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舍我纵横新闻界数十年，几乎无往不胜，办报必成，自然有他的过人之处。
大而言之，有一以贯之、与时俱进的办报宗旨。1924年成舍我在北京创办《世界晚报》，他为自己独立经办的第一份报纸制定了四条宗旨：（一）立场坚定，言论公正；（二）不畏强暴；（三）不受津贴；（四）消息灵确。10个月后再办《世界日报》，政治性质、社会形态和民众需要与创办晚报时大体相同，因此日报沿用了晚报的宗旨。当时军阀暴虐，摧残言论，北京新闻界或慑于淫威三缄其口，或接受津贴丧失报格。北京城虽然报馆、通讯社林立，总数大约在两百家以上，但是有的通讯社专事敲诈勒索，并不发稿，有的报纸竟然和其他报纸合用铅版，只是各用各的报头印刷，印上20多份赠送给出资的军阀政客，根本不在市面上出售，无法满足读者及时准确地了解波诡云谲的时局的欲望。成舍我适时地以上述四条宗旨相号召，自然能够赢得读者的支持。1927年在南京创办的《民生报》的宗旨，因时势推移，稍有修订，即“立场坚定、态度公正、消息灵确、不受津贴、肃清贪污”。1935年上海《立报》的宗旨，仍为四条：（一）立场坚定，态度公正；（二）消息灵确；（三）不接受任何津贴；（四）对内督促政治民主，严惩贪污；对外争取国家主权独立，驱除敌寇。1938年《立报》在香港复刊，正是日寇大举侵华、内政谋求革新之时，成舍我为香港《立报》确定了这样的宗旨：（一）立场坚定，态度公正；（二）消息灵确，报道翔实；（三）打倒汉奸，抗战到底；（四）革新政治，肃清贪污。1945年在重庆复刊的《世界日报》，其宗旨与香港《立报》大致相同。
由此可见，成舍我办报一向都有自己的宗旨，而且有几条宗旨是永久不变的，有的条文则随着办报时空的改变而进行相应的调整。不变，是对基本信念的坚守不移；改变，是与时俱进、满足读者需求的策略选择。
在不同时空，成舍我一以贯之的办报宗旨基本上有三条：（一）立场坚定，态度公正；（二）不受津贴；（三）消息灵确。
向左走向右走近世以来，私营报人不管是否出于本意或能否做到，口头上都以客观公正相标榜，成舍我也是如此，“立场坚定，态度公正”就是他手订的办报宗旨之一。办报要做到“立场坚定、态度公正”，首先必须要做到经济上独立自存不可。受人之惠，遇事必然逡巡顾忌，评判问题就很难做到是是非非，不偏不倚。不能说成舍我一生办报从没有接受过任何津贴。1925年8月，曾任“世界”晚、日报总编辑，后来与成舍我分道扬镳的龚德柏，在自办的《大同晚报》上攻击成，说他接受各方津贴，并且将其一一列出。龚德柏的话肯定不是空穴来风。当年年底，北京《晨报》又披露说，北洋政府参政院等六个机关，分四个级别向新闻界赠送“宣传费”，其中《世界日报》、《世界晚报》被列为“最要者”，每家200元。这一阶段是成舍我的艰苦创业期，他确实需要资金来开创事业，只要大节不亏，接受津贴也情有可原。但是这种做法毕竟与自己所揭示的办报宗旨相违背，他当然都矢口否认。不过，随着事业的不断发展，成舍我从一文不名变成了报业资本家，接受他人津贴的事情几乎就不再发生了。成舍我一辈子从事新闻业，没有做过行政官吏，没有担任过官报职务，始终以无党派民间报人自居。他少年时代曾经在安庆加入过国民党，1927年在南京办《民生报》时，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通令党员必须重新登记，他认为办报不应受到任何党派之约束，不往登记，自动放弃了国民党党籍。关国煊：《锲而不舍的新闻界老兵成舍我》，《传记文学》（台北）第58卷第5期，1991年5月出版。1944年9月桂林沦陷后，成舍我携家眷从桂林退到重庆，以国民参政员身份暂作寓公，但毕竟闲不住，总想继续办报纸。那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和军方的《扫荡报》都办得不好，两报后台都先后拉成舍我去接办，希望借他的才干搞出一点名堂，为官报增光，减少赔累。但是他始终没有下水，而是与朋友集资恢复了私营的《世界日报》。毋庸讳言，成舍我与国民党元老李石曾，特别是与国民党新闻宣传方面的程沧波、萧同兹、陈训悆等要人的私交都不错。在他的办报生涯中，有的曾经给予过援助，有的干脆就是出资合伙人。但是不管如何，成舍我毕竟没有办过官报，也没有担任过政府官职，始终没有突破民间报人的底线。总之，成舍我基本上做到了不受津贴和无党无派，从而大致保证了“立场坚定，态度公正”办报宗旨的贯彻。
“消息灵确”办报宗旨的一贯强调，则反映出成舍我对媒体功能的正确体认。新闻媒体的首要功能，就是及时准确地传播信息。读者购买报纸，最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获知最新、最准确的消息。如果一份报纸刊载的消息总是“旧闻”，或者错谬百出，迟早要被读者抛弃。成舍我深知“消息灵确”对于一份报纸竞争力的重要性，虽然办报时空不断在变，但“消息灵确”这条宗旨却始终未改，并尽力贯彻于办报实践。从《世界晚报》开始，成舍我就经常亲自出马采写新闻，甚至参与“抢”新闻。报社还自设短波无线电收报机，雇佣收报员“偷听”空中电波，每天都可以得到不少消息，改写后以特讯或专电的名义刊载，为报纸赢得消息灵通的声誉。上海《立报》之所以受读者欢迎，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消息灵通。当时“西安事变”、蒋介石被释放、“七君子”被捕等重要消息，上海报纸首先发表的就是《立报》。该报备有收报机，负责收报的人很勤勉，经常昼夜不停地寻找各地所发电讯，没有电讯可收或睡觉时也不摘下耳机，一听到呼号就立即收听，因此得到的电讯特别多。蒋介石被释放的消息，来自端纳所发的英文报告，为《立报》收报员首先收到，《立报》发表后，南京方面才知道此事。
在中观层面，成舍我的成功得益于坚持走“大众化”办报之路。1935年9月，成舍我为上海《立报》撰写的发刊词《我们的宣言》，集中阐述了他对“报纸大众化”的看法：
在今日以前我们曾向社会宣布过我们发刊《立报》的要旨，我们揭举了两个口号：“报纸大众化”，“以日销百万为目的”。这两个口号，或许有人会批评我们，第一个很新奇，第二个太夸大。但我们的认定，却正在这种批评的反面。
第一，“报纸大众化”。这是十九世纪以来，近百年间，世界新闻事业，最共同普遍的一个原则。从一八三三年美国彭佳命创办纽约《太阳报》，到一八九六年英国北岩爵士发刊《每日邮报》，报纸大众化的潮流，实已弥漫了全世界新闻王国的任何角落。只有我们孤立自诩的贵国，到现今，所谓“精神食粮”也者，还只在极少数的高等华人中打圈子，也只有这极少的高等华人，才可以有福享受这种高贵的食粮。占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不但不能了解报纸的使命，甚至见着新闻记者，还要莫名其妙地问：“恭喜贵行，究竟做的是什么买卖。”我们从整个世界新闻事业的潮流说来，“大众化”不但不新奇，而且腐之又腐。我们提出这个口号，正和民国初年，拿剪辫子、放小脚，当做新政，是同一的叫人惭愧。尚何新奇之有？
第二，“以日销百万为目的”。如果我们从中国的人口土地来比例计算，那只能说，这是“大众化”报纸的一个起码数字。我们试看，不满五千万人口的英伦三岛，只伦敦一处，日销两百万份的大众报，就有四家；即人口不及百万的比利时京城，仅一个“晚报”，就销四十万。那么，我们纵不拿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做对象，而只就所谓将近四百万人口的大上海说，这个“日销百万”的数字，还能算是夸大么？
不过我们虽然不承认“大众化”是新奇，“百万销路”是夸大，但我们所标举的“大众化”，与资本主义国家报纸的大众化，确实有绝对的差异。我们并不想跟在他们的后面去追逐，而是要站在他们的前面来矫正。因为最近的数十年中，报纸大众化，已被许多资本主义者，利用做了种种罪恶。他们错将个人的利益，超过了大众的利益，所以他们的大众化，只是使报馆变成一个私人牟利的机关，而我们的大众化，却要准备为大众福利而奋斗，我们要使报馆变成一个不具形式的大众乐园和大众学校。我们始终认定，大众利益，总应超过于任何个人利益之上。
我们所揭举的报纸大众化，不仅是对于中国报业的一种新运动，并且也是对于现在世界上所谓大众化报纸的一种新革命。不过我们特别感觉到中国报纸大众化的需要，那就因为中国近百年间，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甚至遇到了空前国难，而最大多数国民仍若漠然无动于心。根本毛病，即在大多数国民，不能了解本身与国家的关系。何者为应享的权利，何者为应尽的责任，都印象模糊，莫名其妙。一方面政治可以听其腐败，领土可以任人蚕食，一方面自己也不肯为国家有分毫牺牲。人人只知有己，不知有国。其所以造成这样现象，我们敢确切断言，最大多数国民，不能读报，实为最主要原因中之最主要者。诚如韦尔斯氏所说：“中国报纸，内容艰涩，国民能完全了解报纸中所记载者，为数极少。”且中国多数报纸，定价高，篇幅多，文字深，所载材料，又恒与最大多数国民，痛痒无关。此种报纸，固然自另有其宝贵价值，但欲达到普及民众之目的，则显然十分困难。以致现有报纸，只能供少数人阅读，最大多数国民，无法与报纸接近，国家大事，知道的机会很少，国民与国家，永远是隔离着。在如此形势之下，要树立一个近代的国家，当然万分困难。要打破这种困难，第一步，必开创一种新风气，使全国国民，对于报纸，皆能读、爱读、必读，使他们觉得读报，和吃饭一样的需要，看戏一样的有趣，然后，国家的观念，才能打入最大多数国民的心中，国家的根基才能树立坚固。《立报》所以揭举大众化的旗帜，其意义在此，其自认为最重大的使命，也在此。《我们的宣言》，1935年9月20日上海《立报》。
