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联手驱除外侮之后，固有的矛盾便浮出水面，打打谈谈，纠缠不清。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后，曹聚仁采访了不少军政要人，问他们国共谈不拢的原因究竟在哪里。那些“大佬”都说他问得天真，言外之意，蒋介石同意和谈，仅仅是做给美国人看的戏法，迁就一下美国人希望中国和平、确保不彻底倒向苏联的旨意。蒋内心是坚信凭借武力可以消灭中共的，所以并不把来华调解国共争端的马歇尔元帅看得十分重要，有时还玩弄这位老人。等到蒋氏了解到马歇尔地位的重要，这位美国总统特使已经回国当国务卿了。曹聚仁曾反问一位国民党的总司令：“究竟是你天真，还是我天真？”还有一次，他与一位总司令去参加文化界举行的座谈会。这位总司令在会上与文化界人士争得面红耳赤，事后对曹说：“现在你们不懂，一仗打赢了，你们就懂了！”通过这些事情，曹聚仁明白，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真实想法，是想用武力来说话的。
在国共之间“吃夹档”，采访国共和谈新闻，曹聚仁觉得这是像他这样的新闻记者最困难的工作，因为双方的成见以及报馆的处境，不容他们做客观性的报道。1946年10月，由福建调任台湾省主席的陈仪，电邀京、沪新闻界人士前往台湾考察省政。感到大陆空气沉闷、压抑的曹聚仁，就代表《前线日报》参加了这个新闻考察团，到海外去换换新鲜空气。
新闻考察团由许孝炎任团长，人员除曹聚仁外，还有《申报》总编辑陈训悆、《新闻报》总经理詹文浒、上海《中央日报》社长冯有真、《东南日报》总编辑杜绍文、《正言报》的朱雯和《大公报》的高集，多为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官”。接待方为他们安排了密集的考察行程，宝岛的主要地方几乎都走到了。考察快结束时，陈仪在草山与大家进行了座谈，第二天又在长官公署正式招待了考察团一行。陈仪主闽时曹聚仁已与他相熟，这次见面，他劈头就问陈：依你自己的观感，治闽和治台相比，哪一个更满意些？陈仪愉快地回答：“台湾的省政进程，不仅是顺手，而且可以拔步走向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去！”殊不知，“二·二八”大起义的风暴正在酝酿积聚之中，只是踌躇满志的省主席没有察觉而已。
桃花扇底送南朝在台期间，凡是集体应酬之事，曹聚仁概不参加，自己去走访想访问的人，搜寻想看到的资料。这么一圈走下来，他对台湾的政况民心，也有一番自己的了解了。抗战时期，曹聚仁根据对军事地理的研究，曾经产生过一个想法：如果把南洋群岛、菲律宾群岛、海南岛、台湾、琉球群岛和舟山群岛，看成一个海上王国，其战略意义和世界意义将不可估量。经过这次实地考察，他坚信了自己的看法。他对陈仪说：“中国毕竟是大陆的国家，所以不懂得海洋的伟大；三宝太监虽说七次下西洋，结果东南亚的世界，还要等哥伦布、麦哲伦来发见，东印度公司来开发的。”“台湾的地位，应该放到岛链上去看的，不要把它当作大陆的一部分多余的东西，中国先民有海外开拓的效力，却缺乏建立海外扶余的政治组织能力，这便是中国人比不上荷兰人之处。”陈仪听了大为赞赏，把日军司令投降时献给他的一把军刀转送给了曹聚仁。
这次访台，前后10天，曹聚仁搜访到了80多本有关台湾的史料。同时，新闻考察团中，也只有他和《东南日报》的杜绍文写了稿子，一棒打落了那一群趾高气扬的新闻官。
