：“我军现在虽战得很苦，但敌人也同样精疲力尽，我方右翼的汤（恩伯）军团已开始动作，我们正准备反攻。”恰巧《大公报》的范长江还在孙连仲司令部那里盘桓，无意参加这一次的记者招待会，而参加的其他记者，大多缺乏军事常识，都没有留意这位副官长的话。独具“新闻眼”的曹聚仁却从中得出判断：我军当晚在台儿庄将进行反攻！他赶回孙连仲司令部，求证于金典戎参谋长。金参谋长笑着不置可否，这更坚信了自己的判断。当时范长江也在旁边，他还不相信反攻这一说法。
当晚8时25分，曹聚仁借用司令部军用电话，向徐州的胡定芬报告我军总攻台儿庄获胜的战讯。他刚报告完这段战讯，正在旁边下棋的田镇南将军（指挥台儿庄正面作战的30军军长）停下棋子，笑着对他说：“进攻刚开始呢，没有那么快的胜利吧！”为了留有余地，他又接通电话，让胡定芬在电讯中增加“控制”、“退却模样”等字眼。胡定芬参考徐州第五战区长官部报告，写了一则战讯发向总社。晚上10点左右，孙连仲司令部备车送记者们回徐州，范长江、陆诒托故留了下来，准备抢发台儿庄大捷的头条新闻。曹聚仁则认为此时回徐州更能看清全局，看清楚了再来前线，亦不为迟，遂和邓珂云决定搭车赶回徐州。一到徐州，前线胜利的消息已被证实，曹聚仁和胡定芬接着又发了一份更详细而确定的战讯，这便是4月7日轰动全国的台儿庄大捷电讯。《申报》汉口版1938年4月7日头条新闻，使用的就是曹聚仁他们所发的三条中央社电讯，从中可以感受到他们当时紧张而激动的心情：
昨晚第三次总攻台儿庄我军大捷
数路合围奋勇袭击敌兵四千悉遭歼灭“徐州七日上午二时中央社电”我军为彻底歼灭台儿庄东北各村落残敌，于六日晚八时起开始第三次总攻，预料七日晨当有更好捷音，困守一隅之残敌，即可全告肃清。
“徐州七日上午零时卅分中央社电”军息：峄县台儿庄间敌我激战，五日晚我军突出奇兵，将敌四面包围，同时谭庄堡子、张楼、刘庄等处我军，亦协力出击，发生大规模喋血混战。我第一次挑选敢死队五百冲入敌阵，黑夜混战，敌阵大乱，后头部队亦跟踪而上，敌联络切断，我军遂加紧猛攻，再四挑选敢死队，不断冲击，直到六日晚五时，敌卒不支，全线摇动，我军当将当面敌人全部歼灭，获空前未有之胜利。计此役毙敌三千余，俘获堆积如山。
“徐州七日上午一时中央社电”台儿庄正东东北及正北一带村落敌之主力，被我围攻，至六日晚计内线各军歼敌逾千，外线各军，歼敌达三千，两昼一夜，共歼敌四千余众，俘获无算，开抗战以来未有之胜利。
1938年4月13日香港《立报》刊出的“本报战地特派记者”曹聚仁采写的通讯《台庄歼敌记》。曹聚仁和邓珂云发完电报，倒头便睡，醒来已是4月7日午后。胡定芬打来电话，说武汉三镇十万人正在集会游行庆祝胜利，举国若狂！4月8日，他综合各方消息，又写了篇长文《台儿庄巡视记》发给总社，全国各报第二天纷纷在显著位置刊出。范长江的长篇报道，在《大公报》刊出已是一周之后。战后日本朝日新闻社编纂战史，关于台儿庄战役，援用的就是曹聚仁当时采写的报道。
首报台儿庄大捷新闻，使曹聚仁在全国新闻界声名大振。“八·一三”淞沪会战，因为其他记者无法随军，他几乎独占了两个月的军事新闻。台儿庄战役的报道则不同，数十位同行会集于此，其中不乏范长江、陆诒这样的名记者。在激烈的“新闻战”中，曹聚仁能够独占鳌头，当然与他的中央社记者身份有一定关系。但是，他的知识素养和人际交往能力，尤其是非凡的新闻观察力和判断力，使他脱颖而出，一举成名。他后来总结说，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不仅要会使用“显微镜”，还必须学会使用“望远镜”，“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每觉得愈接近战线，所得的消息愈零碎、愈真实，但未必正确；而能设法接近高级指挥部，所得的消息愈是综合的，愈增加正确性！”