成舍我不但有丰富的国内办报经验，对中国报业现状了如指掌，而且也熟悉世界新闻业发展状况。1930年4月至次年2月，在国民党元老李石曾的支持下，他和上海《时事新报》主笔程沧波一起，曾经赴欧美考察过多国的文化学术和新闻事业。他为上海《立报》撰写的这篇发刊词，可以视为此次欧美之行的心得体会。成舍我发现，“报纸大众化”早已是世界新闻业的发展潮流，但是在中国，报纸仍被称作“精神食粮”，只有极少数人才有福“消受”，而占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无力购买来阅读，根本不知道新闻业所为何事。也就是说，中国报业的发展路径，背离于世界新闻业“大众化”的发展潮流之外。因此，成舍我在我国开创性地打出“报纸大众化”的口号，作为上海《立报》的办报要旨，以期跟上世界新闻业“大众化”的发展潮流。
当时中国报纸的特点，成舍我将其概括为定价高、篇幅多、文字深、内容无关民众痛痒。这些特点都违背“大众化”精神，成舍我力求变革，开创新的报纸风格。实际上，从“世界”报系开始，成舍我走的就是“大众化”之路，北京《世界日报》的风格与同城的《顺天日报》、《晨报》、《益世报》明显不同。比如报价低廉，就像广告所说的“一块钱可看三份报”，“世界”日、晚、画报每月订费总共只收大洋一元；重视副刊，《世界晚报》副刊“夜光”、《世界日报》副刊“明珠”连载的张恨水小说《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脍炙人口，风靡京华。两部小说均连载数年，为报纸赢得了非常可观的忠诚读者。
在成舍我所办的报纸中，上海《立报》最能体现他的“大众化”办报理念。上海《立报》是一种“小型报”，这种小型报与上海滩颇为风行的“小报”，比如号称“四金刚”的《晶报》、《金刚钻报》、《福尔摩斯》和《罗宾汉》，表面看来相同，都是四开报纸，但是版面内容、编辑方式尤其是办报主旨绝不相同。成舍我曾经比较过两者的区别：
“小型报”和“小报”，意义绝不相同。小型报是Tabloid，他主要原则是要将一切材料，去其糟粕，存其精华。换一句话说，即小型报乃“大报”的缩影，他每一篇文章每一条新闻，最好都不超过五百字。举凡一般大报所刊载冗长而又沉闷，特别像我们中国若干要人又长又臭不知所云的演说，是绝对不容许在小型报内全文照登。小型报重视言论，竞争消息，广用图片。总之，除量的方面以外，质的方面，只有比大型报更优胜，更精美，亦即中国所谓“以少许胜多许”。他的工作重心，在“改写”与“精编”。至于人才的储备，新闻网的布置，决没有任何一点，可以较最进步、最完善的“大报”减色。至于“小报”，通常了解的意义，正即西方所指的“蚊子报”Mosquito Paper，不竞争新闻，不重视言论，它只是以乱造无稽谣言，揭发个人隐私，为其首要任务，正如夏夜之蚊，到处嗡嗡，扰人清梦，惹人厌恶。这种报，当然不能与“小型报”相提并论。
成舍我在北京开始办报时，这座城市已经有小型报《群强报》刊行。这份报纸的新闻都是剪自两天前其他的大报，也没有像上海、香港等地“小报”上通常具有的色情小说，一张四开纸除广告外，内容总共不到8000字，版面编排也很低劣。但是就凭这样一张毫无特色的小型报，北京“引车卖浆”之流几乎人手一纸，发行竟达五六万份，连素称四大报的《顺天时报》、《益世报》、《晨报》和《北京日报》也望尘莫及。这令成舍我很惊奇，经过仔细研究发现，《群强报》之所以广受欢迎，主要有三点原因：（一）新闻虽然剪自大报，但是都经过缩编，识字不多的人也能看懂；（二）文字用《三国演义》式白话体，其中的白话栏目“说聊斋”尤其受劳动阶级欢迎；（三）报价便宜，劳动者易于承担。后来他在南京办《民生报》，就借鉴了《群强报》的一些做法，以“精、简、全”的小型报风格，开南京报业风气之先，使南京市民耳目为之一新。所谓“精”，就是要精打细算版面，因为四开报纸版面有限，内容、编排一定要精短细致；“简”即文字简单明了；“全”，就是内容要丰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能够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
南京《民生报》的初步成功和考察欧美新闻业的感受，坚定了成舍我办“小型报”、走“大众化”办报之路的理念。1935年上海《立报》创办，遂成为他贯彻这一理念的基地。针对中国报纸定价高、篇幅多、文字深、内容无关民众痛痒等反“大众化”潮流的弊端，《立报》逐一地予以变革。价格方面，《立报》的口号是“只要少吸一支烟，你准看得起”、“五分钱可知天下事，一元钱可看三个月”，并在发刊词《我们的宣言》中向读者承诺：除国家币制和社会经济有根本变动外，《立报》将永远保持廉价报纸的最低价格，决不另加丝毫，以增重读者的负担。成舍我深知内容对一份报纸的重要性：“一个报纸办好的程序，是由编辑到发行，由发行到广告，不先搞好内容，即妄想销路大、广告多，那就完全因果颠倒，必将劳而无功。”《立报》初创时只有四开一张，后来又增加了半张，版面很少，但是他要求新闻的数量和时效要超过大报。曾经担任过总编辑的储保衡回忆说：“立报因为是一张‘小型报’，篇幅少，但在原则上，它的新闻不但不比大报少，还要比大报多，不但不比大报慢，还要比大报快。国际各大通讯社的稿子全部订购，不准遗漏任何新闻。因为篇幅少，必须采精简主义，对这一点成社长要求很严格，做编辑的必须把通讯社发的稿子，重新缩写，成社长下令，排字房可拒排油印稿，任何编辑发排的稿子，必须是用手写过的，所以在《立报》做一个编辑，是相当辛苦的。”同时，所刊载的内容，都必须经过严格选择，“其与最大多数人民无切身关系，或不感兴趣者，虽一字亦不浪费，否则搜本求源，不厌求详。”《立报三大特色》，1935年9月20日《新闻报》。文字方面，《立报》以“略识几百字，你准看得懂”相期，来杜绝艰深难懂的流弊。
《立报》继承了“世界”日、晚报注重副刊的传统，开设了《言林》、《花果山》和《小茶馆》三个副刊。其中《言林》是给文化界、教育界人士看的，严肃中带些趣味性，主编为复旦大学教授谢六逸。《花果山》面向一般市民、自由职业者和商人，张友鸾、张恨水、包天笑等先后主编。《小茶馆》由萨空了、严谔声先后主编，读者对象主要是劳动者。三个副刊各有千秋，具有大众化、平民化的风格特点。
上海《立报》虽然没有达到“日销百万”的目标，但是发行量达到过20万份，创造了我国自有日报以来的最高发行纪录，成舍我一生引以为豪。上海《立报》的意义还不在于它曾经创造过发行纪录，而在于证明了成舍我“报纸大众化”的办报思路是完全正确的。卜少夫建议，在中国报业史上，应该对上海《立报》大书特书，“因为它是一个新的突破；但它的内容并不少于大型报。这是舍我先生一大创作，他要求同仁，要用简明的笔法，尽量把文字浓缩，以最小的篇幅，刊载更多的新闻。因为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很快，尤其都市生活每个人都很忙碌，可以说没有什么时间看报，有很多东西，经过浓缩之后，使读者很快就把报看完了，所以《立报》在上海销路很大。”
倡导“报纸大众化”的成舍我还有高人一筹之处：他能够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报纸大众化背后追逐个人私利、报馆成为私人牟利机关的弊病，宣称中国报纸的大众化不但不步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尘，而且还要站在他们的前面来矫正其流弊，使中国报馆变成“大众乐园”和“大众学校”，为公众而非个人谋取福利。不仅如此，成舍我更能够从培育国民的国家观念、树立近代国家根基的高度，来谈论中国报纸大众化的必然性和迫切性。他指出，中国近百年来内忧外患不断，甚至遇到了空前国难，但是最大多数国民依然置若罔闻，无动于衷。“根本毛病，即在大多数国民，不能了解本身与国家的关系”，“人人只知有己，不知有国”。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多数国民不能读报，“国民与国家，永远是隔离着”。因此，要把报纸办得使全体国民都能读、爱读、必读，“使他们觉得读报，和吃饭一样的需要，看戏一样的有趣，然后，国家的观念，才能打入最大多数国民的心中，国家的根基才能树立坚固”。他认为办报是“对于国家最紧要的一件工作”，立己立人立国均在其中：“我们认为不仅立己立人不能分开，即立国也实已包括在立己的范围以内。我们要想树立一个良好的国家，我们就必先使每一个国民，都知道本身对于国家的关系，怎样叫大家都能知道，这就是我们创办立报唯一的目标，也就是我们今后最主要的使命。”《我们的宣言》，1935年9月20日上海《立报》。成舍我的这一识见，远非一般业新闻者所能企及。不能否认，成舍我是报业老板，追逐利润是他办报的目的之一，但是在他身上，依然不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爱国济世的情怀。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细节关乎成败。成舍我从一文不名的流浪青年成长为一代报业资本家，驰骋旧中国新闻界数十年，除了宏观层面的办报宗旨正大、中观层面的办报路径准确外，恐怕更与微观层面的治事风格有关。多次辅助他办报的张友鸾就说过，就报纸而言，无论编辑采访，还是经营管理，成舍我都有一套办法，甚至可以说那已经成为了“成舍我体系”。
张友鸾没有阐发“成舍我体系”的构成要素。详推细究，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恩怨分明，不以私谊害公理，堪称“报界狠人”。
