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报、兴学、问政，是成舍我一生志业的三个方面。他的“问政”经历，始于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关于国民参政会，应该先从它的“胚胎”——国防参议会说起。
1937年8月11日，感到“和平既然无望，只有抗战到底”的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第51次会议，决议设立全国国防军事最高决策机构——“国防最高会议”，并决定在国防最高会议之下再设国防参议会，“把各党派的有力分子，集中于此会议中，共策国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张群会上对成立“国防参议会”的说明。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藏于是，国防最高会议综合考虑在野党派、社会人望和专业特长等因素，在全国选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第一批被遴选的参议员，有张耀增、张君劢、曾琦、胡适、蒋百里、梁漱溟、陶希圣、傅斯年、张伯苓、蒋梦麟、李璜、沈钧儒、黄炎培、马君武、毛泽东、晏阳初，一共16人。后来又增聘罗文干、颜惠庆、施肇基、徐谦、左舜生、甘介侯、杨赓陶，加上当然参议员即国防最高会议正、副主席蒋介石、汪精卫，共有25人。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名单从未正式公布，除了最初遴选的16人外，增聘之人各种记载出入颇大。一些著作中提到梅贻琦、陈启天、周恩来、林祖涵、秦邦宪、张东荪、陈布雷等，大概都是临时约来参加讨论的，似乎除第一批参议员外，国民党只要认为有必要，都可以随时请来开会，参加会议者也无人计较是否具有参议员这一名衔。
国民党长期把持政权，从不允许在野党派在体制内参与国家政治。国防参议会的设立，终于开启了在野力量参政问政之门。“国民党设立这一机构的目的是吸纳国民党外的在野党派和团体的领袖为抗战献计献策，并为最高当局制定战时政策提供咨询，但其另一个用意，则在于展示国民党决心团结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共同抗战的姿态。”从1937年8月17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到次年6月17日宣布结束，国防参议会10个月中，共集会64次。“九国公约”在布鲁塞尔开会期间“九国公约”成立于1922年，为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中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九国。国防参议会每周都集会三至四次，及时了解国际动态，商讨应对措施。因抗战军兴而设立的国防参议会，确实发挥了“集中意见，团结御侮”的作用。
报人问政根据《国防最高会议国防参议会组织要纲》的规定这份当时油印的文件，从未正式公布过，1980年代周天度先生进行沈钧儒研究时，才从沈老遗物中发现。《要纲》共八条，其中前四条最为重要：“第一条，国防最高会议为集中意见，团结御侮，设立国防参议会。第二条，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听取政府关于军事外交财政政策之报告，得制成意见书于国防最高会议。第三条，国防参议会参议员负责扩大全国国民团结之宣传，以期一德一心，达到抗战胜利之目的。第四条，国防参议会参议员由国防最高会议指派或聘任之，开会时由国防最高会议主席或副主席任主席。”周天度：《1937年的国防参议会》，1989年10月17日《团结报》。国防参议会只是一个战时政策咨议机构，参议员只有咨询权和建议权，权能有限；参议会提案不具有法律效力，须提交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再转交政府实施，国防最高会议是否采纳及政府执行情况如何，均无需向其报告；参议员人数少且遴选范围狭窄，不足以代表民意。因此，从国防参议会的形式、规模，特别是职能来看，它不能适应群策群力、团结御侮的迫切需要。
寇患愈深，有识之士愈认识到谋求抗战胜利必须倚重民意。上海沦陷前，张君劢、梁漱溟、左舜生、黄炎培、沈钧儒、罗文干、马君武、李璜、杨赓陶等九人，联名向国民党当局呈递调整政府机构、发动民众、成立民意机关、肃清贪污等四项建议。中国共产党也建议国民党健全民意机关，其组织形式，“或为更扩大的国防参议会，或为国民大会，或为其他形式，均无不可，最主要地，在于此机关要真能包括抗日各党派、各军队、各有威信的群众团体的代表，即包括真能代表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公意的人才；同时此机关要真有不仅建议和备政府咨询的作用，而且能有商量国是和谋划内政外交的权力。”