4月下旬，中外记者团、慰问团纷至沓来，采访、劳军，甚是喧腾。作为首报台儿庄大捷的记者，曹聚仁多次被请去做战况介绍。一位德国海通社的记者，不相信我军打了胜仗，到台儿庄听了曹聚仁的介绍，目睹了日军焚烧的骨灰堆后，才真正信服。
台儿庄之战后，日军暗中增兵鲁南豫东，徐州、兰考、开封一线局势实际上已非常紧张。曹聚仁接受一位军中至亲的建议，与邓珂云迅速抽身西行，先搭火车从徐州到开封，然后雇黄包车赶到郑州，再乘火车到了洛阳。那些没有及时离开徐州的记者，后来都陷在了敌人的包围圈中。
曹聚仁原计划西入潼关，或去延安看看，或去盛世才主政的新疆考察一番。不料一路颠簸，邓珂云患了伤寒症，只好在洛阳暂住下来，安心养病。其间，他意外得知四弟曹艺的运输部队正驻扎在渑池，大喜过望，遂乘车前往相聚。“世乱从知骨肉亲”抗战期间，黎烈文离开《申报》，来到陈仪主政的福建主持文化工作，创办改进出版社，主编《改进》半月刊。黎有“国危愈觉江山美，世乱从知骨肉亲”诗句，传诵一时。兄弟两人促膝谈论到午夜，曹聚仁才恋恋不舍地返回洛阳。
三个月后，邓珂云病体初愈，两人决定不再西进，南返武汉。7月29日乘上火车，次日下午就到了武汉。曹聚仁给妻子买了一张到广州的火车票，让她经香港回上海休养。第二年四月，曹聚仁巡游到福州，邓珂云知道后要从上海赶来与夫君相聚。不料福州局势突然紧张，两地间的海上轮运断绝，曹聚仁也疏散到福建南平。后来他转到温州，邓珂云搭上通往温州的轮船，南驶四小时，在瓯江口外，突然接到电讯说温州海口被封，轮船又掉头驶回上海。曹聚仁在温州痴等了半个月，望穿秋水，也没有看到妻子的身影。七月初，邓珂云听说宁波口岸已经开放，不断有船只往来，便下决心坐船先到宁波再说。想不到她到宁波时，曹聚仁已经于三天前到了这里，两人下榻的旅店还十分接近。有一天，竟然同在一家菜馆吃午饭，曹聚仁和几位朋友在楼上，邓珂云在楼下。饭时大雨，还在饭馆中一同挨等。两人近在咫尺，却彼此不知。第二天，邓珂云去电报局发电，告诉曹自己的行程，正巧邮递员送信到电报局，她一眼瞥见一封从南平寄来留交曹的信，才知道丈夫已经到了宁波，于是向电报局职员说明原由，把那封信拿走。下午，曹聚仁也到电报局发电，局方告诉他邓珂云在宁波的住址，分别了一年的夫妻在乱世中终于喜剧性地相遇。
1938年8月的武汉，已是风声鹤唳，军政文化机构和人员纷纷入川。在群情惶惶之际，曹聚仁还去汉口的一条陋巷看望了陈独秀。他与陈独秀原来就有交往。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囚禁于南京老虎桥监狱时，曹聚仁的妹妹曹守三正好在这个监狱任狱医，他就通过妹妹时常在生活上帮助陈，并劝陈写回忆录，他供给资料。抗战爆发后，陈被释放，也来到了汉口。这次两人一见面，陈独秀劈头就说：“我以为你已经变成了共产党员了！”曹聚仁答道：“然而你又早已不是共产党员了！”两人相对，默然良久。
8月9日，曹聚仁乘船离开武汉，过洞庭，入湘江，于8月12日到达长沙。主政湖南的张治中，原是指挥淞沪会战的总司令，第二天正好是“八·一三”周年纪念日，他在集会上发表演讲，总结我军之所以在淞沪能够支撑三个月，“得力于士气者半，得力于民气者亦半；民气士气相激相荡，是即旺盛精神之主要条件，民气士气交相为用，是即军民合作之彻底成功。”他还严正宣告，如果敌人进犯武汉，洞庭湖将是他们的葬身之地。张治中的豪言壮语，也感染了采访他的曹聚仁。不料三个月后的11月12日深夜，长沙守备人员误信谣传，以为日军将至，情急之中纵火焚烧长沙市区，房屋被烧五万余栋，来不及撤退的市民死伤两万余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等三人因此被处死刑，省主席张治中革职留任。