1946年11月15日，蒋政权不顾中共的强烈反对，悍然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曹聚仁从台湾返回上海后，就被《前线日报》派往南京采访“制宪”大会。他在南京住了一个多月，“朝野上下，各党各派之人士，我都接触过，只见明枪暗箭，彼此斗争着，没有和衷共济的祥和空气。衮衮诸公，都是以国事为儿戏，这就使人感到‘秦淮河之冬’的真实气氛。”
这次大会，名为“制宪”，但是出席会议的两千多名代表，曹聚仁认为最多只有三五十人知道什么叫宪法，蒋介石本人也根本不会尊重宪法。他曾与300多名国大代表谈宪法问题，发现至少有290人漠然无知，对宪法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挂过红条子，有了地位、权势，便可以回家乡为所欲为了。有一次，曹聚仁到中山陵去，碰巧那些挂了红条子的国大代表也在游园，他们趾高气扬，游来荡去。这时，一位教师带了一队小学生过来，大概是走累了，孩子们坐在草地上休息，警察便马上过来驱赶。他隐隐听到那位教师气愤地说：“好！看你们横行到几时！”这些代表，坐在会场上，痴头痴脑，只会打盹，但一到晚上，在秦淮河的莺歌燕舞中，一个个都变得生龙活虎，精神饱满。那些头脑清楚的代表则明哲保身。某天，曹聚仁和一帮记者去北极阁中央研究院采访胡适，胡博士一开头就和他们大谈他的《水经注考证》，听得那些文史功底差的记者一头雾水。
因为经济拮据，《前线日报》只派了曹聚仁一个人采访这次“制宪”大会。但是，单枪匹马的他，凭着自己的交游能力和勤奋，采写了一系列通讯报道。在这些通讯中，他敏锐地指出社会潜伏的重重危机，最主要的还在于：蒋氏不会尊重宪法的民主精神，一般百姓无视宪法的存在，朝野人士没有守法的精神。他自豪地说，就“制宪国大”的南京通讯来说，几乎没有一家报纸能比得上《前线日报》的。
在南京期间，曹聚仁时常到《东南日报》办事处聊天。《东南日报》的三巨头胡健中、许绍棣、刘湘女，都是国大代表或立法委员。有一天晚上，恰巧三人都到了办事处，大家自然就聊了起来。说到时局，曹聚仁第一次听到胡健中发牢骚。他笑着对胡健中说：“你发什么牢骚！今日之事，还不是都在你们的手中吗？不过，《桃花扇底送南朝》的长篇历史小说，不是正在你们的报纸连载着吗？可惜，你们也不是复社中人呢！”1942年1月3日金华《东南日报》。报头下注明：现社址：金华塔下寺望府墩；原社址：杭州众安桥；本报今日一大张，售国币贰角。1949年3月3日上海《东南日报》。报头下注明：经理部：南京路377号、长春路410号；编辑部：溧阳路1380号；今日本报一大张，售价每份金圆一百元。清人孔尚任谱写南明兴亡的《桃花扇》，曹聚仁早就读过。1921年秋，他从南京溯江而上到武昌应考，三天的落寞旅程，就是靠看《桃花扇》打发的。由《东南日报》正在连载的长篇小说《桃花扇底送南朝》，他想到而今的国民党政府，与当年的弘光小朝廷何其相似：“那朱紫半朝，只不过呼朋引党；这经纶满腹，也无非报怨施恩；人都说养马成群，滚尘不定，他怎知立君由我，杀人何妨？”即使有史可法那样的忠烈之士，也挽不过大局来了。
还有一晚，三更已尽，相别经年的湖南《中央日报》社长段梦晖突然叩门来访曹聚仁。原来，他第二天一早要回长沙，特地来找老朋友谈谈。话题不由自主地又落到了时局上，段梦晖说：“局势越来越坏，而满朝文武，昏天黑地，简直不知死活呢！”曹聚仁问他：“为什么这样忧虑之深？”段说：“各地的情形更糟！”那一晚，两人几乎谈到天明。新闻记者比较敏感，当众人还在混沌不觉的时候，他们早有大祸临头的预感了！