1938年1月，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今后不以国民党政府为谈判对手。卢沟桥事变以来军事、外交频频失利的国民党，切实感到靠一己之力难克强敌，发动全国政治力量，动员全国民众参加抗战，势所必需。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将国防参议会结束，另设“国民参政会”，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大会宣言对设立国民参政会有一段解释：“至于政治机构，更有当郑重声明者：战事既起，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议决关于国民大会之召集、宪法之制定颁布，不得已而延期，政府此时惟有依据国民会议所制定颁布之约法以行使治权。惟为适应战时之需要计，应就各机关组织加以调整，使之简单化，有力化，并应设立国民参政机关，俾集中全国贤智之士以参与大计。惟值此非常时期，政府不能不有紧急处分之权，俾临危处变，有所应付。要而言之，民众之基础，亦于此建立，则抗战胜利之日，结束军事，推行宪政，以完成民权主义之建设，为势固至顺也。”这次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也有“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及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实行”的规定。
1938年6月17日，国民政府公布第一届国民参政会200名参政员名单，成舍我名列其中。同日，国防参议会举行第64次会议，宣告结束。国防参议会参议员除蒋梦麟外，其余皆被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也于该日选任汪精卫、张伯苓为国民参政会正、副议长。
1938年7月7日汉口《新华日报》对国民参政会开幕的报道。根据《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规定，200名参政员由下列四类人员组成：（甲）由曾在各省市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之人员中，遴选88名；（乙）由曾在蒙古、西藏地方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著有信望，或熟谙各该地方政治社会情形、信望久著之人员中，遴选6名；（丙）由曾在海外侨民居留地工作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熟谙侨民生活情形、信望久著之人员中，遴选6名；（丁）由曾在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员中，遴选100名。国民党武汉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国民参政会的职权及组织方法，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详细讨论，妥订法规。1938年4月12日，《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公布，规定参政员总额为150名，其中“丁”项即在野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只有50名。名额过少，群情不满。经过争论，国民政府于同年6月16日公布修正条例，将“丁”项扩至100名，总名额增至200名。《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后经数次修正，到1947年5月四届三次大会亦即最后一次大会时，参政员总额增至362名。
成舍我属于“丁”项膺选。该项包括共产党、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派、村治派等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具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可以说是国防参议会的扩大。成舍我因为在新闻界“著有信望”，被国民党政府当作“社会贤达”，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在汉口两仪路上海大戏院开幕。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都亲自到会致辞。林森指出：“国民参政会为抗战时期之人民参政机关，其最大使命，为集思广益，团结力量；其最大目的，在完成抗战建国之任务！与欧美政党政治之议会实不相同。”蒋介石在致辞中说，国民参政会成立最重大的意义和唯一目的，“就是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对侵略的势力，作殊死的斗争，以求得抗战的胜利和建国的成功”。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切实完成两个基本任务：第一，加强团结，巩固统一，助成抗战的胜利，促进建国的成功；第二，“为国家建立一个永久的、真正民主政治的基础”。
