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杭州收复，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把长官部从上饶移到杭州，《前线日报》也就跟着在杭州出了分版。抗战八年，第三战区一直在东南地区撑持着，终于熬到胜利，接收该地区乃是顺理成章之事。谁知半路生变，蒋介石让自己的嫡系、远在黔桂的汤恩伯第三方面军飞来接收京沪这一富庶之地，顾祝同的防区，顿时缩水许多。《前线日报》的这帮人，本来要在胜利后大干一场的，当然不甘心局促于杭州一隅。同时，CC系的胡健中把杭州看作《东南日报》的禁脔，连省主席黄绍竑的《浙江日报》都是他的眼中钉，《前线日报》在杭州出版，更招致了他的不快。因此，《前线日报》一定要到上海的望平街去显身手了。
1945年9月30日，杭州受降典礼后10天，曹聚仁扶病从杭州乘特快专车回到上海。他离开上海那一年，还没有孩子，等到胜利归来，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回首前尘，如梦如幻。车过麦根路车站，自己随88师师部住过50多天的四行仓库赫然在目，“旧景如新，又不禁迸出酸楚欢喜之泪来了！”曹聚仁一到上海，便碰到了已经担任第三方面军副总司令的孙元良将军。孙元良当年率88师撤出上海后，一路退守至南京。京沪线上的防御战和首都保卫战，88师都是首当其冲，英勇异常。南京血战，88师几乎全军覆没。首都沦陷后，孙元良在南京寓所的地窖里潜伏了三个多月，最后化装逃出。他因此被军法处审问了很久，丢了军职，黯然出国。因结怨于宋子文，归国后也没被起用。直到抗战末期，才到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任副总司令。故旧重逢，曹聚仁问这位当年淞沪战场上风头最劲的将军，而今坐飞机回来接收上海，飞机在江湾机场降落的那一刻，心头有何感想？孙元良说那是情人会面的镜头，要说是说不出来的，这不是语言文字所能形容的！
曹聚仁在上海过了平生最狂热的双十节。但是，胜利后国民党对东南沦陷区的大接收变味儿为“大劫收”，使他顿感失望。中国新闻事业的“罗马”——望平街是曹聚仁的心仪之地，然而，当局在望平街上对新闻事业的宰割，也是大打出手，六亲不认。
向左走向右走战争一结束，望平街上随即出现了三种新闻力量。首先是“地下钻出”吴绍澍的《正言报》。吴绍澍本是上海人，早年就读于上海法政大学，加入了国民党，毕业后任职于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汉口市党部等部门。1939年夏，国民党中央派他从重庆潜回上海，筹建上海市党部和三青团支部并担任负责人，接应、护送出入敌占区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和新闻工作者，搜集日伪情报，派人渗透敌区，制裁日伪汉奸，为抗日救亡做地下工作。1940年9月20日，他打着美商旗号在上海租界创办了《正言报》，这是上海“孤岛”时期代表重庆国民党当局的一份报纸。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该报宣告停刊。抗战一胜利，一直在上海指挥地下工作的吴绍澍得地利之便，抢先接收敌伪的《平报》资产，于1945年8月23日复刊《正言报》，自任社长。此时的吴绍澍，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社会局局长等职务，一人身兼六职，炙手可热。同时，原来望平街上的龙头老大《申报》、《新闻报》因为“附逆”被勒令停刊整顿，《正言报》一下子便替代了这两家报纸的地位。严宝礼则下手更早，于8月18日就复刊了“孤岛”时期停刊的《文汇报》。