国民大会于1946年12月25日制定并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后，宣布闭幕。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在遍地烽烟中开始搞“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选举，为来年的“行宪国大”做准备。1948年3月29日，“行宪国大”在一片贿选和绝食请愿、陈棺请愿的闹剧中开锣，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国民党“训政”20年后，要“还政于民”了，忙坏了来自四方的新闻记者。曹聚仁当然不会置身事外，他往来于京沪的卧车上，为《前线日报》、《星岛日报》采写着一篇篇别具只眼的选举通讯。
不过，在这次大选中，曹聚仁不仅仅是一位客观的记录者。据他自己说，在副总统选举中，他受桂系的白崇禧之托，助选李宗仁成功胜出。这次大选，总统选举没有什么悬念，非蒋介石莫属；副总统的竞选异常热闹、激烈，李宗仁、孙科、于右任、程潜都参加了竞选，最后在孙科和李宗仁之间展开竞争，蒋介石和国民党CC派都力挺孙科，排斥李宗仁。至于曹聚仁在幕后如何帮助李宗仁，他没有细说，不好臆测；但助选之事，根据他与桂系几位巨头的交谊，应该不是子虚乌有。另外，曹聚仁听说吴稚晖不赞成蒋介石竞选总统，建议老蒋退让，就写信代《星岛日报》征文，请这位疏淡了多年的忘年交谈谈对时局的意见。吴稚晖回信说：
曹先生，阔别数年，无日不驰系。数年前于先生在赣州时，得到小小尊论以外，均无所见，想见著作必等身矣。《星岛报》征言及我，荣幸之至。然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加以最近衰疲日甚，不堪构思。先生必已有所答，高见万倍于我，可若亲献附议也。
吴稚晖以“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为由，婉言谢绝。曹聚仁又写了一封信，坚持要吴谈一些看法。吴稚晖干脆把回复他人的信照抄给曹聚仁，当作答覆。这位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肯定有不少难言之苦呢。
1948年春间，陈布雷从南京来到上海，住了一个星期。京沪之间交通便捷，旦夕往返并非难事，但陈布雷这次来沪好像特别郑重似的，首先由上海《中央日报》社长冯有真公宴报界巨头，介绍陈与各报负责人碰头，然后又由各报公宴陈，对其莅临表示欢迎。另外，党团会议及其他不公开的会议，又举行了十次以上。原来，蒋介石把党政军重心集中于官邸，由陈布雷掌宣传之职，所以他专门来报馆聚集的上海调度一番。在沪期间，陈布雷特意找曹聚仁去谈了一次话。陈在叹息了一番之后，谈了曹聚仁的《星岛日报》通讯问题。曹聚仁就老老实实告诉他：“港报有港报的观点、立场，我们站在新闻记者的立场，就不能和政府一鼻孔出气的。我指出政府并无固定的宣传方针；在香港的宣传战，政府是一败涂地的。连受政府支持的报纸，都不支持政府的政策，何能责怪我们这样的民营报纸呢！”后来又谈到当前政局的危机，陈也十分同意曹聚仁的看法。曹聚仁认为，陈布雷这次来上海，上海新闻界没有什么改进，还是天天争白报纸的外汇分配，天天谈女人，讲反共八股。暮气沉沉的望平街，显然已经到末日了。半年之后，自感油尽灯枯的陈布雷在南京寓所吞安眠药自杀。曹聚仁为陈的“一死谢君王”怜惜哀叹良久，他认为陈能够看得清是非，识得破利害，“但逢君之恶，从来没有勇气和蒋氏去争论，改变过蒋氏的意向的”。从陈布雷的遭遇，他又联想到国民党的其他政要：“从吴稚晖、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叶楚伧、邵力子、陈布雷、潘公展、程沧波以上那些文人，都是望平街上好汉，以新闻事业为敲门砖，进入政治圈中去的。一进入官场，立即和旧官僚同流合污，替军人贴标语去了。当他做新闻记者时期，都是笔锋甚健，把天下事看得很轻易的；一做了官场，又是因循苟且，阿附权势以取容了。”