会议期间，汪精卫以国民参政会议长身份，假汉口某银行大厦宴请全体参政员。《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国民参政会置议长、副议长各一人，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1938年6月1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汪精卫、张伯苓为国民参政会正副议长。1938年12月汪精卫从重庆叛逃后，由蒋介石任议长。1940年9月，取消议长，改由参政会选举产生的主席团负责。为表示谦恭下士，汪亲自站在大厅门口迎接大家，彭学沛（时任参政会副秘书长）则站在汪的旁边随时应招。当彭学沛看到成舍我走进大厅时，非常不安，立即躲开。汪精卫却丝毫没有改变他那副满面春风的姿态，长时间紧紧握着成的手，并破例把成舍我引到里面一列沙发坐下，用很柔和的声调与成舍我寒暄：“我们大约已好多年不见了，你北平和上海的事业，都已为国家抗战而牺牲。我们很担心你在北平出不来。最近听说，你的《立报》又已在香港出版。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对中国人很不客气，尤其他们处处想博取日本人欢心，在那里办报，大概很苦痛吧？”说到“苦痛”两字，汪精卫笑容顿收，还频频地擦其两掌，似乎很替成舍我着急的样子。看着汪精卫假惺惺的样子，成舍我既好气又好笑，他不失时机地揶揄了汪一下：“承汪先生这样关切，我不胜感激，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北平上海沦陷，个人事业的毁灭，那是无法避免，也是无足顾惜的。至于香港办报，诚然痛苦很多，所幸香港虽是殖民地，在相当范围内，还能实行法治，她好像还没有过不依法律手续，封报馆捕记者，从这一点说，是比我们过去在国内办报，要有较大的身体安全和言论自由啊！”听出了话外之音的汪精卫，不待成舍我再说下去，竟像触电似地站起来，马上离开了。
国民参政会具有提案权、审议权、建议权、询问权、调查权等职权，虽不是真正民选议会，但是具有了代议制议会的雏形。国民政府首脑多有称参政会为“战时国会”，而这一“战时国会”，确实汇集了全国英卓之士，很多参政员也以“民意代表”自任，参政员邹韬奋著文《我对于参政会的希望》说，国民参政会是中国在非常时期所产生的“非常的民意机关”。和欧美各国议会相比，国民参政会有两大差异：第一，各国议会里的议员是由民选而来，而参政员是由政府选请而来的；第二，各国议院里有在朝党和在野党之分，各党有各党的目标，往往互相非难，而参政员却是由各党各派、各区域、各民族及无党无派的国民，在政府领导之下，为抗战建国的共同目标而努力。因此，以欧美标准来衡量，参政会当然不是民意机关；但作为参政员来说，却应该以民意代表自任，应该把国民参政会视为民意机关，应该努力使国民参政会在实际上成为民意机关。所提议案或行使审议权、询问权等职权时，总体上能反映战时民心。在国民参政会全部四届13次大会中，参政员共提交提案2669件，其中2630多件均经大会决议通过。有的提案十分重要，例如四届一次大会，有13件提案事关国民大会的组成、职权和召开。与提案权一样，询问权是国民参政会的另一项重要权力，也是参政员问政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明确规定：“国民参政会有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暨向政府提出询问案之权。”为使询问权落到实处，《国民参政会议事规则》（国民政府1938年7月1日公布，后有修正）规定：“参政员之询问事项，除因国家利益有不便宣答之重大理由者外，主管机关长官应为书面或口头之答覆。”提出询问案颇能反映参政员问政的能力和胆识。有的询问案非常引人注目，如一届三次大会上参政员钱端升、周览、陈博生、张忠绂、傅斯年等五人对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质询。有的询问极其尖锐，使做施政报告的政府官长难以招架。例如，在三届二次大会上，粮食部长徐堪做完施政报告后，有参政员当面质询他：“平价米内不仅有矿物如灰砂，且有动物如蛀虫甲虫；并且因仓储管理不善，米多潮湿霉腐，于是便形成了所谓八宝饭。请问徐部长，你是否吃这种饭？你的感想如何？你有没有能力和信心去改善？若没有办法，最好另让贤能。”粮食部随后作出了书面答覆，但措辞失态，会场群情激奋，引起轩然大波。参政员马毅说那是污蔑参政会，高惜水提议退回全部书面答覆。傅斯年说：“请主席团以大会名义将徐部长失态情形报告蒋主席！”许德珩说：“此事关系重大，小则粮食部失言，大则关系中国今后民主建设问题。”孔庚则大叫：“在闭会之前，没有结果，我们不闭会！”大会表决，请徐堪出席答覆。最后，徐堪不得不亲自到参政会致歉，并自行撤回答覆书，重新修改。
国民参政会自1938年7月在武汉成立至1948年3月在南京结束，历时10年四届，共召开过13次大会。成舍我连任了四届参议员。不过，他的“问政”表现却乏善可陈，每遇参政会开会，他给人的印象总是坐在会场捧着《世界日报》勾错字，几乎是位“不提案、不发言、不投票”的“三不主义”者。
成舍我的第二个“问政”经历是被选为“国大”代表，参加“制宪”大会，议定《中华民国宪法》。