在长沙停了一周，曹聚仁经株州东行，第三次来到南昌。新四军军长叶挺来电邀请，他与彭文应、龚梅彬、程希孟等四人前往屯溪采访。途经皖南祁门，还访谈了移驻于此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在屯溪，叶挺将军把几张日寇在南京奸淫杀戮的照片送给了曹聚仁，这是从被击毙的日军中队长身上搜到的。后来，他将这些照片编入了《中国抗战画史》，让日寇的罪行永污史册。
1938年10月26日，武汉弃守，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从这时到抗战胜利，曹聚仁除了1942年夏至次年春曾在赣州为蒋经国办《正气日报》外，其他时间大都是“一身旧军装，腰间束了一条皮带，普通一兵，貌不惊人”1942年，曹聚仁巡游到桂林东郊星子岩《大公报》编辑部，罗孚时任该报练习生，负责收发兼管资料，大记者曹聚仁的这身装扮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带着一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和一部杜甫诗集，在东战场的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巡游，写下了难以数计的新闻报道、战地杂感和人物通讯，为《东南日报》、《前线日报》、《大刚报》、香港《立报》、《星岛日报》等报刊所刊载。他用一支健笔，不仅记录了八年抗战的壮阔画卷，而且对抗战也发挥了直接助益，因为在他的字里行间，始终充溢着抗战必胜的信念。下面是他1938年11月23日所写的金华通讯：
今天微明，又来到了金华。
金华的面貌，若配上一个西湖，就变成十足的杭州城；街头偶步，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全是苏小小的乡亲。楼外楼、天香楼、西泠饭店、颐香斋的招幌，格外使浙西人士引起乡思。南宋之际，汴都南迁，整个杭州，变成了开封风味，由今思之，眼前景物，与古无殊。其中有一家粤中人的菜馆，名广州酒家，亦仿效沪杭格式。开张于广州陷落前夕，中悬粤中军人贺联，句云：“岭表正烽烟，愿诸君酒饮葡萄，快活沙场拼一醉；天涯同敌忾，看满座气吞胡虏，轩昂眉宇夺三军。”想南岛人士，读此联必为神驰。整个市面，因为浙西人全力支撑，在狂炸后依然热闹非常。他们说：“反正是无家可归，拼着死了也就算了。”这便是牺牲的决心的具体表白。
这样的文字，足以使人忠勇奋发，同仇敌忾！
抗战时期，我国出现过一位现代“花木兰”，名叫唐桂林。唐是湖南零陵人，婚后与丈夫不和，便弃家出走，化装成男人投了军，混迹于湖南地方部队。抗战军兴，改入唐云山的52师，参加东菇岭之战，任机关枪手，身受重伤，这才暴露了女儿本色。伤愈后奉师部命令，调往江山伤兵医院任看护长。曹聚仁在皖南从唐云山师长那里听到这一佳话，当即发了一个专电，唐桂林顿时成为新闻人物，声名震动了全国。港沪各报，古风排律，赞诵之诗不绝，军事委员会也颁发给她一枚铁十字奖章。曹聚仁从皖南回浙东时，特地到江山去访她，不料她不习惯于平淡无奇的看护生活，又回到部队去了。后来她随军向溧阳挺进，不幸途中翻车，重伤身亡。唐云山师长曾给过曹聚仁一张唐桂林的照片，并对他说，唐桂林生前到处要找曹聚仁一见，她想不到新闻记者的笔，有这么大的力量。当时军中有这样的说法：“像唐桂林一样，就算死了，也是值得的了！”