成舍我出身寒微，无依无靠，完全是赤手空拳打天下。为了开创事业，有时也不得不接受他人的恩惠。不过，在新闻事件涉及施惠者利益的时候，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能做到“言论公正”，并不因为曾经受人之惠而有所偏袒。一方面“照单全收”，一方面铁面无私，这样的处事风格，确非一般人所及。1924年，成舍我在办起《世界晚报》后，还想再办一份日报，但是苦于资金短绌而不能如愿。后来，他在采访新闻的时候，在盐业银行经理吴鼎昌家里认识了贺得霖。贺得霖时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正想操纵一家报纸为己所用，听说成舍我办报急需资金，就给了他3000元大洋。成舍我正是利用这笔钱置办了印刷设备，于1925年2月创办了《世界日报》。后来，贺得霖又陆续接济过成舍我，总数约达4000元。由于这层关系，贺得霖自以为是《世界日报》的后台老板，《世界日报》对段祺瑞政府也有所帮忙。但是1926年段祺瑞政府制造“三·一八”惨案，激起公愤，成舍我及其《世界日报》就不再假以辞色了：惨案发生第二天，《世界日报》以大量篇幅刊登新闻和死难者照片，发表署名“舍我”、题为《段政府尚不知悔祸耶》的社评，提出段祺瑞政府应引咎辞职、惩办凶手和优恤死难者三项要求；后来，段祺瑞政府通缉李大钊等五人以图卸责，京师地方检察厅确认段祺瑞政府卫队犯有杀人之罪，“世界”日、晚报都适时发表社评，严加谴责。如此一来，报纸的声誉和销路大增，却惹恼了贺得霖，就向成舍我索取“借款”。成舍我并不示弱，说贺得霖索款是“笑话”，并警告他，如果逼款，就揭穿内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采纳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建议，学习法国“大学院制”，改教育部为“大学院”，分全国为若干“大学区”，每个大学区管辖范围很广，如“北平大学区”就包括北平、天津、河北、热河四省市的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大专院校以至中小学校。国民政府任命李石曾为北平大学区负责人，李石曾又聘请成舍我担任北平大学区秘书长。对于政府“霸王硬上弓”式的改革，教育界群起反对，引发学潮，大学集中的京津地区反应尤其强烈。论私谊，李石曾对成舍我时有帮衬，南京《民生报》的创办获助良多；论公事，此时李石曾又是成舍我的上司。“世界”晚报、日报自创刊起都非常注重教育新闻，可以说，教育新闻是它们的生命线，是报纸赢得读者、赢得竞争的法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世界日报》该如何自处？成舍我斟酌再三，为其确定了一个原则：有关反对教育“改制”的新闻和理论性文章照登不误，“就事论事”以维护《世界日报》“言论公正”的宗旨，但绝不作私人攻讦和谩骂。社会大众对《世界日报》的“言论公正”，不但信而无疑，对成舍我的敬业精神，也更加赞佩。时人皆谓“成舍我就是成舍我”，并非徒具虚名。
1945年5月成舍我在重庆复刊《世界日报》，颇费了一番周折，因为国民政府早已不许新报纸在重庆出版。曾任重庆《世界日报》总编辑的胡汉君回忆，据说是有人通过陈布雷向蒋介石说项，重庆有华东地区撤退而来的上海《时事新报》、南京《新民报》等报纸出版，似乎华北地区也应该在后方有一张报纸。这个建议被蒋介石采纳，《世界日报》才得以在重庆出版。陈汉君：《关于重庆世界日报》，1984年1月21日香港《星岛晚报》。但是报纸刊行还不到两个月，一场暴雨造成报馆所在地七星岗一带严重积水，报社损失惨重，不但整个排印工场被污水淹没，十多天无法印报，还有很多纸因为来不及搬走而泡成浆汤。《新闻天地》（1945年1月12日创刊于重庆）创刊号刊登的宋小岚（卜少夫）文章《世界民生立报成舍我》。成舍我报告给重庆市政府工务局，促请加快疏浚、整修下水道。多次申请后仍不见动静，他盛怒之下，一方面在报上刊登新闻，说下水道迟迟不能修复显然是市政府无能，贺耀祖市长该下台谢罪，另一方面聘请律师公开登报警告市政府主管当局，以赔偿全部损失相威胁。市长终于被惊动，两次亲临现场，视察报馆下水道堵塞情况，责令工务局长日夜督工抢修。在对付玩忽职守官员的同时，成舍我还在报上刊登启事，正式向读者致歉，并宣布停刊期间补偿订户的办法。“这些手法都对报纸声誉与发行增添了许多有利影响。所以当时就有不少同行说他在利害、是非问题上既能破除情面，毫不忍手，又善于迎合社会心理，争取读者同情，说得上是一个报界狠人。”
第二，管理严格，待下刻薄。
1930年成舍我游历欧美的重要收获之一，就是了解了西方报馆的经营管理制度。回国之后，他开始仿效西方报馆的管理方法，设立监核处监管广告等营业业务，采用新式簿记实行成本会计，制订新的人事管理制度，开始尝试对《世界日报》进行所谓的“科学管理”。1935年7月，报社从石驸马大街迁到西长安街，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成舍我成立总管理处，权力凌驾于编辑、营业、印刷、会计四处之上，对报社实施全面、严格的科学管理。在实施的诸多管理方法中，“工作日记制”可谓别出心裁，属于成舍我的独创。全社人员，不管是总编辑还是一般职员，人手一本日记，记录下当天的工作情况，下班时汇总到总管理处。一般职员的日记由经理审阅，各处负责人及编辑、记者的日记须转成舍我亲自审阅。他边看边批，成绩予以肯定，错误给予提醒。如有重大错误即严词申斥，甚至批注某人应予罚薪，某人应予处分。工作人员每日上班时多惴惴不安，等到看见发回的日记本上没有不好的批注才能安心。有人说，世界日报社实际上是一所新闻从业人员训练班，在成舍我手下工作五年未被“炒鱿鱼”，此人可受任何报社欢迎，可见他律人之严。科学管理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使成舍我获得了更多的利润。不过，成舍我所采用的“科学管理”方法，由于过分紧缩开支，不但员工不满，有时还影响到新闻报道的质量。例如，范长江本来是《世界日报》在北京大学的特约记者，1935年夏他打算到西北去采访，写了个计划书，每月只需几十元费用。当计划书交给成舍我时，他认为没有必要花这几十元钱。后来范长江得到胡政之的支持，所写的西北通信在天津《大公报》发表，轰动全国，成舍我后悔不迭。
成舍我不但对属下要求严格，而且十分悭吝，旧新闻界中都说他是刻薄起家。创办《世界晚报》时，由于经济拮据，员工的报酬定得很低，并且是按日开支。编辑上班时，拿到当日的薪金，才开始编报，否则拂袖而去，往往临时找人编报。后来改为半月开支，便发铜元。那时成舍我家庭和报社不分，夫人杨璠掌握着度支大权，因为银贵铜贱，铜元换银元的行情每日不同，杨璠便玩弄花样，从中克扣，有的编辑因为收入不能维持生活而离开报社。当时，北洋政府“欠薪”的风气，也“传染”到报社，每月发薪水，要搭上一张欠条，由杨璠署名出具。据说张恨水有一叠欠条弄丢了，找杨璠要钱，杨说没有存底，也不知是多少钱，不肯兑付。员工没有福利待遇，也几乎没有节假日。编辑因病请假须自行托人代编，否则报社找人代替，由请假人付工资。晚报某编辑结婚时，只好编完报才去做新郎，一时传为笑柄。职工按工作性质分别规定上班时间，迟到三次折合为请假一天，旷职一天作为请假三天，月底结算，照扣工资。营业部人员主要靠招考练习生。练习生入社时必须有铺保，每月薪金只有10元到20元，而且三年之内，报社得随时辞退不用，本人不能辞职不干。校对如有错字未校出，也要罚钱，这也是成舍我的独创。校对人少工作量大，时间又紧迫，难免出错，因此到月底发薪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扣款，扣得最多的仅剩下几元钱，还不够饭费。
事业开创阶段锱铢必较还情有可原，到了重庆《世界日报》时期，成舍我依然如故，那只能说是本性使然了。重庆《世界日报》集股1000万法币而创办，财力相当雄厚，但是成舍我对社内的一切措施，一如他在北京《世界日报》的办法，对职工采取低薪制，任意增加工作时间，严定处罚办法，甚至要求职工伙食只许吃糙米，做菜不放油。职工因为工作劳累，营养不好，多次要求改善伙食，他始终不许。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消息传到重庆，报社职工正在吃午饭，成舍我到食堂宣布这个消息，并说：“你们看，罗斯福是金元王国的总统，营养应当是很好的，可是他也死了，可见营养的关系不大。”话未说完，全室哗笑。
成舍我的节俭也是出了名的，连他的女公子成嘉玲女士都说，他的俭省简直到了“严苛”的地步。为了减少电力消耗，他在排字架下面设计装上脚踏的电灯开关，工人排字时，用脚踏上开关才能开灯，离架时灯即关闭。这样的设计，可谓挖空心思，也只有成舍我才能想得出。他在台北恢复世界新闻职业学校，有几项出人意外的规定，连被邀担任副校长的叶明勋都不以为然，但也无可奈何：教室电灯每日下午六时才能开明；信封纸最好反面也用；铅笔等文具必须以旧换新……真是鸡毛蒜皮都管到了。他的朋友卜少夫认为，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建校长达35年，直到最后一年才获准改制为世界新闻学院，与成舍我的“节俭成家”作风关系很大。
也难怪成舍我悭吝、节俭。幼时家贫无助，甚至发生不能举炊、靠典当衣被救急的情况。他十四五岁就出外谋生，在上海时常靠啃烧饼度日，后来到北京大学读书，还有人说他是“东斋吃饭，西斋洗脸”，意思是指他一无所有，“逐水草而居”。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人，自然看重分文，出手一般不会大方，也不会有挥霍浪费的行为。再者，成舍我是老板，要挣钱给雇员发工资、维持报馆运作、不断追加投入以壮大报馆规模，当然要锱铢必较，讲究经济核算。在这方面，成舍我和王芸生、徐铸成等报人是不一样的。