根据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次第进行的革命方略，1928年8月，底定平津的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宣布中华民国军政时期结束，全党应着手准备进入训政时期。10月3日，国民党中常委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孙科、戴季陶五人召开常务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次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军政时期已告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并追认通过《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国民党“以党治国”的训政政治体制由此建立。1931年6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又公布了国民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
孙中山1906年编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对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约法之治”预设的期限为六年，然后解除约法，制定宪法，全国政事，皆依宪法行之。1929年6月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通过的《训政时期之规定案》也明确：训政时期规定为六年，至民国24年完成。但是，《训政时期约法》没有明文规定训政年限，只是说“至宪政开始弼成全民政治”时为止。这样，国民党就可以无限期延长训政时间。然而，《训政时期约法》公布实施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民众呼吁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开放政权，实行宪政，团结各种爱国力量，共同抗日。同时，国民党内孙科、胡汉民等亦不满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主张开放党禁，允许各政党竞争，在最可能短的时间内建立宪政政府。1932年12月，国民党召开四届三中全会，议决起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决定1935年3月召开国民大会，议定宪法。1933年1月，国民政府立法院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院长孙科任委员长，吴经熊、张知本任副委员长，傅秉常等36人为委员，负责宪法的起草事宜。1936年5月1日，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历时三年、稿经七易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5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予以公布，史称“五五宪草”。
国民党在组织一班人马起草宪法草案的同时，还开始进行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为召开“国大”、议定宪法做准备。由于种种原因，原定于1935年3月召开的国民大会，一拖再拖，后又将会期定于1937年11月，不料全面抗战爆发，终未能如期举行。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于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达成关于和平建国纲领、改组国民政府、军队国家化、宪法草案、国民大会五项协议。《国民大会案》规定：当年5月5日召开国大，制定宪法；宪法通过须经出席代表四分之三同意；1936年选出的1200名国大代表依然有效，台湾、东北增加区域代表150名，增加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700名，分配方法另行商定。《宪法草案案》规定：组织宪草审议委员会，由参加政协的五方面——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民盟、无党派人士及会外专家组成，根据政协拟定的修改原则（核心为放弃“五五宪草”的总统制而实行责任内阁制），参酌各方意见，两个月内制成“五五宪草”修正案，提交国民大会议定。关于国大和宪法草案问题，实际上还有不公开的商定事项：（一）各党派负责使其出席国大之党员在国民大会中维持政协修正之宪法草案；（二）如有其他较好之宪草意见，由党派临时协商定之；（三）增加的700名国大代表分配方法为：国民党220名，中共190名，民盟120名，青年党100名，社会贤达70名。另根据国共双方的默契，在原有1200名区域代表中，华北战前未及选出需要补选的250名，由中共解放区选出，无党派代表中可有17名由中共或民盟提名，这样中共和民盟合计共有577名代表，超过了四分之一否决权的票数，以防止国民党将国民大会作为表决机器。
