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接受，是假货得以销售的前提，假货能够销售，又是人们制造假货的前提，一般来说，如果人们有足够的买真货的实力，是不会购买假货的，假货至少在包括使用风险在内的使用价值方面，一般不如真货，如那些假名牌衣服、假红木家具、盗版光盘、盗版书籍等。人在缺钱的时候，钱才显得宝贵，到了有足够多钱的时候，钱就远不如人所需要的商品的实际使用价值那么重要了。
如一个因没钱只能用二手电脑的人，会舍不得花200元人民币来买正版软件，而买4元钱一碟的盗版货。一个千万富翁希望在使用电脑时尽量少有障碍，在不能确知4元钱一碟的盗版货使用功能，完全和200元一碟的正版货一样的情况下，他就会花200元买正版软件，而不买4元钱的盗版软件，因为他不愿意节省这他完全付得起的196元钱，冒盗版软件可能不如正版软件好用的风险。
所以说，人接受假货，在很多情况是一种屈服于贫穷等多种实际压力的无奈，人富裕了，有了购买真货的实力，客观上接受假货的被迫性就减弱了。主观方面，一般来说，人越富裕，生活水平越高，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就越高，也越怕死，越愿花更多的钱来预防疾病，保证健康，这包括肉体上的健康，还包括心理上的健康，假货，特别是危及人身心健康的假货和这一目标是相悖的。因此，人购买能力越强或者说是越富裕，一般就越少接受假货，有时是白送也不要。
这一规律在很多国家都能得到印证。虽然由于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不能绝对地说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受教育程度越高，素质越高，人际关系越文明和谐，社会运行成本越低，效率越高，但至少是在很多情况下是如此。而一个国家国民的素质越高，同大自然的合作能力越强，创造的财富越多，就越富裕，在世界进入知识经济阶段后更是如此，这不能不是得到许多人认同的规律，当今的美国、日本、韩国、欧盟，我国的台湾、香港等地的实际，都是这一规律的印证。这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国民受教育程度高，素质高，很富裕，于是当某种商品被揭露是对人有害的假货，哪怕是有害的程度很浅，马上就很难销得出去，如2007年，美国说我国出口的玩具含有铅，如果小孩含玩具会影响健康，这即使是真的，在一些落后国家也不成为问题，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顾客却不再购买，我国因此被退回的玩具价值达1.5亿美元之多。
而在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只要有害的程度不太深，人们就会照样购买，甚至销售商一降价，立刻引来抢购。不用说过去很穷的年代，就在我国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的2006年和2007年，在我国很多农村圩镇、县城，甚至大城市，人们仍然看见不少商店以10元钱一件衣服等超低价格促销假货，经常获得可观的销售额。
（二）国民素质越高，遏制假货的能力越强
国民素质越高，认识的自然和社会规律越多，越能看出假货违背了自然和社会规律的虚假实际，避免无意中接受和销售假货的情况。
先看单项素质的例子，多年来，我国不少英语教学广告声称，广告的发布者有办法使人们花很少的时间，就具有很高的英语水平。如人们纵然是原来没有半点英语基础，也只须花几百个小时，就可以“在英语广袤的世界里自由地驰骋”。这些办法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这对苦于学英语的人很有诱惑力，而具有高到一定程度英语教学素质的教师，一听就知道这是骗人的鬼话。因为他们知道迄今中国人学习英语的规律是，这些方法对提高学习英语效率是有些用处不假，但决不如广告者声称的那样大，比如一个人由于学习方法不当，达到教育部大学生统考英语六级水平需要花8000个小时，而用这些方法后至多是能减少到7500个小时。
就一般人来说，只有花不少于多少个小时的特定时间学习，英语才能掌握到相应的特定水平是铁律，迄今没有人能够改变。如学习中央电视台上世纪80年代播出的《跟我学》英语教学节目，一般人需花约5000个小时，而还仅仅是达到“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用英语进行社交活动”这样的，由欧洲文化委员会召集的语言与教学法专家国际委员会制定的英语“入门”水平。