接着是“天上飞来”的詹文浒詹文浒（1905～1973），浙江诸暨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后游学美国，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上海世界书局编译主任，1938年11月在上海租界创办《中美日报》，任总编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转往重庆，任《中央日报》副社长、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主任。抗战胜利后，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特派员身份，从重庆飞回上海，接收敌伪新闻业。曾任《新闻报》总经理、上海市记者公会理事、上海暨南大学新闻系主任。1949年5月逃亡他乡，1973年逝世。等“重庆人”。最后，冯有真冯有真（1905～1948），江苏常熟人。早年就读于之江大学，1928年到南京，任中央通讯社驻立法院记者，为院长陈果夫赏识，成为CC系干将。上海沦为“孤岛”后，被国民党中宣部委派为驻沪专员。1940年9月，与吴绍澍合作在沪创办《正言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复被国民党中宣部委任为东南战区特派员，设办事处于安徽屯溪，在南京、上海、杭州一带进行秘密活动，并于1942年7月18日创办《中央日报》屯溪版。1945年8月30日，屯溪《中央日报》迁至上海出版，任社长，兼任中央社上海分社主任。1948年12月21日，受命筹备上海《中央日报》南迁事宜，所乘飞机在香港附近的火石山失事，与同机的彭学沛一起遇难。的《中央日报》、宦乡的《前线日报》也从“陆上走来”《前线日报》1945年8月24日在上海出临时版，同年11月16日江西版正式停刊，单出上海版。冯有真是从皖南屯溪带人马来到上海，接下河南路上伪《新中国报》的房子和印刷机，出版上海《中央日报》的。
冯有真乃国民党中宣部东南战区特派员，吴绍澍又一向在上海指挥地下工作，可以捷足先登，接收敌伪新闻业。但是，詹文浒从重庆带了“尚方宝剑”一飞来，要重新“洗牌”，冯、吴两人的美梦便被打碎了。这样，对上海敌伪新闻业的接收，在国民党自己的圈子里就已经搅不清了，各方神圣你抢我夺，望平街上乱作一团：
新闻界那几位巨头，掮着文化宣传的招牌在那儿争地盘；政学系的《大公报》，CC系的《东南日报》和《大刚报》（毛健吾），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分得二十万美金的官价外汇。（南京《中央日报》和上海《申报》，也分得同样的数目。）上海《中央日报》分得了房子、机器和大量的白报纸。《正言报》也分得了半部《时报》的印机和大量白报纸。《和平日报》的房子、印机，规模也是很大，军方之力也。第三方面军，就借了日方的《每日新闻》社，出过一些日子的日文报纸，所收得的白报纸数量之多，更在各报之上。《中华时报》，就因为是青年党的机关报，也很快分得了房子、印机和白报纸。至于《前线日报》，虽说也带点军方的关系，一直到后来，才从徐州分到一架老旧的转轮机，开头挤在四川中路的一所房子的楼上，勉强开了业；后来也转了许多弯，才把分配给《和平日报》的，就是那所《每日新闻》社的房子买了过来。（这中间，又有许多微妙的关系。）大概你抢我夺，到了第二年夏天，才算各霸一方，转到白报纸的外汇分配额上去吵嘴的。
当时，国民党当局为了阻止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从重庆迁沪，又作出了一个毫无道理的规定：战前没有在上海出版的报刊，现在不能到上海来出版。如此一来，不但《新华日报》不能在上海刊行，连军方的《和平日报》（原《扫荡报》）、上海望平街（今山东中路）。CC系的《东南日报》、青年党的《中华时报》、第三战区的《前线日报》、天主教的《益世报》，都不能在上海出版了。最后，只有《新华日报》被拒之门外，其他报纸兜了许多圈子，经过行政院特许，先后又都在上海出版了。