1940年，上饶的战地图书出版社，将曹聚仁采写的战地通讯结集为《大江南线》出版。他从赣州把这本书寄给了远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的朱自清师。朱自清收到《大江南线》后，回信当年浙江一师的学生：“多年不见，也没通信。抗战以来，常在报上读到您的通讯。您似乎走了不少地方。这其间，一定冒了许多险，吃了许多苦，但一定也增长了许多阅历。最值得钦佩的，是这种事业，直接帮助了抗战。”朱自清评价曹聚仁所投身的事业“直接帮助了抗战”，可以说代表了时人对战时新闻工作的看法。
曹聚仁所采写的战地通讯，不但刊诸报端，有的还被选入战时教科书，流布极广。1939年4月，他巡游到福建，时任桂林行营主任的白崇禧将军正好也来到福州，做了三次公开演讲。曹聚仁采写了《万人争说白将军》的长篇通讯，刊登在香港《星岛日报》的专栏上。后来，多种新闻学教材和战时国文读本都选作范文。这种水准的新闻通讯，如今已难得一见了。特摘录第三节，以见曹聚仁的文才笔力：
万人争说白将军
——四月二十二日福州通讯（节选）
三把福建变作山西式的战场
白将军在演讲与谈话中，几次提到山西战场所使用的全面战术的成绩。他说：“去年三月间，敌军由临汾沿同蒲路将我军向晋南压迫，想在黄河边上将我军一网打尽；敌军发言人已预言将有惊人的战果可以获得。阎司令长官向大本营请示今后作战方针，大本营即执行不离战区的命令，指示四个要点：一、化整为零，以一个旅为作战单位；二、敌向南压迫，我即向北（向太原五台山）撤退，即向敌人后方推进；三、党政军人员不准退过黄河，过河即军法从事；四、尽量与民众合作，真正成为民众的武力。阎司令执行这个命令，成绩非常之好；二十二个月之中，中条山太行山五台山一带，军队配合着民众，和敌军不知周旋了多少回，牵制敌军十五万以上的兵力，消耗敌军实力非常之大。敌军打不下山西，即不敢过河；山西对于华北，关系非常重大；我方便用全面战术，即已保全了山西。”他又举某师的事实为证：某师曾被敌驱迫，退至黄河边上，由参谋长电请渡河；大本营严令北进，渡河必杀。该师遵令北进，推进得非常顺利，还打了好几个胜仗；直到现在，实力反而加强。白将军因强调这个意思，对在座的同志们说：“大家须知前进即是安全，后退即是死路！”
白将军从军事地理来说福建最适于全面战术的使用，希望以山西为标准，把福建变作山西式的战场。他认定全面性的战争，必须军队与民众彻底合作，他希望党政当局赶紧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使一千二百万民众真正动员起来，他说：“军队如鱼，民众如水，鱼离开了水就不能生存。民众，不组织，不训练，并没有力量；一经组织训练，就发生伟大的力量。敌人若是来进攻福建，我们能运用一千二百万民众来对付他，他有什么办法？”白将军关于发动民众，说了许多具体的意见；他希望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相配合，县、专署、省府每个单位也都配合着军事，来一个精神总动员，彻底实行军民合作，实行国民公约：消极方面使民众不做顺民不做汉奸，积极方面使民众人人认识敌人的阴谋毒计，人人参加抗战工作。他希望沿海一带，要假定为敌人所攻占，不时作攻守假演习；从演习中得应付的经验，一旦有事，不至手忙脚乱。白将军最后郑重提示担当党政责任的人：“认识要清楚，准备要快！”他引用一句成语：“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
在白将军谆谆提示这一刻间，福州人士的确有点醒悟了；全市市民疏散的工作也在开始了，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的工作也有人在着手了。记者从南街经过，看见“醉生梦死的生活必须改除”的横额，不觉微笑。不知那天从文艺剧场出来的人，还有人再作“只要我方不做积极抗战工作，不刺激敌人，敌人是不会来的！”的想头不？