难能可贵的是，成舍我不只是对人刻薄、吝啬，他也严以律己，自奉甚俭。他没有什么嗜好。少时贫穷，没有享受的资本，及至成了报业资本家，完全有条件享受了，他依然如故，生活上没有什么明显改变。因此，和他往来的人，也不一定都苛责他的刻薄、吝啬。他的朋友卜少夫说，自己常常研究这个问题，最后得到的结论是：“我认为他的节省已习惯成自然，你以为清茶淡饭是刻苦，鲜鱼肥肉是享受，而他正好相反。他乘破旧的吉普车；他绝不签账，而带现款付账；他居室无豪华设备；他衣着朴素简单；这一切他都甘之如饴，并不觉得是刻苦。所以，我们也不能拿一般富豪生活作标准，而怜悯他不知享受、没有享受。所谓君子安贫，达人知命；他安于如此之生活习惯，不以为苦，更不认为受罪也。”
据说，1931年成舍我从欧美考察归来，在海轮上一位外国人问他：可抽烟？可喝酒？他一一做了否定的回答。那个外国人就说：“那你为什么活着？”这位外国人当然无法明白成舍我活着是为了自己挚爱的办报、兴学事业。1956年他在台北恢复“世界新闻职业学校”，经费涓滴归公，绝不移作私人之用。学校草创之初，经费捉襟见肘，成舍我有时还把自己在其他大学兼课所得的钟点费、稿费，甚至“立法院”的薪俸，都带到学校，抵补开支。到了1968年，学校已拥有土地八万余坪、建筑物一万余坪，基金和不动产合计共有20余亿元。成舍我一举将它们全部捐出，组成“财团法人”。根据台湾“民法”规定，钱物一旦捐入财团法人，即归其所有，不得再移转给任何私人或私人企业。他的这项豪举，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深切敬佩。他对于公私财物分得很清楚，没有把学校当作学店，作私人敛财之用。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李蜚鸿在《追记成舍我一生志业》一文中说：“在世新改制为学院的过程中，‘教育部’官员发现世新的师资、图书、设备虽不尽理想，但是成舍我确实很有良心地把每一笔钱都留在世新的财团法人基金里，在各私立学校财务会计普遍暗藏玄机时，世新的财务最令‘教育部’放心。”
第三，负责敬业，事必躬亲。
成舍我的北京《世界晚报》刊行不久，发生了一桩“因祸得福”的奇事。1924年秋，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特派吴佩孚为统领，率直系大军防堵张作霖的奉军入关。吴佩孚手下有员大将叫张福来，驻守河南开封。相信“逢凶化吉”之说的吴大帅，特意把他调来任前敌总指挥，希望靠“福来了”旗开得胜。《世界晚报》得到消息，把它列为当天头条新闻，标题是《前敌总指挥张福来今早出发》。成舍我做事一向胆大心细，为防疏失，并且也为了表示负责，报纸大样都由他亲自审阅。碰巧当天中午外交部举行记者招待会，成舍我在受邀之列。中午正是晚报看大样的时间，外勤记者龚德柏就主动提出替老板看一次大样，让他放心准时赴会，以免错过重要新闻。参加完外交部记者招待会及午宴后，成舍我乘车返回报馆。这时《世界晚报》已经上市，他停车买了一份自家报纸，一看顿时傻了：头条新闻的标题就出了大错，“张福来”变成了“张禍来”（“禍”是“祸”的繁体字，与“福”形近，极易混淆）！他加速赶回报馆，告诉还在洋洋自得的龚德柏，龚被吓得呆若木鸡，久久不能自语。两人赶快收拾东西，溜之大吉，住到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去了。不出所料，宪兵、警察很快就上门捉人，人没捉到，一纸封条就贴住了报馆大门。
就在成舍我、龚德柏在六国饭店度日如年之时，北京的政局突然发生逆转：《世界晚报》被封的第三天，冯玉祥突然临阵倒戈，不但不出兵山海关攻打张作霖，反而切断吴佩孚的后路，包围北京城，软禁了曹锟。吴佩孚大败，逃回洛阳，冯玉祥当上了北京城的新主人。如此一来，查封《世界晚报》的封条自然失效。成舍我回到报馆，得到冯玉祥集团的同意，立即复刊了《世界晚报》。经此一劫，成舍我和《世界晚报》名声大噪，报纸的销量也随之大增，从原来的两三千份一下子增加到万份以上。
有人戏称成舍我因“禍”得“福”。成舍我当然知道，这样的“好事”不会总被自己碰上。这件事情使他愈加惕厉，不敢有丝毫懈怠。他常说：“一张报纸犹如一把手枪，如果社长或总编辑自己不看大样，就好像把自己手枪交给他人，万一他乱扫乱射，责任都是自己的。”重庆《世界日报》时期，因为使用廉价的学徒多，排字技术和校正水平都很差，版面上常常错字连篇，让成舍我很伤脑筋。为了消灭错字，他每天都要用不少时间把版面上的错字勾出来，查问是校对的责任或是排字房的责任。他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每遇参政会开会，他总是坐在会场捧着《世界日报》勾错字。
成舍我的“认真”还闹过笑话。1946年南京玄武湖展出一只活的大玳瑁，吸引很多市民去观看。北平《世界日报》驻南京记者毕群根本没有到现场采访，而是照抄南京一家小报登载的一则新闻，说玄武湖展出一只大乌龟，观者甚众云云，敷衍了事地发给北平报社。谁知第二天其他报纸同样新闻中，写的不是乌龟而是玳瑁。成舍我便去电质询说：“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何也？”这样的“六朝小品”式电文，让人哭笑不得。
成舍我的新闻观念很强，用他的话说是“新闻第一”。他认为报纸的成功只有一天：昨天，你的报纸言论正确，内容充实，版面美观，尤其拥有许多他报所无、本报专有的特讯，昨天的报纸就可以说是成功的。今天，你言论荒谬，内容芜杂，版面恶劣，许多重要消息他报登出而本报独无，那么昨天被评为成功的报纸今天就会突然变成失败的了。因为报纸每天都要竞争，特别是新闻的竞争，所以一定要比别的报多一条新闻或一个特讯，以培养读者对本报的信心。《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他办报的“座右铭”。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陆铿脱离这家党报，成舍我请他担任北平《世界日报》南京特派员。成舍我翰墨。陆铿说南京太大，向成舍我要一辆车代步，用来跑新闻。成舍我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座车——一辆紫红色的美国产Hudson新轿车交陆铿使用。有一天早上，陆铿坐车经过一个公交车站时，突然发现成舍我挤在等车的人群中。他立刻叫司机停车，请成舍我上来，问：“何必自苦乃尔？”成舍我的回答很自然：“既然你采访需要车，当然归你用，新闻第一嘛！”
对于自己天性喜好的新闻工作，成舍我可谓专心致志，异常敬业。清晨，员工们常看到他手持当天的《世界日报》，计算着新闻的条数；夜晚，他踏着一双大皮鞋，在编辑部来回踱步，闷声不响地思考着版面上的问题。因为他经常穿一双大皮鞋，报社中人私下都习惯称老板叫“大皮鞋”。“大皮鞋”踏遍大江南北，对新闻的挚爱终生不改。1988年，成思危带着夫人和女儿到香港与父亲团聚，已经91岁高龄的成舍我，每天早晨还让儿子去买回当地出版的各种报纸，拿着高倍放大镜一行一行地认真辨读。
在成舍我手下做过事的人都知道，成老板的治事风格犹如三国时的诸葛亮，事必躬亲，无所不管，“夙兴夜寐，罚五十以上皆亲览焉”。1953年5月23日，成舍我应台北编辑人协会的邀请，以《如何办好一张报》为题做了一次专题演讲。他讲了三点管理报业的体会，实际上回答了自己事必躬亲、无所不管的原因：
第一、要把办报看作开机器，马达固然重要，小螺丝钉也不能忽视。编辑人纵然绝顶天下，如果配上一些缺乏能力、不大负责的校对，时常将“中央”错成“中共”，“大使”错成“大便”，“伦敦”错成“敦伦”，那么，这张报仍将难于博取读者良好的印象。由编辑方面推而至于其他部门，报差不按时送报，信差不按时取稿，工人不按时出版，其对于报纸的能否办好，当然都影响很大。
第二、要把办报看作指挥一支作战的军队。新闻工作，虽被称为自由职业，但为增强工作的效率计，一个报馆的组织和纪律，却绝对不能松懈。指定的发稿时间，一定不许迟误，指定的采访任务，一定需要达成。印刷部门延时出版，一定要追究责任，校对房错字连篇，一定要依章处罚。尤其重要的，即对于参加这支报馆军的每一分子，必须随时随地充分鼓舞他们的战斗精神。一个标题不如人，编辑先生，应该感觉羞愧；一条新闻不如人，外勤先生，应该吃不下饭。人人要争取胜利，但这胜利的有效期限，永远只是一天。今天胜利了，明天仍需要胜利，并不能因为今天努力奋斗，有声有色，明天即可高枕而卧，敷衍了事。
第三、要把办报看作主妇管家，应该节省时，粒米寸布，不许浪费；不应该节省时，子女教育，或急病开刀，几千几万，也毫无吝惜。譬如我们“自由中国”，一旦反攻登陆，假使为军事当局所许可，即使特包一架飞机，去猎取最早最确最详的消息，花多少钱，也是值得。不然的话，像我过去管理报馆的一些小事，曾被朋友们笑为琐细刻薄的，如不许全馆有一盏不应开而开的电灯，将全部电灯，按所需时间，分组安设总门，全部总门，集中于总管理处我的座位旁边，指定专人，按时启闭；又如每天利用一部分通信社废稿，将反面作为夜间编辑部的稿纸，及严禁印刷部职工撕取卷筒报纸上厕所之类。这在一些大报馆大报人眼中，虽都卑不足道，但我总相信凡是可以防止的浪费，就必须加以防止。将办报看作开机器，看作上前线，看作管家务，如果这对于解答“如何办好一张报”，能作为一种参考资料，当然那将是我十分欣愿的！