曹聚仁到上海时，冯有真和詹文浒之间的暗斗已经白热化。在詹文浒看来，上海《中央日报》随时可以转到他的手里。冯有真惴惴自危，只能守住中央社上海分社的地盘，作最后退步之计。国民党中枢，自然要把历史最悠久、销路最大、经济基础最稳固的《申报》、《新闻报》这两块肥肉一同抓了去的。通过内部整顿，这两家大报改组为官商合营报纸，大权操在陈布雷手中，而以潘公展主《申报》，以程沧波主《新闻报》，编辑全权操在CC手中，堂而皇之地复业，实际上已成为国民党的机关报。詹文浒被委以《新闻报》总经理之职，和社长程沧波平分秋色，这才让冯有真稳住了江山。江山是稳住了，不过上海《中央日报》也变成“童养媳”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上海的新闻统制，以《申报》、《新闻报》为中心，《中央日报》、《和平日报》乃是外卫；《正言报》、《东南日报》、《前线日报》、《益世报》更是外卫的外卫。
《前线日报》总编辑宦乡是在上饶受了闷气，抱着理想跑到上海准备大干一场的。《前线日报》上海版开头那一时期，果然也办得有声有色，宦乡自己写“编余漫笔”，可以说是最接近理想的“新闻说明”，其识见和文笔，可以和第一流的评论家抗衡并驾。到上海后，宦乡又结识了周予同、郑振铎、唐弢等一帮开明书店的朋友，他在杏花楼宴请这帮朋友，拍着胸膛表示可以担当责任，让大家尽管赐稿支持《前线日报》。因此，《前线日报》的副刊和学术性周刊，显得比当年上海的《立报》更富有自由主义色彩。
但是，上饶的那一笔账是不可能不了了之的。当时有17位政治部主任在重庆告《前线日报》的“御状”，使顾祝同十分为难。而且，《前线日报》的言论、新闻，时常被重庆《新华日报》引用，这让那些带有“眼镜”的人看来，《前线日报》已不仅仅是一张自由主义报纸了。社长马树礼满怀高兴从芷江参加完洽降会议飞回南京、上海，打定了天下，不料积劳吐血，只好住进医院调理。各种政治性的攻击，密集而至，《前线日报》风雨飘摇，宦乡一个人几乎支持不下去了。
顾祝同十分器重宦乡，他的意思是要宦乡改变态度，这样可以继续主持这份报纸。顾祝同满以为宦乡会听从自己的劝告，谁知宦乡在顾家吃了一顿午饭后，便和他分道扬镳了。宦乡断定顾这一帮军人已经没有了前途，在顾祝同与进步的前途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当时，《前线日报》上饶版还在继续出版，邢颂文抽身不得。上海方面，马病宦走，《前线日报》这只“石臼”就落在了曹聚仁这个半客卿的头上。宦乡走时还特意嘱托曹聚仁不要步自己后尘，希望他能够顶着做下去，否则就等于拆了《前线日报》的台。这样，曹聚仁也就在上海定居下来，变成《前线日报》的一员了。
来自外部的各种压力，使马树礼不能再用开明书店的那帮朋友。曹聚仁心里也明白，自己留下来撑持《前线日报》，肯定会被一些朋友误解。但是，《前线日报》关系到二三百人的生存问题，为了大家有一个吃饭容身之地，他也就顾不了许多了。有一天晚上，马树礼从南京回来，急匆匆地找到曹聚仁，诉说京中的遭遇：顾祝同的责备，朋友们的攻击，使他觉得走投无路，前途茫茫；当局分给《前线日报》的18万美元官价外汇，本已在望，就因为报纸的态度问题被搁浅了，徐州方面可以分得的白报纸，也落空了。曹聚仁看着急火攻心、一碰就会倒下去的马树礼，顿生怜悯悲壮之情，当即拍着胸膛对老朋友说：“我的主张是一件事，报社主张又是一件事，你要怎么做，你说好了！”这样，曹聚仁就掌着《前线日报》的舵，不让这只船沉下去，过了大半年为报社谋生存的日子，任何外间的误解，都不闻不问了。
1945年12月底，曹聚仁从友人处得知，才两岁的二女儿曹霆，在江西乐平染上痢疾，因无药医治，已于三个月前夭折。想着千里之外悲伤无助的妻子和孩子们，他立刻放下手头工作，赶去乐平接他们回来。其间，国共和其他党派正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曹聚仁从上海、南京溯江而上，经芜湖到九江，又在赣东北兜了一圈。等到他一圈子兜回去，再从九江、南京回到上海，也已经把政协带来的一点新希望都兜完了。