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内涵是什么呢？理解今日中国先进文化，应从铸造时代精神，领导时代潮流，来确定其体系内容。第一，精神文明建设应是先进文化的主要标志。这里涉及“文明”一词，《辞海》中对文明的解释有四层含义：一是“犹言文化”。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二是指人类社会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李渔《闲情偶寄》：
“辟草昧而致文明”。三是旧指时新的，实际上是指模仿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些事物。四是指光明，有风采。《易·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书·舜典》：“睿哲文明”。我们在这里取一、二解。“精神文明”的内容，毛泽东早就指出是“思想文化建设”。毛泽东生前从各个不同角度论述了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邓小平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科学地分为两个文明，并创造性地把精神文明从科学的概念发展形成科学的体系，即八个方面的思想内容，涉及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目标、指导思想、思想建设、道德建设、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民主法制纪律教育，加强和改善了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从而比较完整准确地体现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科学体系。江泽民同志从总体上策划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局的首要的基本思路，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和观点，即“精神文明重在建没”的指导方针、总体规划、阶段性目标和具体措施；进一步阐释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战略，完善和发展了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提出把精神文明建设要“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指明精神文明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应指出正确的方向，提供道德基础和智力上的支持，阐述了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适应的观点，注入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内容。总之，精神文明建设是中国先进文化的主要标志。
第二，当今中国的先进文化应在时代转换中代表时代前进方向，并对并存的几个时代的文化进行有效整合。
第三，当今中国先进文化能积极应对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关系、民族关系的新演变，能够消化、预警因科学技术急速发展而带来的可预见及不可预见的各种后果。
第四，当今中国的先进文化，一定要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它成为大众的文化。
江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在十五大报告中他还明确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江泽民把文化提升到综合国力的高度来认识，是对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新发展、新贡献，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突破和创新。
综合上述，归纳中国先进文化的特征有以下几点：一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科学文化；二是这种文化始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根植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具有鲜明民族性和时代特点、时代精神的文化；三是这种文化反映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是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四是有亿万民众参与运作的大众文化。
了解了以上四点，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精神生产是从人的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取决于物质生产过程。因此，从总体来看，从发展趋势来看，一个民族的物质生产水平越高，文化越先进，其民族精神应该越振奋、越高昂。但中外发展的历史上都不乏这样的例子：先进的物质生产水平和富裕的物质生活非但没有产生昂扬的民族精神使民族走向更加先进，相反却滋长了奢靡之风、自大之风、不思进取之风，结果造成民族的衰退甚至灾难。这又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观点：就是精神生产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既同物质生产有联系，又同物质生产有区别，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间具有不平衡的关系，二者的发展是不成比例的。正是这种不平衡性解释了一部跌宕起伏的朝代更替、大国兴衰的中国史和世界史。在世界各民族前进发展的过程中，物质条件占有优势的民族不能自恃其强而忘乎所以，物质条件处于劣势的民族也不能自甘落后而无所作为。
在当今世界各民族间激烈的竞争中，凡是不甘落后而要有所作为的民族，都应当在努力改善物质条件的同时，振奋和弘扬其民族精神，使精神对物质的能动作用在实现民族进步乃至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出来。两强相争勇者胜。强弱相争也不一定是强者胜，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精神因素的能动作用。正是这种不平衡性、不成比例性才使发展中国家赶上或超越发达国家成为可能。根据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既相适应又不完全相适应的情况，我们在弘扬、培育民族精神的过程中，首先要抓好物质生产和物质文明建设。但又不能只抓这种生产和这种建设，还必须同时抓好精神生产和精神文明建设。这两种生产和建设不可或缺也不可相互替代，必须同样重视且使之协调发展。邓小平深刻揭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强调两个文明要一起抓。他既强调物质文明的重要性，指出“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又强调精神文明的重要性，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在年视察我国南方时，他说：“广东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既不能轻物质重精神，也不能重物质轻精神或者以物质代精神。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固然重要，但面对这种改善可能产生两种精神状态：一种是继续艰苦奋斗，一种是从此好逸恶劳。这就需要精神方面的建设和引导。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及时提醒全党必须牢记“两个务必”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三、民族精神与民族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
如前所述，民族精神是民族物质生活过程的升华物，民族精神是否高昂、强烈、振奋同民族物质生活条件是否确有保证和得到改善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二者并不能简单地构成正比。在同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中，既有物质生产力发展较快、物质生活条件有较大改善的时期，或者说“顺境”，也有物质生产力发展较慢甚至受到破坏，物质生活条件比较匮乏的时期，或者说“逆境”。那么，在这样两种不同的情况下，民族精神是不是一定就表现为前者振奋、后者萎靡呢？其实不尽然。在民族发展的“顺境”和“逆境”当中，民族成就、民族灾难或者危机都可以从正面或反面激发起高昂的民族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取得的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中华民族精神空前高昂，并且化为建设新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力量。伴随大庆油田开发成功而形成的大庆精神，也极大地振奋了中华民族精神，成为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严重自然灾害和外部封锁，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力量。面对洪水泛滥、非典肆虐的严重灾难，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伟大精神迸发出来、显现出来，成为同舟共济、团结奋斗、战胜困难和艰险的强大精神支柱。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多难兴邦，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战胜灾难的奋斗中，在民族的进步中得到补偿。其所以能够如此，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民族精神在起作用。民族精神在发展进程中，既有比较平稳的状态亦即渐进的状态，也有出现起伏的状态亦即突变的状态。从总体上来看，民族精神是一个长期传承、积淀和更新的过程，是渐进的；但在一定情况下，也会因民族的“大喜”或“大悲”而使民族精神的变化打破常态。在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根据民族精神的渐进性坚持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另一方面又要根据民族精神的突变性，注意在民族取得伟大成就或遇到巨大灾难的时候加强对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在民族取得成就时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固然重要，在民族遇到危机、灾难、挫折的时候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则更为要紧。因为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总是在物质生产和生活遇到障碍时才更加需要和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司马迁曾说过：“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说的是人在遭遇厄运、物质条件匮乏时由于其发愤而使精神生产大放异彩。
一个民族也是如此。这里的关键在于“发愤”，在于不向厄运低头。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不喜欢顺境和成就而喜欢逆境和灾难。顺境、成就同逆境、灾难都是客观存在并且总是相倚相伏、相随相生的，并不以我们主观上的好恶而转移。问题在于我们往往缺乏忧患意识。在我们民族前进的征途中机遇和风险同在，我们不但要增强机遇意识，而且要增强忧患意识。只有充分估计到风险，并且提高战胜风险的预见性，才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变逆为顺。这个过程既是需要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过程，也是有力地促进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的过程，我们一定要注意抓住抓好。因此，可以这样说，在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过程中，顺境和成就是机遇，逆境和灾难也是机遇。我们既要抓住民族的“大喜”，又要抓住民族的“大悲”，善于在民族的顺境与逆境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