事无巨细，老板都要去过问，如此做事，不但辛苦，也不符合现代企业管理理念。成舍我这样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曾经对马之骕说过，自己也并非什么事都想管，只是用人太难，自己不管就做不好：“有的人老实忠厚，但他头脑简单，不会做事，你不干涉他，他也要向你请示，什么事都不敢做主，所以要管；有的人智慧高、主意多，但他什么事都想自作主张，遇事横冲直闯，一不小心，他就会给你惹乱子，所以更要管。既肯做事，又肯负责的人，往往找不到，所以说‘用人太难’。”另外，他深知创业维艰，守成不易，私营事业与公营机构不同，尤其需要谨慎勤勉，在理财或用人方面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惨重的损失。所以，成舍我事必躬亲的治事风格，虽然不够旷达，但是也是为了来之不易的事业能够延续发展下去。
第四，剑走偏锋，出奇制胜。
新闻业是注意力经济，报纸创刊后能否吸引大家的“眼球”，进而掏钱去订阅、购买，关系到它的生死存亡。成舍我天生聪慧，从少年起就在新闻界摸爬滚打，耳濡目染，心领神会，等到自己独立创办报纸做老板，他总是能够想出出人意表的招数，吸引读者，打开局面。
在办《世界晚报》初期，成舍我每天下午领人带着刚刚出版的报纸，雇汽车到北京城南游艺园一带去卖，自己则杂在人丛中争着买自己的报纸，造成“抢购”的场面。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他还想出打笔墨官司的办法。《世界晚报》最初的竞争对手是《北京晚报》，成舍我就指使《世界晚报》刊文指责对方新闻如何失实，甚至诋毁对方同某某派系有瓜葛。《北京晚报》当然不示弱，照样回敬，于是造成对骂的热闹场面。这一招果然奏效，一下子吸引住了不少读者的“眼球”。成舍我尝到甜头后，又和龚德柏的《大同晚报》故技重演了一回。龚德柏本来是成舍我办《世界晚报》的伙伴，后来另起炉灶办起了《大同晚报》。由于彼此知根知底，在这场笔墨官司中，双方互揭隐私，热闹非凡。另外，成舍我还有意识地找一些权贵，如段祺瑞儿子段宏业、教育总长章士钊等加以攻击，一方面博取敢言的名声，一方面引起权贵的干涉，借以提高报纸的声价，扩大报纸的销路。
广告收入是报社最重要的经济来源，被称作报社的“血液”、“生命线”。“世界”日、晚报创办时，北京的工商业并不发达，广告来源不多。即使有的商家登广告，一般也不会照顾新出版的报纸。官厅广告又讲究派系，不会在毫无瓜葛的报上登广告。所以，“世界”日、晚报初期的广告都很少。为了增加广告收入，成舍我采用了三个办法：一是从其他报纸的广告里，选择几家商业广告，如百龄机大补丸之类的医药广告，事先不征求商家同意，刊登出来后再派人登门收取广告费，不拘多少，给钱就行；第二是派人出外兜揽，不一定照报上登的定价收费；第三是自编广告刊登，以广招徕。
到了创办上海《立报》，成舍我一反常态，主动将广告客户拒之门外，令人大跌眼镜，不知其所以然。上海《立报》刊行前，就在《申报》、《新闻报》等报纸上刊登预告，其中特别声明：“在本报发行数字，不能证明已达到十万份前，任何广告，都一概拒绝刊登。”当时上海的广告，都控制在一些广告贩子手里，新创刊的报纸要想拉到广告，就必须先过广告贩子这一关。《立报》不但不买广告贩子的账，而且先发制人，声明拒绝刊登广告，大大出乎那些广告贩子的意料。同时，《立报》的这一声明，也让一般读者非常好奇，他们迫切想知道这份报纸何以如此牛气冲天。事后证明，《立报》的这一声明，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宣传效果。曾任上海《立报》总编辑的储保衡回忆说：“《立报》发行的第二年，销路已超过十万大关，开始接受广告了。本来在报纸发行到四五万份时，就有许多工厂商店要求开放广告，但成社长为了维护报馆的信用，而不答应，一定要等发行量满十万份时，才接受广告的。刚开始的前几天，一群广告客户在营业部门前，大排长龙，真是‘盛况空前’，而且广告地位很少，广告费很贵，只是在报头两边，一个小广告就是三十元。”仅此一事就可看出，成舍我确实深谙出奇制胜之道。
第五，知人善任，兴学育才。
说成舍我对下属刻薄，主要是指钱财方面而言。对于那些有办报才华、个性特出的人成舍我却有容才之量、用才之方。这是他的过人之处，也是事业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使用张友鸾就是典型一例。1925年秋，张友鸾被成舍我聘入《世界日报》做编辑，几个月后，就被提升做总编辑。当时张友鸾才二十出头，还没有读完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的课程。在《世界日报》干了两年后，张友鸾离京南下，到安庆办报。1927年成舍我在南京创办《民生报》，就把张友鸾约请到南京，做《民生报》创刊的总编辑。总编辑才做了一年多的时间，因和成舍我闹小别扭，年轻气盛的张友鸾一怒之下离开了《民生报》，先后到汉口《中山日报》、上海《时事新报》南京办事处做事。1929年底，陈铭德约请他到南京《新民报》做总编辑。
伙计做久了，总想自己办一张报纸。1933年，张友鸾又离开《新民报》，创办了《南京早报》。本以为办报不是什么难事，用小小积蓄做开办费，报纸一出，靠卖报和广告费的收入，就可以周转开来。谁知根本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南京早报》出版后，赔累不堪，积蓄很快用完，依靠太太变卖首饰来支撑。成舍我并没有因为张友鸾的反复无常而袖手旁观，看其笑话，而是对张极表同情，主动说愿意投资，和张合办。不过，成舍我后来又变了卦，说《民生报》缺总编辑，希望张友鸾回去，他也不向《南京早报》投资了。碰壁之后的张友鸾认为自己不是做老板的料，就把《南京早报》无偿送给了朋友，自己又乖乖地回到《民生报》做成舍我的伙计了。
不料成舍我这次接回的是给《民生报》“送终”的“丧门神”。张友鸾二进《民生报》不久，就编发了一篇揭露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腐败的新闻，得罪了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最后导致《民生报》被迫关门。成舍我也没有因此而心存芥蒂，后来他到上海和一帮朋友创办《立报》，在斟酌请谁做《立报》的创刊总编辑时，又一次想到了张友鸾。张友鸾不喜欢上海闹哄哄的样子，就推辞说：“《世界日报》人材济济，你随便调一个人来就行，何必要我去。”成舍我说：“我要你给《立报》打响第一炮哩！”
成舍我当然清楚张友鸾的办报才华。上海《立报》是1935年9月20日创刊的，按照当时的准备情况，特别是印刷方面，还不具备正式出版的条件。因此，《立报》等于是提前出版。提前出版的主要原因，是总编辑张友鸾认为当日的一则新闻准能一炮打响，就选中9月20日这一天出版。
张友鸾“押宝”的这则新闻，是帮会头子、天蟾舞台老板顾竹轩雇凶杀人案，法院定在9月20日开庭审讯。顾竹轩是上海滩有名的“大亨”，地位和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人不相上下。他雇凶暗杀了一个叫唐嘉鹏的仇人，被在押犯人供出。顾竹轩向租界巡捕房行贿，而巡捕房分赃不均，心中怀恨，对他实施突然袭击，逮捕后移交法院。那时老百姓对帮会势力的横行霸道极为痛恨，无奈帮会头子都和租界巡捕房有勾结，对他们没有办法，就连《申报》、《新闻报》两大报纸的本埠记者、编辑，也得拜“老头子”为“师父”，否则就不能安于其位。《立报》试版期间，恰逢顾案发生，张友鸾就组织记者，分别到法院、看守所、巡捕房及顾家采访，并且打听顾竹轩的徒弟如何活动、律师如何辩护、街谈巷议如何等等，为正式出版做准备。谁知创刊那天，报纸印刷得很糟，出版又晚，尽管登了顾案的新闻，却没有引起读者注意。并且顾案开庭时，法院说还要继续侦查，宣布延期审理。报纸没有迎来预期的“开门红”。不过，一周后法院终于开庭审讯，9月28日，《立报》用耸人听闻的题目《顾竹轩案昨开庭庭外大叫嚣旁听奔逃秩序乱看守所闹监》，作为头版头条刊出。除新闻报道外，还附有顾竹轩受审的照片，又在第三版用半版的篇幅，刊载审讯详记。这成为《立报》详细的独家新闻，一下子轰动了上海滩，报纸增印到七万份。为了巩固销数，此后一个多月，又对顾案进行了近10次的后续报道，直到发表了顾竹轩被判徒刑15年的判决书为止。
成舍我的用人方式，报馆的部门主管一般是礼聘而来，普通的编辑、记者，营业部门、排版印刷部门的员工，常常采用公开招考的办法。经过实践，成舍我深悟公开招考这种办法的妙用：首先，当时很多大专毕业生失业，报纸上的一个招聘广告立刻会引来许多青年学生应考，大家口耳相传，无形中等于给报社做了宣传。其次，通过公开招考进入报馆的人，月薪不多，又能埋头苦干，易于驾驭。由于他对人苛刻，薪金待遇又差，“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少吃草”，所以很难长期留住人，编辑部的人员变动频繁。不过，在成舍我的严苛要求之下，《世界日报》的确为旧新闻界造就了一批颇具才干的编辑、记者。把“玳瑁”写成“乌龟”的毕群曾说：
《世界日报》开的是流水席，一批人进去了，一批人出来了；又一批人进去了，又一批人出来了。可能由于人事流动性大，成舍我提拔干部是较为放手的。只要你肯卖劲，不争钱的多少，而又稍具才干，往往能受到重用。因之，在新陈代谢之中，锻炼了人的工作能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要听说那个人是从《世界日报》出来的，其它的报社都乐于接纳。我曾经听到一位新闻界前辈说：“世界日报实际上是一所新闻从业人员训练班。”这话含蓄着辛辣的讽刺意味，同时又是真实的写照。