不料，从1946年3月开始，国共在东北的军事冲突日益扩大，原定于5月5日召开国民大会的计划又将成为泡影。4月24日，蒋介石召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征请各方面提出国大代表名单，中共和民盟代表主张大会再行延期。蒋介石无奈同意，第二天由国民政府明令公布。这已是国民政府第五次宣布国民大会延期。国民党政府曾宣布1935年3月、1937年11月、1940年11月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但均未能如期进行，一再拖延。抗战后期，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度和机制更加强化，政治日趋腐败，引起国内其他政治力量和民众的强烈不满。盟国尤其是美国也非常关注国民党的统治危机，罗斯福总统曾建议蒋介石，中国宜从早实施宪政，国民党退为平民，与国内各党派处同等地位，以解决纠纷。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国民党在1943年召开的五届十一中全会上宣布，国民政府应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1944年春，日寇发动侵华战争最后一次最大规模的“一号作战”，国民党军队在中原、湘桂战场一败涂地，朝野震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敏锐地认识到，国共两党原来的关系模式必须改变，遂授命林伯渠于1944年9月15日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上，公开提出召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一主张，得到第三势力民盟的热烈拥护。习惯于一党专政的国民党当然不同意中共提出的组织联合政府的要求，声称这种做法有违于孙中山总理的《建国大纲》，国民党只能通过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而不是还于其他党派。1945年3月1日，蒋介石在宪政实施促进会发表演讲，公开否定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声言将于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蒋介石的这一建议，被两个月后召开的国民党“六大”所接受。1945年7月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大会召开，讨论召开国民大会的具体事宜。中共中央事先即声明本党参政员不参加这次大会，给一意孤行的国民党造成强大的压力。由于与会的民主党派参政员反对在各方意见尚未融通的情况下仓卒召集国民大会，所以国民党“六大”作出的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的决定又等于被否决。
国民大会已成为国民党的一块心病，欲罢不能，欲开不成。为了从政治上孤立中共甚至是获得剿灭中共的“合法性”，改善政府形象，为自己的统治建立法理依据，1946年7月4日，在内战已全面爆发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不顾中共的强烈反对和民盟的抵制，悍然宣布于11月12日召开国大。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相信“共军主力已被击溃”的蒋介石，当天下午即宣布，国民大会一月后如期举行。
在国共双方就国大问题形成尖锐对抗之时，第三方面的态度顿时显得举足轻重，“国民大会大家都不来是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大失败；反之，各党派如果参加国大而共产党不参加，共产党顿形孤立，也是他政治上的大失败。”于是，第三方面成为国共双方争取、拉拢的对象。第三方面希望国大能够顺利召开，使中国走向民主化，也使自身获得参政的机会，但不愿在国共分裂的情况下举行，使国大成为国民党主宰民意的工具。第三方面感到事有可为，也认为有做最后努力的必要，民盟的黄炎培、梁漱溟、罗隆基、章伯钧、张君劢，青年党的李璜、左舜生，无党派人士莫德惠、缪云台等，纷纷出动，奔走于京沪间，再做国共的调人。不料国共都坚持自己的立场，第三方面代表“愈跑愈觉得这个中间派难做，总找不着双方要价的眉目来”。眼看会期临近，第三方面一厢情愿地搞出一个事实上有利于国民党的和谈方案，招致周恩来的一番怒斥。最后，民盟坚定了不参加国大的决心，而民社党表示要自由活动，参加国大。青年党本来就接近国民党，也准备在国民党的脸上“搽粉”。11月11日，为了表示尊重“民意”，蒋介石宣布国大再延期三天举行，实际意图是再多拉几个第三方面的人参加大会。