到了1948年，物价如脱缰野马，狂飙不止，直接撼动着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8月19日，蒋介石依照宪法临时条款，以紧急处分命令颁行一种新币值金圆券，限期兑换人民手中的黄金、白银和外汇。上海为东南财富麋集之地，蒋介石委派儿子蒋经国任上海经济管理协助督导员，责令其“只许成功，不能失败”，企图筑起一道可以倚重的经济防线。
蒋经国果然不辱父命，到上海后雷厉风行，逮捕、枪毙了一批违规商人，黄牛投机销声匿迹，市场很快稳定下来。“蒋督导员”顿时成为上海市民心目中的传奇人物，曹聚仁的大女儿曹雷正在读小学，放学回家，向父亲讲述从老师那里听来的关于蒋督导员的故事，绘声绘色，蒋经国简直成了现代包公。曹聚仁一生最讨厌道听途说的所谓“传奇”，他就以“丁舟”为笔名，在《前线日报》上发表了“谈蒋经国”的系列文章，把自己身历目睹的“一代传奇人物”蒋经国公之于众。这组文章连载了20多天，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兴趣，成为当时望平街的一件大事。
曹聚仁1938年8月初识蒋经国于南昌。蒋经国是这年春天从苏联归国的，蒋介石先让他住在老家奉化溪口养性。对于在异国他乡羁留了14年的长子，身为“一国之主”的父亲还不知道如何来“雕琢这块璞玉，使之成器”。江西省主席、政学系的熊式辉揣摩到了老蒋的心意，就把这位“太子”接到江西，担任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同时筹划牯岭的游击工作。而当时主浙的黄绍竑，虽然比较有政治头脑，却缺少政治敏感，近水楼台而不“捞月”，白白让熊式辉抢去了这政治资本。蒋经国能吃苦耐劳，没有公子哥习气，也确实想干一番事业，所以到江西后口碑不错。曹聚仁是在自武汉乘船到长沙的途中，从一位乘客口中第一次听到蒋经国“传奇”的，遂决定东归途经南昌时见见这位“政治新人”。这次晤谈仅一小时，两人素昧平生，但蒋经国坦诚、务实的态度和作风，给曹聚仁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后他对人说：“名实相符，这正是我想象中的留俄人物。”
第二年5月，蒋经国被派到赣州，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领少将衔保安司令。他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在赣州整肃治安，推行新政，提出“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施政纲领。在他的治理之下，赣州声誉鹊起，《大公报》记者孟秋江首先发表通讯为新赣南喝彩，《大公报》桂林版总编徐铸成、特派员杨刚接着也写了几篇称赞新赣南的文章。一时间，赣州成为战时青年向往的地区之一。
由于妻子邓珂云怀孕待产，需要安全稳定之所，1939年农历年关，曹聚仁和妻子来到赣州，在城里灶儿巷租了一间民房，把家安在了这里，成为蒋经国治下的“子民”。
曹聚仁是名满大江南北的新闻记者，安家赣州，蒋经国岂有不知之理。除夕那天，蒋经国邀请他们夫妇出席贫儿家属聚餐会，蒋谈笑自若，与一群衣衫褴褛的妇女儿童坐在一起吃年夜饭，让曹聚仁颇为感动。半个月后，他又邀请曹同去曾经的“赤都”瑞金，参加中央军校分校的集体入党典礼。在路上，蒋经国凄然地告诉曹，12月25日，日军飞机向家乡溪口疯狂投弹，母亲毛氏不幸蒙难。他还拿出溪口被炸的照片，让曹观看。曹聚仁感到，蒋经国还是一位重感情、人伦的年轻人。通过这一段接触，曹聚仁对蒋经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虽然蒋经国在广揽人才，但此时的曹聚仁还没有成为蒋的入幕之宾。