成舍我不但有容才之量、用才之方，而且有育才之术。1932年，他干脆创办了北平新闻专科学校，为自己的报馆和社会培养专门的新闻人才。校址初在成方街，后迁到西四丰盛胡同。1935年成舍我租借下西长安大街32号华北饭店整栋大楼，作为《世界日报》编辑部、经理部和印刷厂之用，“北平新专”于该年7月从丰盛胡同迁到报社旧址石驸马大街90号。经过一番筹备，学校于翌年2月开始招生，先开办初级职业班。1935年9月，又办了高级职业班。成舍我本来决定1937年开办本科，并且已经在报纸上登了招生广告，不料日寇侵华，北平沦陷，学校也就停办了。
从第一届初级职业班的招生简章，可以看出成舍我的办学目的和旨趣：“本校最大目的，欲使凡在本校受过完全训练者，为出校服务报馆，则比每一报馆之高级职员——经理、编辑，皆能排字印刷，而每一个排字印刷之工人，全能充任经理、编辑，藉以废除新闻事业内长衫与短衫之区别，而收手脑并用、通用合作之效。”招生简章最后所附的特别提醒报考学生及家长的一段话，尤有深意：
本校目的，既在改进中国之新闻事业，及训练“手脑并用”之新闻人才，则凡投考本校者，其本身及其家长，务必对于本校之宗旨，有详切之认识。如本人及其家长，怀抱一般投考洋八股式学校者之同样心理，冀图本身或其子弟，将来毕业后，能光宗耀祖，升官发财，则请千万勿误入此途。因新闻事业，最需要忠实勤奋，吃苦耐劳，而本校管理训练，亦将取极端严格主义。故凡有纨绔习气，或渴望将来升官发财者，即侥幸录取，亦必难保全始终，不仅贻害本校，亦实适以自误。投考之先，务希注意。
后来，成舍我把这些意思凝练为“德智兼修，手脑并用”，作为学校的校训。
学校以不收学费和毕业后可以到成舍我办的《世界日报》、《民生报》等报馆工作相号召，这对高小及初中毕业生来说很有吸引力。第一届初级职业班原定只取40名，竟有600多人报名。“其招考年龄限制极严，最高不得超过十八，竟有两鬓花白，仍称只十八岁而来投考者。至于程度，原只希望初中资格，但竟有高中、大学生亦来投考……足证其号召力之大矣。”《成舍我新闻专科学校》，1933年3月4日《北洋画报》。
为培养“手脑并用”的新闻专门人才，教学安排理论与实践并重，上午上国文、英语、数学、报业常识等学科课，下午学排字、编辑等实习课。授课教师，多由《世界日报》高级编采人员兼任。身兼校长的成舍我也亲自给学生上国文、新闻学方面的课程。当时已有徐宝璜、邵飘萍等人写的几本新闻学著作出版，成舍我都瞧不上。他宁愿讲授自己的一套东西，不过没有讲义，自己口授，让学生笔记下来，回家后再把笔记用毛笔誊写在正式笔记本上，藉此训练学生的听写及整理能力。在国文课上，严肃的成校长用湘潭口音摇头晃脑地吟诵、逐字逐句讲解桐城派古文的样子，让后来成为名作家的林海音一回想起来就忍俊不止。
这种“手脑并用”的培养方式很快就发生了功效。成舍我在上海创办《立报》，排版、印刷工人几乎都是“北平新专”的毕业生。这些受过专业训练的年轻人，不但能够熟练地检字排版、开印刷机印报，还可以胜任采访、编辑工作。“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他们每人都扮演着两个角色：每天上午扮演新闻记者角色，衣着整齐地出去采访新闻。下午再换上排字房的工作装，做排字工人，到夜晚就去机器房，开机器印报。上海《立报》的战地新闻，主要靠这群年轻人冒着枪林弹雨去采访。他们的战地报道快而详细，深受读者欢迎，所以这一时期《立报》的销路特别好。总编辑储宝衡回忆说：“这时上海中日战争爆发，我们北平‘新专’同学，都成了前线记者，报道的又快又确实，全上海的人，对打仗的消息，都有一种不看《立报》不放心的感觉，足见《立报》深得读者的信任。”
香港沦陷后，成舍我挈眷居于桂林。1942年春，他借用原广西省政府干训班的校舍，创办了桂林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简称“桂林世新”）。该校学制沿用“北平新专”旧制，主要招收流亡学生，不但免收学费，还提供膳宿，为失学学生创造学习的机会。1944年6月，日军进攻衡阳，桂林吃紧，学校在大撤退中停办。部分学生辗转到重庆，进入成舍我创办的重庆《世界日报》工作。
依托报馆兴办新闻学校，学校培养的人才又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报馆。在旧中国民营报人中，能够做到办报、兴学相辅相成，齐头并进，成舍我一人而已。就成舍我自己来说，这恐怕也是他多彩人生中最得意的一笔：自己培养的这些“子弟兵”，不但能干，而且也忠诚于报社。郑逸梅在分析上海《立报》的成功因素时，就注意到了它在人事方面的优势：“《立报》不但是编辑上招了练习生，它的排字房里一般青年职工，也都是训练过的。这些人都是北方人，是成舍我在北方办报训练成功，带到南方来的。这些青年职工很可爱，年纪都在二十岁左右，受过相当教育，他们而且会写稿子。我在编副刊时，他们常投稿，思想意识而且颇前进咧！因此《立报》的职工，和上海别家报馆的职工不通气，别家报馆往往闹罢工，而《立报》却不受他们的影响，现在办小型报的，都想追踪《立报》，但谈何容易呢！”
在旧中国，成舍我有“新闻怪杰”之称。揆诸成舍我的一生，“上天”安排他降生人世，好像就是让他来办报纸、做新闻的。所以，他种种出人意表的办报招数，恐怕也是“非学而成、殆由天授”吧。
报界硬汉，新闻斗士报界硬汉，新闻斗士
成舍我笔名“舍我”，显然出自《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他取名“舍我”，无非是表明自己要踵武前贤，像孟夫子那样以天下为己任，这符合年轻人睥睨一世、当仁不让的英雄主义气概。以“舍我”为笔名，恐怕还有另一重意思，即它的字面含义——“舍弃自我”：义之所在，勇往直前；牺牲自我，在所不惜。实际上，在成舍我前半生新闻生涯中，呈现更多的是“舍弃自我”的悲情，而非“舍我其谁”的豪情。为了社会正义和新闻自由，他揭发不义，抨击特权，宁折不屈，几遭不测，赢得了“报界硬汉”、“新闻斗士”的称誉。
青年时代的成舍我就敢于主持公道，挑战权势。1916年，18岁的成舍我流浪到上海，靠卖文为生。他的文章受到《民国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叶楚伧的赏识，被聘入《民国日报》任编辑。此时，成舍我也加入了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第二年，南社内部关于诗歌宗唐尊宋问题发生激烈笔战。南社主任柳亚子论诗“尊唐抑宋”，贬抑尊奉宋代江西诗派的陈三立、郑孝胥等“同光体”诗人，遭到南社社员朱鸳雏的反对。柳亚子未经社友讨论，独断专行，贸然发出《南社紧急布告》，将朱鸳雏驱逐出社。
成舍我认为柳朱之争纯属私人问题，非南社团体之问题；朱鸳雏如果侮辱了柳亚子，柳与之绝交可也，诉诸法庭可也，而竟以私怨驱逐朱鸳雏，实属违规。他写信给柳亚子，表示反对，并以典当衣物之钱，在《中华新报》上刊出《南社社员公鉴》，斥责柳亚子的狂妄欺人，为朱鸳雏抱不平。柳亚子又将成舍我驱逐出社。
经过南社的这次纷争，成舍我决意离开上海，北上求学。1918年8月，他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国文门旁听生，同时兼任北京《益世报》总编辑，开始了半工半读的艰辛生活。为了不影响学业，能够从旁听生转为正式生，他征得社长顾竹轩的同意，一个学期后由总编辑改为主笔。1919年5月23日，正是“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之时，成舍我在北京《益世报》上发表《安福与强盗》社论，称安福俱乐部是“强盗的魔窟”，安福系的所作所为，“那一件不是鬼鬼祟祟祸国殃民的勾当”，呼吁国民起来“扫除这极大的强盗的魔窟”。这篇社论，自然受到安福系的嫉恨，《益世报》因此而被停刊三天，总编辑潘蕴超遭到逮捕。“五四运动”前，北京《益世报》无声无息，销路很少。“五四运动”爆发后，凭借天主教的势力（《益世报》为美国天主教神甫雷鸣远主办），在言论和报道方面敢于放胆说话，销数日升。特别是经过报馆被封这件事后，报纸的发行量激增。成舍我撰写的这篇《安福与强盗》社论，招致报纸被停刊三天，杜竹轩不但没有解雇他，反而让他代行总编辑之职。
1924年，26岁的成舍我开始自己做老板，在北京相继创办了《世界晚报》、《世界日报》和《世界画报》。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卫队枪杀请愿学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流血惨案。惨案发生第二天，成舍我即在《世界日报》发表署名“舍我”、题为《段政府尚不知悔祸耶》的社评，提出段政府应引咎辞职、惩办凶手、优恤死难者三项要求。关于“三·一八”惨案，《世界日报》以大量篇幅刊登新闻和死难者照片，画报和副刊还出版了专刊。随后，段政府通缉李大钊等五人以图卸责，京师地方检查厅又确认段祺瑞卫队犯有杀人之罪，“世界”日、晚报都适时发表社评，严加谴责。
向左走向右走当了老板后的成舍我常对编辑和记者们说：“只要保证真实，对社会没有危害，什么新闻都可以刊登。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不负责任，打官司、坐牢，归我去。”到1945年11月“世界”日、晚报在北平复刊，成舍我已走过30多年的办报历程；在这30多年中，他本人坐牢不下20次，报馆被封不下10次。
成舍我不下20次的坐牢经历，其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次，是他在南京办《民生报》时，因得罪行政院长汪精卫而遭受的40天牢狱之灾。