1946年11月15日上午10时，制宪国民大会终于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开幕。国大代表总名额为2050人，国民政府已公布者为1580人，当日到会代表1381人，超过了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二。制宪国民大会闭幕时，国民政府先后公布的国大代表为1745人，报到人数为1701人。中共代表190名和民盟代表80名（民盟代表本为90名，后被民社党分去10名）未提交名单。大会经过四次预备会，于22日选举蒋介石、孙科、白崇禧、于右任、曾琦、胡适等46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从11月28日开始，大会围绕宪法草案共召开了18次全体大会和若干次小组审查会。12月25日，国民大会制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宣布闭幕。国大与宪法问题，扰扰攘攘这么多年，总算有了一个结果。
不过，这个结果却使国内局势严重恶化，不可收拾。就在国民大会开幕次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书面声明，表明中共坚决反对及不承认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的立场，并对记者表示：“自国民党召开所谓一党国大后，已经把政协决议破坏无疑，政协以来和谈之门已被最后关闭。”《周恩来将军在京发表声明，揭露蒋记国大分裂性》，1946年11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11月19日，周恩来离开南京返回延安，标志着国共关系破裂。国大闭幕后，《解放日报》又发表社论，嘲讽蒋介石把“弄假成真的国大再弄真成假”，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失败”。《弄真成假——评蒋介石“国大”的闭幕》，1946年12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至于大会所制定并通过的宪法，虽然比“五五宪草”进步，基本上确立了议会和责任内阁制，但是，“这部宪法的最大缺点，还不在它的本身，而是这次的制宪国大缺少一个和平团结的规模。一个主要党派未参加，而半个中国还在打着内战，因此大大减损了这部宪法的尊严性。”《国民大会闭幕了》，1946年12月26日上海《大公报》社评。
成舍我是以“社会贤达”的身份，被圈定为国大代表的。不过，在“制宪”过程中，像他这样的无党派代表实际上起不了多大作用，无非是充数表决而已。但是，由于共产党极力反对国民党包办召开“制宪国大”，那么，谁参加这次大会，对共产党来说，就等于为国民党捧了场。
如果说，成舍我担任“制宪国大”代表是出于被动的话，立法委员一职则是他主动参加竞选获得的。“制宪国大”决议，宪法于1947年12月25日生效，在此之前要完成国大代表的选举，为来年“行宪国大”的召开做好准备。第一届立法委员也要紧跟着选出。成舍我本无意于问鼎政治，只想集中全力发展自己的新闻事业。但是，当立法委员选举开始后，他政治圈里的朋友，尤其是有资格参与决策的朋友，多积极劝进，希望他能出马竞选立法委员。据说，北平特别市党部第一次呈报的立委候选人名单，国民党中央并不满意，原因是北平世称文化故都，知识渊薮，人文荟萃，而参加立委竞选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并不多。为“显示执政党对实行民主政治之诚意和决心”，决策方面乃指令北平特别市党部主委吴铸人、书记长金克和，设法促请文教界素孚众望之人士，参加竞选。成舍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参加立委角逐的。
选举前夕，国民党《华北日报》社长张明炜，中央社北平分社负责人丁履进，以他们把持的北平记者公会、北平日报公会和北平通讯社公会的名义，在全市各报大登广告，“向本市市民推荐，请圈选成舍我先生为立法委员”。广告原文如下：
成舍我先生献身新闻事业垂四十年，其在北平，手创《世界日报》，亦已二十年以上。抗战胜利，《世界日报》复刊，所有言论，无一不代表人民，特别代表我北平一百七十万市民，真正为老百姓说话，为老百姓奋斗。同人等对成先生夙极敬佩。过去成先生以社会贤达地位，被选为国民参政员、国大代表（制宪）。此次立法委员选举，复被提名为本市区域候选人，深盼我全市新闻界同人，一致支援。并盼我全市市民，凡同情成之言论主张者，务请各行使其神圣之选举权，为成先生投其最纯洁、亦最宝贵之一票！
1948年1月21日，北平市立法委员分区进行投票选举。成舍我的竞选对手是北平市参议会副议长唐嗣尧和师范大学教授张怀。由于他事先不肯多花钱收买选票，从上午选举的情况看，他的票数不如唐、张，很有落选的危险。下午，北平市民政局玩弄花招，拉到两个郊区的选票。一个姓茅的职员通知成舍我，说替他找到一万张选票，叫他送钱去收买。后来开票结果，成舍我当选为立法委员。
查阅《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录》，“行宪”第一届立法院于1948年5月开会后，成舍我很少到会；偶尔与会，也总是三缄其口，无所献替。即使如此，由于共产党不承认国民党政府的“行宪”把戏，他也就被中共冠以“伪立法委员”的称号。
“立法委员”成舍我“问政”的卓异表现，要等到“立法院”迁台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