他依然保持着记者的身份，在粤、桂、湘、赣、闽、浙之间巡游，为了全家生计，还一度随朋友到距沦陷的杭州仅几十华里的小山村南涧走私做生意。不过，作为记者，他写过一些蒋经国“义释假经国”之类的传奇，通过新闻媒体向外传播，对树立蒋的正面形象、宣传赣南新政肯定是有助益的。他认为，蒋经国的青年冒险精神和接近民众的态度，是构成传奇的基本因素。蒋本人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短装革履，千里跋涉，本是平常之事，但在民众心目中，旧官僚是养尊处优的，见到这刻苦耐劳的地方行政长官，就不免传为奇谈。这番话传到蒋经国那里，他笑笑说：“知我者，曹公也。”
1942年7月，蒋经国“三顾茅庐”，请曹聚仁担任专员公署高级参议兼《正气日报》总经理、总编辑、总主笔，曹聚仁才正式成为蒋经国的幕僚。1927年大革命失败，曹聚仁曾发誓从此远离政治，永保自己的自由之身，现在为何自毁誓言，授人以“待价而沽”的口实？分析起来，可能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蒋经国当时确实奋发有为，带来了新的政治气象，曹聚仁一时也起了追随他一展才学的念头，这是中国读书人自古以来的梦想。历史上，幕主对幕僚言听计从、宾主协力建立不朽功业的事例很多，曹聚仁熟读史书，肯定了然于心。其二，幕主与幕僚的关系近乎师友之间，合则留，不合则去，比较自由。曹聚仁成为蒋经国的入幕之宾后，不少人认为他要做陈布雷第二，他只回应了一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不置可否。
《正气日报》的前身为《新赣南日报》，是蒋经国主政赣州后创办的机关报，由他的留苏同学高理文主持，魏晋负责编务。由于《新赣南日报》对皖南事变消息的处理不合上峰“规定”，江西省党部就说蒋经国袒共，魏晋有共产嫌疑。高理文、魏晋因此去职，蒋经国把《新赣南日报》改头换面为《正气日报》，继续出版。但是，创刊后的《正气日报》消息平淡，版面沉闷，而且报社人事复杂，留苏派、CC派和练兵派你争我夺，蒋经国甚为不满。在这样的情况下，高理文就向小蒋推荐了曹聚仁。蒋经国认为无论声望、才具、经验还是党派关系的平衡，曹聚仁都是主持《正气日报》的最佳人选，于是力请他出山相助。
曹聚仁主持《正气日报》后，报纸的面目焕然一新：新闻、言论有了全国乃至国际视野；战事之综述、分析，材料翔实，观点允当；报纸与读者的交流得到加强；版面编排简洁美观，有大报风范。同时，曹聚仁也十分重视经营，一年之内报纸发行量增加到12000份，竟然实现了赢利。在他和同人们的努力下，《正气日报》一跃与《东南日报》、《前线日报》鼎足而立，成为战时东南地区有影响的报纸了。
《正气日报》的成功，在曹聚仁本为“牛刀”小试，对蒋经国来说却意义非凡：他终于拥有了有影响力的舆论工具。1943年3月，蒋经国带曹聚仁去重庆“面圣”。两人一到陪都，备受瞩目。曹聚仁应该受到过蒋介石的召见，老蒋讽喻曹“辅佐”小蒋，即坊间所说的做“陈布雷第二”，也不是没有可能。在重庆，曹聚仁见到了邵力子、陈布雷、孙科、吴稚晖等政要，他觉得大家看他的眼光都颇为微妙。其间，他还去看了夏衍，并见到了周恩来。1938年12月，他曾经在金华采访过周恩来。这次会见，曹向周恩来介绍了蒋经国这个人很有一点事业心，想在东南大干一番。周恩来对他的工作进行了鼓励。
蒋经国重庆之行，本来颇有打算。他想把三青团这一新的干部力量掌握到自己手里，结果被陈诚抓走了。当时新疆的盛世才输诚中央，老蒋有意让儿子去新疆磨练，蒋经国也说要带曹聚仁同去新疆办报，不料张治中也有意经营西北，出来扯腿，蒋经国的新疆之行化为泡影。政学系的人，看到自己提拔的这条“龙”越出藩篱，破壁而走，心里老大不舒服；陪蒋经国来重庆的高清岳，就向小蒋剀切进言，说是羽毛未丰，不可遽就大任。蒋经国在重庆盘桓了一阵子，无功而返。