1934年5月，有记者采访到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贪污渎职的劣迹。彭学沛是行政院长、国民党副主席汪精卫的亲信，又是成舍我的第二任太太萧宗让的姑父。这样的新闻，《民生报》敢不敢登？要不要登？总编辑张友鸾回忆：
1934年5月，我再次任《民生报》总编辑时，有位记者采访到一条新闻：“行政院”盖大楼，建筑商贿买“政务处长”彭学沛，给他修了一座私人住宅小洋房；以致在主体建筑上偷工减料，而且屡次追加预算，超过原来计划一倍以上。我曾听说彭和成是亲戚，有些踌躇，拿着稿子去问他，他却说：“既然确有其事，为什么不刊登！”新闻一经发表，彭就向法院控告成“妨害名誉”。当时有程沧波、端木恺、萧同兹、俞新武等人，从中调停，要他登一个更正启事，彭愿撤回诉讼。他因事实俱在，为了报社信誉，坚决拒绝。后来法院提起公诉，他出庭答辩，侃侃而谈，滔滔不绝，把法官驳得哑口无言。那天我去旁听的，原告彭学沛倒没有到。这是行政院交办的案件，法院不能不买账，于是把他判处短期徒刑，但予缓期执行。这本是扯淡的事，他还是不服，把写的万言答辩书登在报上，请求社会公评。彭无法还手，就请行政院长汪精卫，施用政治压力。因为刊登了德国海通社一条新闻，硬说《民生报》“泄露军情”，下令封门抓人。宪兵司令部人马来时，他适外出，我说：“我是总编辑，责任应该我负，我去。”经理周邦式（长宪）说：“成先生长期不在南京，我是负责人，我去。”他们一个不要，定要成舍我“正身”。就是这样，他被捉走。于是周在南京，我去上海，活动营救。他一直被关了40天，由于李石曾出面，才准予保释。9月1日，我坐汽车到宪兵司令部，从“优待室”里把他接出来。当时《民生报》原可以复刊的，他在汽车上和我说：“只要汪精卫一天在南京，《民生报》就一天不复刊。”
成舍我后来告诉马之骕说，事情是由一篇有趣的特写报道引起的。这篇特写报道的大意为：某日行政院汪精卫院长亲自主持一项重要会议，当与会人员到齐时，院长却不知去向，遍找无着，把秘书人员急得团团转。正在焦急慌乱之际，有人发现院长被关在厕所里，无法出来。原来，行政院办公楼刚刚落成，所有门锁按照规定均为外国进口的高级弹簧锁，而实际使用的都是赝品，质量甚差。汪在会前如厕小解，厕所门自动上锁，事后怎么也打不开，虽敲门呼救，也未被人发现，只好忍耐一时了。汪精卫如厕被困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很快家喻户晓。汪精卫大为光火，严斥负责工程的政务处长彭学沛，彭学沛顾及面子问题，曾提出辞呈。《民生报》以《某院、某处、彭某，因涉嫌贪污案，请辞职》为标题，发头条对此进行详细报道，使汪精卫更为不快，遂以《民生报》公然污蔑行政院为由，下令停刊三天。《民生报》复刊那天，几乎全张报纸，都是在质问“汪院长”，查封报馆根据的是哪条法律？并对贪污案大肆渲染，报纸销路因此大增。汪精卫心中愤恨却无可奈何，后来授意彭学沛向首都地方法院控告成舍我及《民生报》诽谤。
开庭之日，旁听的民众有两千人之多，把首都地方法院挤得水泄不通。成舍我早期办报，常被人控告，为了准备答辩，他总是自己写答辩书。后来报社聘请了法律顾问，他还是肯于钻研法律，把一部《六法全书》差不多都翻烂了。这次成舍我依然是亲自出庭答辩，用事实和法理把法官驳得哑口无言，博得如雷掌声和阵阵喝彩，出尽了风头。成舍我后来忆及自己当年在法庭上的表现，还洋洋自得，说这可能是自己一生中最兴奋的一件事。吴范寰的记述是：《民生报》揭露彭学沛贪污的新闻已被南京新闻检查机构删扣，但成舍我认为此类新闻与删扣规定不合，结果仍予以刊布。汪精卫大为震怒，以不服检查的罪名，通知南京警察厅罚令《民生报》停刊三天。《民生报》复刊时又发表社论说明被罚经过，指责当局非法摧残舆论，声言将依法抗争。彭学沛向江宁地方法院控成舍我妨害名誉，经法院侦察后提起公诉。成认为打官司有助于报纸业务发展，遂亲撰答辩书万余言，全力应付讼案。后来南京新闻界程沧波等以国难严重为由，要求息讼。结果关于妨害名誉部分，由彭学沛自行撤回，法院中止宣判了事。“成舍我”的大名，在平津已经家喻户晓，但是在沪宁还不够响亮。经过“彭案”之后，“成舍我”已名震江南了。
关于后来汪精卫公报私怨、下令查封《民生报》和逮捕成舍我的借口，以及被保释出狱的经过，张友鸾的说法是《民生报》刊登了德国海通社的一条新闻，被指控“泄露军情”而身陷囹圄，后经李石曾出面保释才获得自由。吴范寰发表的回忆文章《成舍我与〈北京世界日报〉》，也持同样的说法。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事人之一，和成舍我同时被捕、一同度过40天铁窗生活的陈云阁，为了史料存真，特意讲出了事情的真相：
成舍我为《民生报》和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打官司，留在南京。我那时在民族通讯社（简称民族社）任采访外交消息的记者，还没有进入德国海通社。南京成立海通分社，是在同年民族社已经关门以后的事。成和我被捕绝对不是因为《民生报》刊登了海通社的军事消息，而是它刊登了一条由我采访并由民族社通过送检手续才发表的重要政治新闻。当晚被捕的《民生报》方面只有成舍我一个，代他经常负责照料报馆的周邦式和负责编稿的张友鸾都未被抓去。民族社方面初先只抓我一个，还是因我得到社里通知，自己到宪兵部去联系时被扣留下来的；但随后又把社长赵冰谷（又名雪岩）和总编辑钟贡勋抓来了。当晚成舍我和我们三个不在一起，第二天才关在一间房里。直到放出为止，一同经历了40天的铁窗生活。我和成舍我虽早已认识，但结成好友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们出事的这条消息的内容，和南京当局为什么要抓成舍我的真正原因说来话长。大汉奸行政院长汪精卫身边的彭学沛主管修建该院办公大楼有贪污行为，被《民生报》尽情揭露，因而涉讼；成舍我在地方法庭公审时，又把彭的指控驳得体无完肤，彭因此恼羞成怒。虽经朋友从中调停，由彭自动撤回控诉了事，但总想另找机会打击报复。一次，我从接近监察院长于右任的该院参事商文立那里得到一条消息，内容是汪、于两院长为铁道部向国外购买建筑材料发生贪污舞弊问题，在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中政会内发生争执，引出蒋的干预。消息说：蒋那时正在江西忙于“剿共”军事；汪坐镇南京，正在搞华北通车通邮卖国勾当，汪、于争执中，于右任虽非实权派，但站在有理一边，对汪不肯示弱，因而闹得很凶。蒋为平息内哄，只得分电于、汪进行劝解，希望能以大局为重，不再争吵，以免影响江西军事与华北对日交涉。商文立还告诉我：“于先生见到蒋的来电后，没说什么，这场公案还不知怎样解决。”
我当时只认为这是一条要闻，就立即回社写稿交编辑部发表了。《民生报》以为这条消息很合需要，就把它作为头版头条，用《蒋电汪、于勿走极端！》八个木刻大字作标题，把它登载出来，并标明了民族社是消息来源。南京别的大报也用了这条消息，外地驻京记者也有据以发出电讯的。成舍我不但没有想到会出问题，而且认为这条消息来自国民党组织部控制的民族社，又通过送检手续，万无一失。即使出了岔子，《民生报》也没有法律责任，因此十分放心。
不料彭学沛一见《民生报》登出这条消息就认为整成舍我的机会到了；于是向汪汇报说，南京报界有人想借此兴风作浪、扩大事态，激起汪的恼怒，并促劝汪电蒋采取制服措施，以防暗潮。和汪有密切联系的杨永泰，是蒋的行营秘书长，得到汪的密电就用“捏造文电，鼓动政潮”的大帽子，请蒋电令宪兵司令谷正伦“立即查封《民生报》，拘办负责人，并严究消息来源”。谷奉电令当然雷厉风行，就把《民生报》和民族社当晚封闭，又把我们四个分开诱捕起来了。在诱捕成舍我时，是派的非武装特务，借口请他去谈话的方式进行的。但他很敏感，把常用衣物和盥洗用具都带在一道。特务假装说何必那样，他还是坚持带去。他第二天早上穿上外衣，在天井刷牙，我们都很惊异。他见到我们三人毫无准备的样子，也暗暗发笑。随后我们关在一起时问他，他说，他在北平多次坐监，对于此道不但有敏感，也很内行了。
……
成舍我为台湾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学生的题词。尽管几方面都有人暗中为我们进行活动，但最后还是得力于汪身边另一亲信唐有壬的说情。唐那时在外交部当常务次长（汪兼外交部长）、正在为汪主办华北通车通邮对日交涉；他和彭学沛有私人隔阂。成舍我通过家属暗中托人取得唐的同情，在唐随汪上庐山开会途中把汪说通了。当蒋、汪会面谈及此事时，汪当面表示可以从宽发落，蒋也乐得了此公案。他的电令一到，未经任何麻烦手续，只叫我们各写一张悔过书，就同时释放出来了。这一天正是旧社会搞的第一个记者节的日子，对我的印象是很深的。这并不像前述那篇史料文章所说，得力于李石曾的营救。其实C。C。系头子为了保全民族社，也曾暗中通过陈布雷，向蒋有所进言。但蒋为要敷衍汪的面子，还得等汪松口；所以如无唐有壬的背后疏通，也不会这样容易了结。这个内情是成舍我后来在我们当中津津乐道，而为我从C。C。头面人物方面得到印证的实情。我们出来不久，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道藩还以民族社后台身份，约请我们四人到部里去谈过一次话。言外之意，很责怪我们对这类新闻的处理太不审慎，使我和成舍我大感不快。因为我们确知自己并非他们的派系分子，怎能这样对待？所以谈话一完，我们就不欢而散。我之所以要在这里记述这桩秘史，不只为要说明《民生报》的查封真相，和我与成舍我关系的来历，也是对国民党当局控制新闻手法的一次揭露。