不过，他也知道这种会议是谈不出什么结果的：“政治协商会议，摆在会议席上那些堂堂正正的议论，都是要从侍从室挖出实权交给国民政府去，要使主席成为‘虚君’，内阁制所容许的‘总统’，要终结‘手令政治’，这是拔根的工作，岂不要蒋氏的政治生命？无论如何，是不会成功的。”这种看法，是基于他对蒋介石性格的深切了解。回上海后某一天，他和几位民盟的朋友闲谈，他们想听听他对政协会议成果的看法。曹聚仁反问他们：“蒋介石和袁世凯不同之处在哪儿？”这几位民盟朋友都回答不出。他就自问自答说：“袁世凯狗抓地毯，老忘不了皇帝梦，尽在总统制、内阁制上兜圈子。蒋介石呢？他并不要兜这些圈子。主席也好，行政院长也好，委员长也好，总统也好，结果还是他的天下。（到后来，舍不得总统这宝座，也还是‘狗抓地毯’。）”“狗抓地毯”是狗的一种下意识行为。狗已经在地毯上睡觉了，还要像以前在山野草堆里睡觉那样，先在地毯上乱抓一阵。曹聚仁用“狗抓地毯”喻指下意识中生根的传统思想。
曹聚仁事后明白，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即1946年，是离心与向心转变的总枢纽。当时他只是觉得社会情绪真是微妙。以新闻业来说，一般人都希望国共双方真的能够停战谈和，但报馆老板方面，似乎都受了上头的指示，以强调破裂为言论编辑中心，只要把责任加到对方去，颇有不择手段之意。就在这一年，顾祝同奉命指挥军队在陇海线上和中共军队对垒。发生在昆明的李公仆、闻一多惨案，又是由顾祝同主持军事法庭来处理的。《前线日报》的言论，自宦乡离去之后，曹聚仁为了报纸能够生存，日趋于灰色，只说些不痛不痒的话。但是他也是有底线的，顾祝同的这些作为，《前线日报》就格外无法配合了。一份失去灵魂的报纸，自然难以打开销路的。《大公报》上海版复刊、《东南日报》出版上海版以后，望平街上的市场也让他们占了先，《前线日报》在上海变成了二流报纸，仅能和《益世报》、《和平日报》相比肩，只是比《中华时报》稍好一点而已。
因此，在《前线日报》的基础稳定之后，曹聚仁就开始逐渐地和报社疏淡关系，担任了上海法学院报学系和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的教授，把上海方面的工作重心移到新闻教育上去。战前曹聚仁在上海大学已教过新闻学，那时难免纸上谈兵。八年战地记者下来，重上三尺讲堂，时事分析、采访学、编辑学、新闻学，不管是业务课还是理论阐释，他都能现身说法，得心应手。社会教育学院设在苏州拙政园，新闻系主任是俞颂华。俞颂华曾任香港《星岛日报》总编辑，和曹聚仁早有工作上的关系。当时他已病入膏肓，可是对新闻事业仍抱有浓厚兴趣。他对曹聚仁说：“我们总是办报的人，等我身体好一点，我们还是到海外办报去！”然而过了不久，他就在苏州病逝了。
至于新闻报道的工作，曹聚仁则移到香港的《星岛日报》上去。他担任着《星岛日报》的外勤记者，这份境外报纸，为他采写的通讯的发表，提供了最大便利。这一时期，政府当局有闹不尽的笑话，他也就有写不尽的通讯了。他的南京通讯，居然发出了“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这样的愤激之语。诚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曹聚仁迎来了新闻生涯中“伟大长篇通讯的黄金时代”。到了1946年底，他认为内战的战场上已经用不着像他这样的记者了，就下决心离开中央社，把新闻工作的重心，完全放在为《星岛日报》写通讯上。
1946年夏天，内战之火愈烧愈旺，经济危机一天天深化。在这个危机四伏、天气热得怕人的夏天，曹聚仁蜗居在上海狄思威路（今溧阳路）的家中，每天以五六千字的速度，埋头赶写着他的不朽胜业——《中国抗战画史》。
北平《世界日报》1947年6月24日所登之《中国抗战画史》广告。早在1943年春曹聚仁随蒋经国到重庆时，偶遇商务印书馆的老板王云五，向王透露了自己准备编写一部战史的计划。王云五当即跟他谈妥，书成之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中央社也有意出版这部战史，社长萧同兹想调曹聚仁到社里的资料室去赶这份工作。上海联合画报社的舒宗侨生意眼敏感得多，他对曹聚仁说：中央社是官衙门，脚步迟慢，而且顾忌重重；商务印书馆头绪繁多，不会替你来争取时间。他劝曹聚仁不要把战史当作名山事业来做，跟他合作，抓住时机，早出版一天好一天。曹聚仁觉得舒宗侨言之有理，于是两人联手，曹撰写文字，舒选配图片，半年即完成了编撰工作。1947年5月，《中国抗战画史》由联合画报社正式印行。