从重庆返回赣州后，曹聚仁便辞谢《正气日报》的一切职务，到上饶与《前线日报》那帮朋友共事去了。到了1944年冬，日军攻占赣州，他就放弃了居住5年的家，重新安家于赣东北的乐平。关于他离开蒋经国的原因，众说纷纭。最主要的原因，想必是重庆之行，“肉食者”的作为让他失望，后来又看到这位太子“依然落在庸俗的窠臼”里不能自拔，他便“挂印”而去了。
不过，曹聚仁认为，赣南时期的蒋经国瑕不掩瑜，是一位真心“为国为民的地方官”。他说蒋经国是哈姆雷特型的人物：
他是热情的，却又是冷酷的；他是刚毅有决断的，却又是犹疑不决的；他是开朗的黎明气息，却又是忧郁的黄昏情调。他是一个悲剧性格的人，他是他父亲的儿子，又是他父亲的叛徒！
“他是他父亲的儿子，又是他父亲的叛徒”，曹聚仁对蒋经国的这句断语，成为公认的允当之评。
曹聚仁虽然离开了蒋经国，但是由于赣州入幕的这层渊源，两人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关系。1946年冬曹在南京采访“制宪国大”期间，蒋经国还曾经到南京《前线日报》分社来看他。曹聚仁不客气地对蒋经国说：“今后六个月，乃是你的最后的考验机会；经不得考验的话，前途是难于预料的！”他认为蒋家政权是经不得考验的，劝蒋经国能够离开南京到边疆去打开天下。如果两人关系一般，他是决不会这样造次的。正是与蒋经国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系，决定了曹聚仁在大陆解放后的行止。
1948年9月9日北平《新民报》日刊对蒋经国在上海“打虎”行动的报道。1948年8月蒋经国奉命到上海“打虎”，曹聚仁就在《前线日报》上发表“谈蒋经国”的系列文字，“来发挥一点‘中有所感’的繁念”。10月，他又把这些文字加上赣南时期所写的相关通讯，编为《蒋经国论》一书，交上海联合画报社出版。这是所有蒋经国传记中最早问世之作，在当时，对提升蒋经国的声望，让民众了解蒋之为人，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曹聚仁对国民党当局的沉疴知之深切，知道蒋经国在上海的最后一搏也无济于事：
蒋氏这一套主张，行之于赣南，已经蜚语纷起。那一时期，重庆方面若干政团，自己的天地大，河水不犯井水，大家都肯听其自然，有时也夸奖一番，反正不碍自己的利益。现在，他要把这一套主张，行之于上海；而目前这一阶段，又正当国民党、国民政府以及蒋总统的威望受最严重考验的时候。他的每一种设施，都要和各政团以及衮衮诸公的既得利益短兵相接。南京与上海，京沪路一线相通，官僚资本与买办资本相连得那么密切，上海经济市场每一角落都有着豪门巨绅的经济蜘蛛，他的计划又如何能避免和他们直接冲突呢？
事态的发展果然如此。上海真正的“大老虎”是和蒋政权关系最密切的四大家族，尤其是孔宋两家；蒋经国无法和自己一家人为敌，只能打几只“老鼠”，将囤积大户王春哲等处死或投入监狱。据说，王春哲临刑前大声叫道：“我死了，物价如能稳定了，金融投机如能遏止了，我也死得值得了。”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知道蒋经国定会铩羽而归，都站在旁边看他一个人耍把戏。蒋经国的打虎精神与个人神话，使金圆券初期在上海的发行还比较成功，但是在内外交攻之下，蒋经国不久即感到力不从心。9月30日晚，他请曹聚仁到自己的私寓闲谈。曹聚仁向昔日的主人一连提了几个问题：为什么不发行银圆券，而要发行金圆券？为什么不准备大量的银圆来兑现，先坚定人民的信念？为什么不等军事上赢得一场胜利，再来改革币值？蒋经国只是很沉重似地摸着下巴，无言以对。这时，警察局一位副局长进来报告说，金圆券开始崩溃了。蒋经国自己觉得对不起老百姓，纵酒狂饮，大哭了几场，一周后悄然离开上海。