成舍我于1934年7月22日夜被南京宪兵司令部拘捕，9月1日获释，这次被囚禁了整整40天，是他一生坐牢经历中时间最长的一次。释放前，汪精卫很不放心，为防后患，特别嘱托宪兵司令部向成舍我开具了五项条件，作为获释的前提：（一）《民生报》永远停刊；（二）不许再在南京用其他名义办报；（三）不得以本名或其他笔名，发表批评政府的文字；（四）不得在任何集会，作批评政府的演说；（五）以后如离开南京，无论到达任何城市，应向当地最高军警机关，报告行止。成舍我为了早日获得自由，顾不了许多，先应承下来再说。
成舍我获释的第三天，唐有壬前来拜访，向他暗示“汪院长”可以取消上述五项条件，《民生报》也可以立告恢复，但前提是成舍我要给汪写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说明以前种种全出误会；信由唐有壬代交，再由唐有壬安排一次成汪见面，成舍我向汪精卫说几句请他原谅、保证今后竭诚拥护汪精卫的话，则一场风波自可从此终结。成舍我一听，毫不考虑地当即予以拒绝。唐有壬警告成舍我：“一个新闻记者，要和一个行政院长碰，结果，无疑是要头破血流的。”成舍我回答道：“我的看法，全不如此，惟其不怕头破血流才配做新闻记者。而且我十分相信这场反贪污的正义斗争，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先生绝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先生绝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成舍我这句自由正义的新闻记者笑傲贪墨骄横的官僚政客的话，掷地有声，光芒四射，值得永载中国新闻传播史册！
成舍我这次被捕，只是被关押的时间长，并无性命之虞。在他一生20余次的被拘经历中，最为惊险的要属1926年秋被“混世魔王”张宗昌捕获。
1926年4月，张学良统率的奉军、张宗昌统率的直鲁联军进入北京，成为这座城市的新主人。为了震慑异己，树立威望，二张首先从新闻界开刀，于4月26日捕杀《京报》社长邵飘萍，8月6日又杀《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制造了“萍水相逢百日间”的言论恐怖。8月7日晚，也就是林白水遇害的第二天，一队宪兵拥入成宅，二话不说，将成舍我推上了卡车。成舍我在当天的《世界晚报》上，刚发表过一篇根据外勤报告而写的《林白水先生遇害经过》。现在的情况与林白水被捕如出一辙，他料想自己跟林白水一样必死无疑，因为林白水被捕后，押解他的卡车直驶天桥刑场，从被捕到行刑，前后不过三个小时。
然而，押解成舍我的卡车没有直接驶向天桥，而是开到了宪兵司令部。原来，捕杀林白水，张宗昌事先已将枪毙的命令交给宪兵司令王琦，所以只要捕获就可以立即执行。据说，成舍我被捕前，张宗昌曾说过，这家伙，抓到就毙了完事，但是这话并没有当面吩咐过王琦，而枪毙像成舍我这样的人，王琦照例总要得着张宗昌的一句话。也是成舍我命不该绝，那晚张宗昌新讨了一房姨太太，当王琦赶来请示时，被副官拦住了：“王司令，你怎么这样不凑趣，今晚大帅好日子，只要人抓住了，什么时候都可以杀，何必抢在此刻，来惹大帅恶心呢？”
张大帅的“好日子”为成舍我的家人和朋友换来了宝贵的营救时间。在成舍我被宪兵押上大卡车后，家人和报馆立即向各方求援，成夫人杨璠夤夜赶往前国务总理孙宝琦家，长跪不起，泣求孙宝琦救成舍我一命。
孙宝琦字慕韩，与赵尔巽、王士珍被尊为“北洋三老”，在北方军政界颇孚声望。当年，曹锟贿选上总统后，就拉孙宝琦出任国务总理以撑持场面。孙与曹素无关系，而曹的周围想做国务总理的人大有人在，所以孙上任不久即遭到保定派反对，尤以王克敏反对最烈。王是财政总长，北京多数报馆都仰仗他发津贴。王克敏给报馆发放津贴的条件是要公开反对孙宝琦，于是那些拿津贴的报纸群起围攻“孙总理”，这个骂他老迈无能，尸位素餐，那个骂他头脑昏庸，难当大任，把孙宝琦整得头昏脑涨，不知如何是好。王克敏还控制“国务总理用钱”，甚至连孙的薪俸都不按时发给，孙宝琦自然也无钱敷衍报馆，只好硬着头皮任其围攻了。
北京城的老百姓认为孙宝琦是“大好人”，都为他叫屈，而王克敏本来就是“金佛郎案”的罪魁祸首八国联军之役，清政府战败，与各国签订《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39年还清，本息合计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其中法国占15.75%，每年约合法币1400多万佛郎。原以海关银两折合，但是自欧战爆发以后，佛郎骤跌，法国政府竟于1922年6月22日，向北洋政府提出要求，将历来电汇还款办法，改为照金元计算。对法国的无理要求，国人反响激烈，咸表反对。自徐世昌去职至黎元洪复位，北洋政府均不接受法国的还款要求；法国政府遂不择手段，请北京外交团于中国海关税盐税两项內，将法国应得之罚款，依照金元计算之标准，悉数由总税务司先行扣留，不准中国政府提用。及段祺瑞出任临时总执政，以财政困难，乃于1925年4月12日，由外交总长沈端麟与法国公使订立条约，同意用金元偿还对法之庚子赔款，作为退还被总税务司扣留的1600万元海关税盐税的条件。按照当时佛郎汇兑率平均价格计算，中国將增加8000多万元的国库负担。这一事件，史称“金佛郎案”。消息传出，举国哗然。王克敏时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为“金佛郎案”之罪魁祸首，自然成为众矢之的。久为社会所不齿。此时成舍我刚创办《世界晚报》，他顺应民意，站出来为孙宝琦打抱不平。他让张恨水每天都在《世界晚报》副刊“夜光”里，做几首打油诗，来讽刺、挖苦王克敏。
《世界晚报》能够如此主持公道，使四面受敌的孙宝琦大为感动，他对成舍我也暗生赏识之意。适逢端午节来临，孙宝琦特意嘱托长子景阳往访“成社长”，送上两百块大洋的支票，以示感谢。成舍我一口回绝，他说：“我支持孙总理完全是基于道义的，要收你这两百块钱，不是就失掉我的原意了吗？何况我一向不要人家的钱，假如我向王克敏要钱，一定会比你这两百块多十倍、百倍。”从此，孙景阳与成舍我成了朋友，成也开始和孙府来往。
成舍我没有想到，孙宝琦会在关键时刻救自己一命。
孙宝琦听了成太太杨璠的诉说后，不敢怠慢，天不明既赶往张宗昌府邸。张督办还在温柔乡里酣睡，孙告诉副官：“我在客厅等督办，你现在不必惊动他，他什么时候起床，请你尽先报告，只说我天亮就来了！”
一觉醒来的张宗昌听副官报告说孙宝琦早在客厅坐候，连呼“失礼”，迅起迎晤。张宗昌对孙宝琦如此客气，是因为有求于他。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获胜的奉系准备请孙宝琦组阁，张宗昌主张尤力，正多方向孙宝琦劝驾，促其出山。张以为孙宝琦此行是为了商讨组阁大计，不料却为成舍我而来。
张宗昌先客套一番，说区区小事何劳慕老枉驾亲临，然后历数成舍我三大罪状，骂成舍我咎由自取，死有余辜：一、恶毒反奉；二、和冯玉祥有密切勾结；三、替国民党扩大宣传，最近还接受了广州10万元宣传费。孙宝琦逐一为成舍我开脱：
第一点，如果报纸反奉，是在你们进城以前，则那时冯军统治北京，谁敢明目张胆，不登冯军所发反奉消息，而甘冒危险帮你们讲话？这是北京报纸最普遍现象，也是他们办报者共有的苦痛，我相信《世界日报》绝对没有比其他报纸反奉特别恶毒。至于第二点，他根本和冯不认识，连面都没有见过，谈不到有任何密切勾结。目前最重要的，在第三点，假使他真是接受了广东这么大的一笔宣传费，在北京故意和你们捣乱，那么军事时期，我也不敢替他说情。否则子虚乌有，我就不能不请你从宽处置，立予释放。好在十万元数目不算小，由那家银行汇的，来龙去脉，极易调查。但据我所知，他所办的《世界日报》、《世界晚报》，都是由他个人辛苦经营，白手起家，从没有任何背景，他本身生活，十分刻苦，恐怕十万元之说，未必可靠。
经此一说，张宗昌终于松口，表示无论如何看在慕老分上，决不重办。孙宝琦辞谢张宗昌，即把前后情形告知成舍我的家属和报馆，要报馆赶快开出成舍我的债主姓名、债款数目，并检出最近一些当票，自己据此再写一封信送给张宗昌，证明成舍我负债累累，决非腰缠万贯之人，所谓接受广州10万元宣传费纯属子虚乌有。张宗昌当晚覆函孙宝琦：“本应立予枪决，兹承尊嘱，已改为无期徒刑。”
孙宝琦心中暗骂，这个张宗昌不愧称“混世魔王”。第二天，他再去张府，问改处成舍我无期徒刑，是否系查出成舍我确已收受广东来款。张谓尚未查出。孙说，如果成某罪有应得，处死亦不足惜，否则无期徒刑甚至坐一天牢，也未免冤枉好人。张宗昌见孙宝琦如此为成舍我奔走求情，知道两人的交谊非同寻常，乃允再行考虑，但口头仍说还要派人切实调查。两天后，张宗昌派副官手持一张大卡片，上写“兹送上成舍我一名，请查收”，将成舍我作为“礼物”送至孙府。孙宝琦也写了一张回片“兹收到成舍我一名，谢谢”，交张的副官带回。
在成舍我被张宗昌手下捕获的最初十几小时内，北京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成将步邵飘萍、林白水后尘，必死无疑。几个最要好的朋友，已经等在天桥刑场附近，准备为他送别。路透社发出的第一次电报，说成舍我已被处决，国外朋友还打唁电慰问他的家属。当时的情势已严重到这样的地步。成舍我后来说自己这次离“鬼门关”“只差一根头发的距离”，决非虚言。若不是当晚大帅“好日子”，孙宝琦又全力相救，成舍我恐怕真的要“以身殉报”了。军阀时代的横暴荒谬，由此可见一斑。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圣先贤孟子的这句话，成舍我终生服膺，身体力行，成就了他“报界硬汉”、“新闻斗士”的威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