1947年6月24日，联合画报社在北平《世界日报》上做了一则“《中国抗战画史》隆重出版，运抵北平”的广告，从中可以看出该书梗概：
本报动员中外记者五十人，名记者曹聚仁舒宗侨编著，印刷半载，耗费数亿元之《中国抗战画史》，兹特郑重宣布，本书已隆重出版！
本书初版已全部预约一空，致市面无书可以发售，再版经日夜赶印，亦已出书。凡预约书籍，本社已如期于五月二十二日起依预约先后陆续交邮寄出。再版书原定价为十万元，近以各项工价再涨，特改为十二万元。
本书编印既毕，统计共刊用照片一千一百六十七幅，文字四十余万字，地图六十幅，彩图十四幅，文献内幕秘闻百余种，自日本明治维新起，中经八年血战，至最近中日情况止，共分为十大章（共七十二节），后附抗战史料一览，各战区将领一览，抗战大事记，各次战役统计等。文字通俗美妙，资料丰富确实，图片新鲜生动。内容之结实完备，无论就文字，就图片，国内无以出其右。尤其本书刊用之图片，至少有百分之八十，因战时物质条件欠缺关系，从未向外间发表，而由本书加以搜罗刊用。大部分照片，均为战地作战实录，关于敌伪动态则搜自日方，故参阅文字与图片，既像小说，又似电影，从学术立场看，则又是一部最完善的史料，从普通军事学立场看，是一部战史。适宜于各种职业、年龄、趣味的人阅读。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国防部设立了战史局，结果连最简略的战史也没有编写出来。青年党的左舜生曾向国民参政会建议设立战史委员会，着手编写完备的战史，当局就说国防部已经有了战史局，不必再设战史委员会。曹聚仁对当局不重视总结战争经验教训的做法非常失望，他愤慨地说：“这八年仗是白打的！”所以，他虽然觉得《中国抗战画史》写得并不尽人意，但是也相当自豪：“毕竟地也只有我这部战史，算是把八年抗战的史迹留下来了。”
浙东学术有重视史学的传统，有清一代，编撰《明史》的万斯同、万斯大兄弟，著《文史通义》的章学诚，都是浙东人。章太炎曾说：“浙东学派，多从史学入手；史学使我们胸襟开阔，这与孤陋寡闻的冬烘文翁颇不相同。胸襟开阔，所以有识力，有识力，乃不至随声附和。胸襟开阔，所以能组织自己的思想系统，才能左右逢其源。”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曹聚仁似乎对史学有天生的兴趣。他9岁即在父亲的朋友朱芷春师的讲解下，开始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后来又耳濡目染于单不庵、章太炎两位大师，便想做章学诚的传人，终生以史家自期了。
曹聚仁自己说，他是以研究历史的态度进入新闻圈子的。他有着非常强烈的、自觉的历史意识，从走出书斋迈向战场的第一天起，便留意搜集敌我双方的各种材料。台儿庄战役后，他和妻子邓珂云重回战地巡行，在敌尸堆中找到了一本一位日本士兵写的日记，成为了解台儿庄战役过程的第一手材料。那位不相信中国军队打了胜仗的德国海通社记者，就是看了这本日记后才哑口无言的。1945年9月曹聚仁从上饶到杭州参加受降典礼，突染恶性疟疾，寒热交作，举步维艰。在发病间歇期，他还赶到荒货摊去收集大量有关抗战军事的文献。“我要研究日军的战略和战术，我要了解日军的士气和战后心理，日军一百三十万战斗兵，居然闷声不响，放下武器，这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其间，偶尔出点小乱子，有的苦闷之至，愤而自杀，里西湖时常有投水自杀的日军官兵，大体说来，他们都服从了天皇的命令，毫无保留的向我军投降了。就我仔细研究和实地观察所得，日军在战术上，可说是成功的；但是他们的战略却是失败的；正如德军一般，他们打赢了许多战役，却不曾打胜过整个战争。”当他开始着手编写战史后，八路军和川桂系军人，把这工作看得十分重要，又供给了他不少史料和照片，特别是川军的孙震将军，给他提供了最充分的史料。