实际上，曹聚仁的文字并不局限于报道战事、记述言行、描写风物，有的通讯已经达到了对问题学理研究的水平。日寇在对华进行军事战的同时，还发动经济战，企图使我国经济社会崩溃，彻底丧失抵抗的力量。日寇发动经济战的预定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封锁沿海口岸、大量使用军用票、滥发伪币、倾销日货等方法，摧毁我国法币的外汇价格。敌人的狠毒伎俩的确发挥了作用。1938年4月，法币在上海的暗市，从一先令两便士半的外汇率，落到八九便士之间，一年后又下落到六七便士；国民政府放弃上海黑市场后，一度泻至两便士七。这样的经济大波澜，如果发生在欧美国家，立即要影响亿万人生活，然而在中国的农村大海中，依然不曾掀起什么浪涛，农村经济与农民生活，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曹聚仁感叹，这简直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一奇迹？1939年9月，曹聚仁在闽浙赣三省交界的浦城，用统计学的方法，对比分析了自耕农抗战前后的家庭收支情况。研究发现：外汇暴跌，既未使农村主要用品价格暴涨，而农村物品的平衡涨价，又未影响农民生活，使陷于困顿不能支持。自耕农是中国农村的基干，他们是“经济的母财”——土地的忠实儿子，相信土地的产物不会断绝，只要辛勤耕耘，土地一定会回报他们以财富。在社会经济变动过程中，自耕农就发挥他们的保守性武器，只承认物物交换的原始经济原则，用自己的劳力在土地上生产所需物品，再用自己的产品交换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在一个不相信土地会破产，而认定自己的劳力，可以再造财富的农民面前，外汇率涨落在他们心头，能激起什么作用呢？”曹聚仁进而得出结论：关于抗战，只有农民，能作“能不能支持下去”的最后答复。他建议政府，不但要节用民力，更要扶植民力：如何扶助自耕农，如何稳定农村经济，这是决定持久抗战力量的重心。他把这一研究心得写成长篇通讯寄出，八开八版、版面紧张的《前线日报》当即刊出，而中央社只发了参考稿，重庆的路透社、美联社却都发了长篇专电。于是中央社又发了专电，全国各报也刊登出来，《前线日报》又刊载了一次。曹聚仁说，在他的一生中，这是最高的荣誉，比后来获得胜利勋章还感到光荣。
1937年曹聚仁与邓珂云在上海。当然，这些成就、荣誉的获得是曹聚仁在“读万卷书”后，于烽火连天中“行万里路”的结果；埋首书斋、懦弱虚浮之人，是不可能写出如此多而有影响的通讯报道的。八年的战地记者生涯，曹聚仁所经历的苦难，遭遇的危险，何止一二！1938年春，他与妻子邓珂云采访台儿庄战役，为防不测，两人在徐州的一个月，几乎从来没有脱过衣服睡觉。4月底搭车离开徐州西行，第二天，他们所住的徐州花园饭店就遭到敌军轰炸，逃过一劫。同年8月，他在长沙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周年纪念、采访过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后，乘车前往株州，不料第二天敌机轰炸长沙，他住过的那家旅馆被炸毁。杭州出版的伪报纸，还报道了他在长沙被炸之事，朋友们都以为他已经遇难，相互转告，表示悼念。
“海水悠悠难化酒，书生有笔曰如刀；战场碧血成虹影，生命由来付笑嘲。”这是曹聚仁1943年所做的感怀诗，足以作为他八年战地记者生活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