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为何又能引起轩然大波呢？
1976年，年轻的共和国处在危难之中。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与此同时，“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疯狂行动。在这关键时刻，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摆在当时中央最高领导层面前的一个严峻考验，就是如何对待毛泽东去世后的政治遗产以及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主持当时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并没有认清“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提出“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1977年2月7日，由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华国锋审定的《学好文件抓住纲》一文，作为“两报一刊”即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社论正式发表，文章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指导方针，形成了“两个凡是”理论的典型表述。
在当时的背景下，“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对实现历史转折产生了巨大阻力。许多老同志看出了“两个凡是”的真正实质，并引起了他们的极大担忧。历史转折的车轮因“两个凡是”而原地徘徊。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勇敢地站出来，向“两个凡是”发起挑战。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在给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的信中，明确提出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准确”和“完整”，锋芒直指“两个凡是”，从而成为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
同年5月24日，在同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的谈话中，邓小平表明了他对“两个凡是”的基本态度。邓小平指出：“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
他还指出：“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做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9页）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是很高明的斗争策略。因为在长期的个人崇拜下，“两个凡是”又以权威的姿态出现，人们的思想非常僵化，还不具备公开提出解决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问题的条件。而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的提法，孕育着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而且这一提法与“两个凡是”的提法不同，又可以促使人们在思考中获得启发和鼓舞，对于打碎精神枷锁、解放思想是个强有力的推动。
在老一辈革命家的积极推动下，1977年7月，邓小平终于复出，再次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领导职务。这是党和人民对“两个凡是”斗争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邓小平在这次全会上发表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他还认为：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就是在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上，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1977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十一大的闭幕词中强调：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与此同时，聂荣臻、徐向前、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也纷纷发表文章，呼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和作风。
在中央领导层关于“两个凡是”和实事求是的两种思想进行尖锐斗争的关键时刻，理论界勇敢地走到斗争的前面，向“两个凡是”思想发起了冲击。
1977年3月，胡耀邦被派到中共中央党校任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日常工作。他提出研究党史必须坚持两条原则：一条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分辨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研究；一条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胡耀邦还在中央党校创办了《理论动态》内刊，作为学习、交流的园地。在胡耀邦的推动下，中央党校进行了气氛活跃、思想解放的内部大讨论，理论学习风气空前浓厚。根据学习和讨论的情况，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吴江、孙长江在酝酿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等问题撰写文章，进行宣传。
正在此时，刚从中央党校学习结业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在审阅报纸大样时，看到了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写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时，敏锐地觉察到真理标准问题在当时中国思想政治界的分量，就果断决定将这篇文章从《哲学》专刊第77期上撤下来，专门组织力量进行修改，使文章更加具有针对性和说服力，然后放在第一版的重要位置上发表。适逢胡福明来京参加理论讨论会，报社便约请他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一起讨论修改这篇文章，编辑部也作了许多修改，文章先后10易其稿，最后经过胡耀邦亲自审定定稿。
1978年5月10日，这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刊登（文末署有“光明日报社供稿”），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头版发表。当天新华社就转发了这篇文章。次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又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接着在5月12日、5月13日分别有7家和14家地方报纸转载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虽然只有7000多字，阐述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基本的常识，但在当时“两个凡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这篇文章由于其鲜明的倾向性和现实的针对性，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从而引发了一场波澜壮阔、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文章发表后，在党内和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赞扬，但是也遭到了坚持“两个凡是”的中央领导的坚决反对和责难，认为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泽东思想，是“砍旗”、“丢刀子”。就在5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该文的当天，就有人给《人民日报》打电话，指责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是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战。次日，新华社负责人也接到指责新华社发了一篇错误文章的电话。5月17日，中央办公厅一位领导同志在一次小会上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么干”。他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并表示“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
在坚持“两个凡是”的领导人非难和压制下，同发表这篇文章有关的胡耀邦等人都受到极大的压力。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罗瑞卿等老一辈革命家勇敢地站出来，发表许多重要谈话，旗帜鲜明地支持这场讨论。
5月30日，邓小平在同几位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精辟阐述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同时反复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思潮，指出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实质。
6月3日，依据新华社的电讯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都在头版以《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的大标题，详细报道了邓小平的这篇重要讲话。6月6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又在头版发表了这篇讲话的全文。邓小平的这一讲话及其公开发表，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明确肯定和支持，极大地鼓舞了坚持真理标准的同志，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这场刚刚兴起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9月，邓小平在访问朝鲜回国时，到东北三省视察，沿途讲思想路线问题。9月16日，他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系统讲了真理标准讨论和思想路线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他强调指出：“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同样引起了科学界、理论界、新闻界的高度重视，他们团结协作，积极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讨论中去。在这场讨论中，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为代表的新闻界始终走在前面，他们根据讨论开展的情况及其出现的主要的思想问题，及时发表富有说服力和战斗性的文章给予分析和解答，发挥了舆论的积极引导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到1978年末，中央及省级报刊发表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就多达650篇。而且，随着讨论的深入，还有许多文章陆续发表，形成了以理论界为主力，新闻界积极配合，全国各界关注的全民讨论热潮。
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正确领导下，真理标准讨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中，对真理标准讨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对于这次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也作了评价。《公报》指出：“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资料来源：摘引自肖岩、汪平主编《20年理论风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案例4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与苏共执政地位的丧失
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上了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趁势抛出了所谓的“新思维”，使党内思想出现混乱，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指导地位受到挑战。1991年7月，苏共召开中央全会，作出了一个举世震惊的决定：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一个多月以后，这个执政70多年的大党瞬间土崩瓦解，并导致民族分裂、国家解体。
这个“新思维”究竟装了什么东西？为什么“新思维”的出现会给苏联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事件本身发人深思。
其实，“新思维”是个大杂烩。戈尔巴乔夫在设计他的“新思维”时，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他认为“有用的东西”，连同普列汉诺夫著作、费边社会主义者著作中的“积极的内容”、社会党国际的纲领中“合理的内核”一起，甚至与康德哲学的“伦理观念”、基督教教义中关于“人的价值的思想”一起，作为他的“新思维”的理论基础。他实际上是用折中主义的手段，把马克思主义“熔化”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中去了。
“新思维”在理论上的特点是，鼓吹抽象的、超阶级的、全人类共同的、一般的东西，而抽掉其具体的阶级内容。戈尔巴乔夫公开宣布，要坚决摈弃同全人类价值相对立的“阶级立场”，并说这是“党的指导思想”。
“新思维”的核心内容主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