同时，为了战地报道的需要，曹聚仁一穿上戎装就开始潜心研究古今中外的军事学典籍。八年战地巡游，经常与军政要人往还，使他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一位具有丰富军事知识和深刻军事洞察力的专家。1938年10月26日，我军事当局宣告放弃武汉三镇。次日，身在金华的曹聚仁写了一篇综述通讯，其对宏大战事的概括、分析能力，绝非一般记者可比：
过去三个月，战局之扩大、紧张、激烈，变化之迅速、复杂，为先前所未有；记者片段的记述，决不足以尽壮阔的波澜。当此大幕将落之际，且回溯历程，作简单的综述。七月间，敌军越过马当、香山，进陷九江，战事焦点由鄱阳湖东岸移至西岸，南浔线每个据点都经过几度进出。那时候，敌军的意向已判明并无在鄱阳湖地找寻我们的野战军来一度决战的野心；而敌军主力是否由德安西进或南冒，尚未可测。七月底边，敌又把战事重心放在黄梅、广济的线上，这才摇动了武汉人心。可是八月间的重心又北岸移南岸，敌军对于瑞昌的攻击，猛烈而且坚韧（现在判明那是敌军的副主力）。一般颇挂心敌军由武宁攻咸宁的企图，尤其当瑞昌右边溃败之际，只怕牵动了南浔线全局。九月间，敌军的正主力，由合肥向潢川、光山出动，平汉线才受到重大胁迫，北岸田家镇、蕲春也终于不守。南岸敌军以同样姿态向阳新、大冶方面推进，恰和北岸同一步伐。最近这一个月（十月），信阳失守以后，敌军居然钻入大别山脉，叩武胜关的正门，因此武汉的北面，比东岸更为吃重了。到了这几天，敌军由平靖关向应山，由沙窝向麻城，由黄冈向黄陂，由鄂城向葛店，由金牛向贺胜桥，五路构成大半圆形的包围圈，武汉守卫已到了最严重的关头了。到了现在，再回看敌人的战略，我们可以明白敌军在长江两岸的每一个动作，都有其中心作用——刺激、吸引我军的主力以待我军的疲惫。择我军比较稀薄处，从正面来攻坚。总括一句话：敌军的基本战略，只要占得据点，即不计战果之生熟了。
如上所述，敌军安排实力，北线重于南线，其意在取巧；我军应付这局面，则南线重于北线，其意在留有余以相待。国人对于当局的苦心，怎可不曲加原谅？而军人在各线应战之坚苦卓绝，更不可不赞叹钦佩。
曹聚仁觉得自己是一个最幸运的历史家，因为亲身参与了战争的全过程，不但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而且培养了观察、分析、识断军事、政治、外交问题的能力，为这场波澜壮阔的民族战争，编写一部翔实可靠、高屋建瓴的战史，准备了必要条件。
在《中国抗战画史》之《扉语：我们的献词》中，曹聚仁开宗明义地说：“这是一部战争的记录。”既然是战争的记录，叙事必须信而有徵，这是治史的第一要义。早在暨南大学执教时，同事杨人楩翻译的法国史学家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曹聚仁研读过多遍，对马氏“求真”的治史方法推崇备至：“非有可靠证据勿下论断，非证以可信的史料，勿轻于相信；对人物与事变之判断，必须依据当时之思想与判断。任何文献必须予以最严厉之批评；对于流行之歪曲与错误的解释，即出于最可靠的史学，亦须无情地予以摈弃。总之，须以求真为主。”他曾经对好友曹礼吾说：“马迪厄可以和中国的王船山比美，两人对史学的贡献一样大。”《中国抗战画史》中的史事，多为曹聚仁亲历笔录，可以称得上信实可靠。日本朝日新闻社战后编次《进入太平洋战争之程途》，若干课题采用的就是曹聚仁的记述，说明他的记述合乎事实。
关于史事的信实问题，曹聚仁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他所记的《东战场上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论断：