再看综合素质的例子，有个骗子向农民推销国产牧草种子，为了使农民肯出高价钱买，说这牧草产自巴拉圭，巴拉圭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科研水平一流，所以这牧草科技含量非常高，是世界最先进水平。综合素质低的农民是将信将疑，知识广博因而综合素质高的大学生一听就知这至少有99％的可能是假的，因为巴拉圭并不是发达国家，世界牧草科研和生产水平高的国家是美国、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巴拉圭能研究培育出世界最先进水平的牧草可能性非常小。再说，巴拉圭在南美洲，自然条件和我国有很大差异，如果这真是巴拉圭所产，反而不能轻易种植，因为这可能造成生物入侵，由于生物入侵造成的损害非常大，所以我国对生物物种的进口控制得非常严，不经过国家部门私下卖外国生物种子是犯法的，农民购买本质上也是属于销赃，所以更不能买。
国民素质越高，越有能力不制售假货。假货并不都是制售者有意制售，有些是无意制售，即制售者并不想制售假货，而是想制售真货，甚至为制售真货付出巨大的劳动，但由于能力不够强，制造出来的假货达不到真货的要求，因而是假货，销售时看不出货的真假，因而无意中卖假货，这种情况在国民素质低下的国家和地区是非常常见的。日本、德国、瑞士等国家之所以产品质量高，企业较少存在想造真货但造出来却是假货的情况，就是因为制造这些产品的人，从设计师到普通员工都具有很高的素质，能做到心到力逮。国民具有高素质，还能制造和使用精良的设备，使检验假货更容易，更准确。
（三）国民素质越高，社会对假货的管理越有效
国民素质越高，就越容易接受民主理念，当家做主的意识越强，这种理念和意识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为公共管理献计献策，及时指出公共管理的不足和失误，以及潜在的可能失误，在提供线索、证据等方面帮助管理人员。并积极监督公共管理人员，对公共管理人员的以权谋私行为，执法不公行为，渎职惰政行为，能力不强问题，进行批评抨击，直至撤掉品行不端、能力不强的公共管理人员。从而保证了公共管理的质量。
这一规律得到国内许多民意调查结果所证明，这些民意调查的结果都显示，文化水平高低，几乎和愿意参与公共管理事务成正比，并且公共事务对象越是和个人关系距离远的层面如国际事务、国家事务越是如此。比如，问到对国家管理的看法，在没有任何个人利益受到威胁的前提下，大学教授一般会认真思考，提出自己的意见，而没有文化的农民和市民往往认为自己不是总理，没有必要费神想这些问题而推托了事。当今管理得好，国民生活质量高的民主国家，无一例外都是教育水平高，国民素质高的国家决非偶然，如以色列，当讨论到重大国是时，国民的参与非常踊跃投入，几乎人人都是总理。
（四）并不是素质越高的人越不制售假货
人是否有意制售假货，在根本上是取决于品质。品质特别好的人，素质再低，再穷，也不有意制售假货。品质坏，对个人利益贪得无厌的人，素质很高，已很富有，也仍然制售假货，甚至冒很大的被处罚风险也在所不惜。品质一般的人，当有强大的外力压迫，不遵循外力的要求制售假货自己的利益会受到足够大的损失时，就会昧着良心制售假货，“文革”期间，在强大的压力面前，许多知识分子违心说假话，现在，许多传播业者因上级的指示而被迫写有意在真中渗入假的新闻，都是这一规律的反映。
也不是一个地方越愚昧落后，有意制售假货的人比例越高，一个地方很文明先进，就没有人制售假货，事实是，人有意制售假货和无意中造出假货以及因为贫穷而接受价格更低的假货远不是一回事。过去及现在，许多被某些现代人讥笑为尚未开化的落后地区，民风十分淳朴，制造和销售货物的人，提供服务的人，绝大多数都做到货真价实，没有欺诈行为。而在世界上即使是现代化程度非常高的城市，都也不敢说没有各种欺诈的陷阱。正因于然，在这些城市生活，烦透了各种假货包括服务假货、思想假货的人，甚至专门去上述不开化的地方度假，享受那种人善良纯朴的生活。
尽管如此，从整体上说，一个国家教育越发达，国民素质越高，生活水平越高，制售和接受假货的情况越少，是基本趋势。
我国教育事业同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
我国教育事业多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一、数量上的差距
1993年，我国提出要基本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在此之前，我国从来没有宣布过普及任何一个学段的教育，1965年，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才是84.7％。到2006年，通过这“两基”验收的县（市、区），占全国总县数的96％，“两基”人口覆盖率98％。高中阶段毛入学率59.8％，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5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2％。
以发达国家退休年龄一般最低线65岁为标准计算，2007年65岁的人是1942年出生，1949年入读小学。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060316_402310923.htm，2008年4月24日查询。