曹聚仁的政治观点，本来和民盟相一致，但是，民盟后来发生分裂，失去了中立地位，使他失望。他只希望自己所报道的政治动态，有着历史的价值。但是，望平街自抗战胜利后第二年，就成为国民党清一色的天下，除了党报、团报、军报以及半党报，几乎没有不是和政府一鼻孔出气的。《文汇报》不愿和政府同调，结果被封。曹聚仁庆幸自己还有香港《星岛日报》这个地盘，供其自由发挥。在他看来，上海新闻界勉强可以说是出于党报之外的，只有王芸生的《大公报》和陈铭德夫妇的《新民报》，而最敢正面批评国民党政权的，要算《大美晚报》，其次为储安平的《观察》周刊，再次才是《大公报》。王芸生和储安平一样，采取独立的自由主义办报方向。所以，共产党在香港出版的《华商报》，就把储安平、王芸生和曹聚仁三人，1948年3月，上海电话公司的职员在领工资。一并攻击。而《观察》的南京军事通讯，国民党政府当局有一段时期还疑心出于曹聚仁之手呢。
风雨激荡的1948年，曹聚仁的京沪通讯，几乎成为时代的预言者，他的推断很少不被应验的。上海很多工商、金融界团体都在仔细研究他的通讯，航运到上海的《星岛日报》，销数增加到两千份左右。“这一来，我原先以为可以比较自由动笔的文字，为了适应环境，有时不能不出之于曲笔了。”
紧接着金圆券崩溃的是徐蚌会战惨败，京沪人心立刻浮动起来，大局显然是不行的了，社会上开始流行一个新词语：“应变”。翁文灏内阁随着“八·一九”经济防线的坍塌而倒下，孙科内阁就是在“应变”的口号中产生的。所谓“应变”，其实就是准备逃亡的意思。
南北各大城市的报馆，多是官办或半官办的，政府拨有“疏散”、“迁移”的款项，应变的行动最为迅速。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南京《中央日报》首先迁移到了台北。CC派的《东南日报》有着杭州和上海两副家当，他们先把杭州的轮转机拆掉运往台湾，不料搭乘的太平轮在舟山群岛附近倾覆，机器和报社当局的大批财富，连同几位随行的家属一起沉入海底。这样一来，上海《东南日报》的机件，就在员工们的反对之下不能移动了。上海《中央日报》的机件、白报纸和其他财富，与南京《中央日报》不相上下，冯有真、彭学沛去香港打前站，想在那里找个新的据点，谁知他们搭乘的那架飞机在香港上空失事，两人一同遇难，迁移报馆的计划便受到了阻碍，除了一大批白报纸和印刷原料给几位高级人员瓜分了去，其他粗重器材都被职工保留了下来，等待共产党方面的接收。《申报》和《新闻报》也曾有过南迁香港出版联合版的打算，但是遭到中下级职工的反对，两报的几位大头目，也就各捞到一大笔现款，远走高飞了。《前线日报》的邢颂文在台南高雄找到了房子，把印刷机件运去，想在那里打开新的天地。可是，全社职工中，只有四五个人愿意随社迁台，《前线日报》也就一直不曾在台湾复刊。
“大变动的局面，有如海潮，一波才动万波随。旧金山金门之午潮，与上海吴淞口之夜汐，粼粼相衔，如环无端。”身处其中的曹聚仁感受到，当时大家所希望的，就是这个大动荡的局面赶快终结，至于谁坐朝执政，不管红面黑面，都是无所谓的。教育文化界人士都知道局势要变，但并不怕变，只要变得快，经过一场阵痛，让革命的孩子，早日降生，就大吉大利了。当时人们的应变心理，与其说是恐惧，还不如说是迫切。曹聚仁在《新希望》周刊第一期发表了《今日知识分子所以自处之道》的文章，坦陈了知识分子面对大变动局面的意向：我们觉得逃到台湾去，是一种耻辱，我们要迎接这个大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