偶阅曾国藩日记，其中有一天，忽提起史事的可信不可信问题，因为他自己身在戎行，手造历史，眼边过的事，也有许多不可信的，则史籍所载，可不足凭。但曾国藩毕竟是一个文人，尚不知史家治史自有为造史的人所不能了解的特点。史家治史，观其流变之迹，不着重一环，而重环与环之间的连锁关系，连锁关系，非有史眼不能见了。我现在所往来的，很多是造史的人；他们看了报纸，有时相顾而笑；可是报纸并不减低其真实性，积一个月的报纸，则战局之轮廓自在，并不因为每天夸张了一点就走了样儿。历史亦当作如是观，惜不能起曾国藩于地下，与之一谈耳。
基于这样的认识，曹聚仁在力求史事信实可靠外，特别重视中日之战“环与环之间的连锁关系”。《中国抗战画史》从日本的社会、文化和民族性入手，剖析了日军侵华的复杂因素，呈现了中华民族奋起抵御外侮的全过程。因果流变，环环相扣，脉络清晰，要言不烦。披览此书，不得不佩服曹聚仁化繁为简的“史笔”和高屋建瓴的“史眼”。
当然，《中国抗战画史》决不只是一部“战争的记录”。它的重要价值还在于，作者通过记录战争，探究了敌我双方胜负兴衰的内在因素。曹聚仁说，日本溃败，一个世界第一等的强国陨星似地从天空坠落，这都是日本军阀种的因造的孽，自食其果，联合画报社1947年版《中国抗战画史》扉页。'怨不得别人。那么，日本何以来势汹汹而终归败亡？曹聚仁指出，现代战争是一个“总体性战争”。首先，现代战争是工业效能的战争，以一国的经济力与人力的总和来作战：“全国生产，供战争之用，虽则战争行动本身并不拿出原料来进行，也不把工厂拿出来作战，而是拿出高度完备的特殊构造的战争机器，以特殊有训练的战斗员来操纵。工业与人力的军事化程度，便是战斗力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现代战争又是一种政治战，“若不得民众诚心拥护，则不能为民众所忍受；现代的战争，必须是属于人民的战争”。这次战争，因原子弹的出现缩短了行程。但是，日军的溃败不在于原子弹的威力，而在于科学技术的落后。日军是在“科学的战争”、“脑力的战争”中吃了败仗。有日本学者认为，中国的地广人多与大平原环境，使生长于“山岳丛错弹丸黑子的岛国”日本人产生错觉，制定的“速战速决”战略不能实现，从而陷入战争泥沼。但是，日本人忘记了中华民族的“国民潜力”，也忽视了中国的抗战乃是“属于人民的战争”，“少年中国之广大领土与中国人民之出于意料之外的团结与抗战到底的决心，使日本的侵略计划全部搁浅了”。曹聚仁总结道：“对于这次战争性质的任何错误估计，以及对于政治与物质的警觉性的任何一点的认识不够，都会演成致命创痕；致命的创痕，是无法补救的。法国的溃败，日本的终于败北，以及希特勒的覆灭，别无他因，便是对于战争性质估计错误，对于政治与物质的警觉性认识不够之故。”
更为可贵的是，《中国抗战画史》虽是一部战史，却闪耀着祈望世界和平、人类幸福的光辉。在《扉语：我们的献词》中，曹聚仁提到，日本名将东乡平八郎在东京逝世前不久，曾经对一位知心朋友说：“热心战争的人，不懂得战争。凡是经验过战争的恐怖，而仍爱战争者，简直就不是人类。无论什么方法都要比战争好，我们必须以任何代价来避免战争，除非在民族生存受到危害的时候。我是恨极了战争。”曹聚仁说，《中国抗战画史》正是东乡平八郎所作的沉痛遗言的注释：
我们所写的虽是关于战争的记录，但希望由此而闪出增进人类幸福，促成世界和平的光辉。我们承认和平乃是一个“绵延的创造”，“和平并非破坏和平的人失败以后所得到的一种静止状态。相反的，和平是一种动的方法，用这种方法，以完成必须的调整变革，以减轻而非加重过去因武力侵略曾经予世界的各种弊害。”“和平必须是一种动态的赓续的程序，进而实现世界规模的自由、正义、进步和安全。”我们希望我们的战士，以往为了抗拒强权争取民族之自由而奋斗，今后为着实现世界永久和平而努力！
存信史，究成败，诫来者，这就是《中国抗战画史》这部煌煌巨著的史学价值。曹聚仁曾说，他有份小小的心愿，要让百年后的史家承认他是一位有眼光的史家，而不仅是一个新闻记者。《中国抗战画史》的行世，足以使他跻身“有眼光的史家”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