以上四组数据从不同角度反映了1949年以来我国国民受学校教育程度的概貌。在非学校教育方面，我国国民看书学习的风气也很淡，这在本书的前文已列出国家的调查数据，在此不再赘述。
发达国家很早就非常重视并身体力行普及了义务教育和发展中学及大中专等非义务教育。英国1918年普及5至14岁义务教育，1944年延长到15岁，1988年又延长到16岁，2005年时是11年。法国是：1882年普及13岁前义务教育，1936年延长到14岁，1969年延长到16岁，共10年。德国1919年普及八年义务教育，1964年延长到九年。美国1919年普及了八年义务教育，1970年各州不同地延长到十二年高中教育。日本是：1907年普及了六年义务教育，1946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苏联是1939年普及了七年义务教育，1964年延长到八年。义务教育后继续升人中学教育后段的比率，美国2000年88.6％，英国2002年72％，法国2002年88％，德国2000年83.8％，日本2004年94.4％。
在大中专和直接给大中专输送生源的高中教育方面。美国在1636年就办起了现代意义的大学，1860年有大学：182所，其中州立大学66所，1918年有高中2.5万所，在校学生：160万人，1939年，美国就已有初级学院相当我国的大专600多所，2003年，美国不到3亿人口，有大学4182所，在校大学生1480万人，78％高中毕业生直接升入大学。日本从1951年到1973年，短期大学毕业生数量增加了15倍，正式大学毕业生增加了15倍，硕士学位获得者1963年为3000多人，1973年达到12000人，当年全国有博士14万多人。德国远在17世纪时，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埃朗根大学在世界上就已非常著名，1903年时，全国约3000万人口，在校的大学生有5.2万人，主要以培养学术人才为目标的文科中学1905年招生9.5万人，以培养目标为实用技术人才的实科中学等其他中学招生人数不在此内。
以世界银行分类标准所定的19个典型的发达国家，1965年时初、中、高等教育平均升学率分别为100％，61％，21％。1992年时分别为100％，93％，51％。在非学校教育方面，发达国家国民看书学习的风气很浓，这在本书的前文已有说明，在此不再赘述。
二、质量上的差距
我国同发达国家教育质量差距也不小，并且是必然的。考试制度对教育质量的引导、促进和保证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在能够实行考试的领域都实行有学术效度的即科学的考试，才能确切地了解人的学术水平，才能使人们无法投机取巧钻漏洞，老老实实地谋求真才实学，也才能做到对学习奖励的公平，才能排除权势、金钱等对学术的干扰等，还有许多，不一一列举。世界各国的实践都反复证明，大凡有科学考试的领域，都能实现考试的这些效用，没有科学考试的领域，就会出现大量假货和产生很多和上述考试效用相反的问题。正因为考试有如此多的伟大作用，所以西方把科举这一国家选拔人才的考试，作为我国对人类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的第五大发明，与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火药等四大发明并列，并将其作为鉴识和选拔人才的至宝，应用到所能应用的领域，并不断研究完善。
我国却在许多本来可以实行考试的领域，却不实行考试，甚至还严禁考试，或者以其他办法诸如人治色彩甚浓的评审等来取代。如从1966年到1976年，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我国竟然严禁考试，乃至全国教育质量下降到了世界的最低点。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试的作用很快显现了出来，在许多明明是考试即产生激励人才学习等好效用，不考试则马上产生引诱人不学习等坏效用的领域，我国仍然不肯考试，如直到1993年，我国才实行高中会考制度。
纵然都是达到合格要求的考试，也还有质量上的差别。我国高考在相当程度上能保证效度，这已为大量的实践所证明，如在弹性不大的区间里，高考分数档次能大致和考生经所在学校大量的平时测验，以及大学录取后在大学学习的成绩，所证明的实际水平档次相符，如一个学校有1000个学生，实际水平分为十个档次，高考成绩也分为十个档次，其中满分为900分的标准分，780分到900分为第一区间档次，平时水平在第一区间档次的学生高考成绩均在780分到900分的区间内，只不过是在这一区间内的小名次有一定不同，而平时水平在第三区间档次内即对应高考分数为680分到720分的学生，绝对不会考得780分以上，并且分数高的学生进重点大学后，继续能保持学业的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