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庐阳区，一位85岁的老人在家中吸烟竟引起火灾，家中一些物品被烧毁，房间也被熏得漆黑，就跟窑洞一样。据这家女主人介绍，当天一家人去亲戚家喝喜酒，只剩下85岁的老人独自在家。老人眼睛不好，爱抽烟，平时家人不让他抽烟，他就从外孙那里要来烟偷偷在家抽，谁知昨天竟把卧室里的杂物烧起来了。
住在楼上的王大爷介绍，当天14时许，他在家闻到一股焦糊味，到阳台一看，楼下人家的窗户里冒出大量黑烟，王大爷赶紧下楼叫人，却没人开门，他赶紧报警，并通知在外的楼下的邻居，消防队赶到迅速扑灭了大火。
但老人已被熏得昏迷不醒，救出后立即送往市第一人民医院，现已转入ICU重症监护病房，目前尚未脱离生命危险。
2011年3月19日上午8时，省城一名六旬老太，在家中一次误吞50片奋乃静药片，所幸被家人及时发现，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医生为老人清洗了肠胃，才很快脱离了危险。老人脱险后，脸色差，紧闭双眼。据介绍，老人精神状况一直不好，长期服用奋乃静片在维持治疗，“可能是今天早上发病了，结果就一下误吞了50片。”
奋乃静片是一种有镇定作用的药片，属处方药，病人一定要在家人协助下服用，每次不能过量，否则会对身体造成严重伤害。医生说：“从我们临床经验来看，很多老年人都有误食过量药的经历，年纪大了，脑子糊涂了，很难防范这方面问题，因此，家中有老年人服药，晚辈一定要注意照管。”
如果家乐福店不是那样无理蛮横；如果子女们对老人多一点照顾体贴；如果城市人际间多一点温暖；如果弱势群体生活中少看到一些白眼；如果周围并非冷冷清清，老人如何落得凄凄惨惨戚戚。
他们渴望人间和谐，但拒绝被和谐，要的是真实、忠诚，怕的是冷漠、歧视。
怎该遗忘贫病纠结下的家庭
贫病纠结下的众生呻吟
王云飞，一个吃苦耐劳的硬汉子，20年前，靠着一辆小货车，勤勤恳恳的成了社区里的“首富”。他有两个女儿，30岁时喜得贵子，因此对这根独苗格外宠爱。给儿子起名叫王猛，希望儿子能勇猛顽强。10岁时，王猛的脚开始疼痛，半年后病情开始恶化，疼痛和颤抖让他写字都困难。这一切痛在父亲心里，王云飞带着儿子辗转南京、上海等地求医，最后诊断为肾炎综合症。由于病情严重，只靠药物维持生命。2006年一天，儿子再次发病送往医院，确诊为尿毒症晚期。
王云飞说：“他从小就听话，学习成绩也好，高一时是班上第三名，高二因为生病掉到第十七名。”谈起儿子老王心情复杂，如果不是因为疾病，儿子可以考上一所好的大学。“记得高考那天，他高烧39度，一边考试一边吊水”。
走进王云飞家中，偌大的客厅空空如也，连一张桌椅也没有，楼上两间卧室，也早就租给别人，现在一家人寄居在大女儿家。老王看着家徒四壁的一切，尴尬一笑，指着墙上画像告诉说，自从儿子得病后，全家人都信了教。老王接着说，“每次儿子发病时，全家就为他祈祷，有时天不亮就跪到神像前，一跪就是小半天。”王猛每周要去医院做3次透析，每次450元。单靠房租和老王的微薄收入，远不能负担医药费和家里开销，举债度日已成唯一的办法。亲戚朋友能借的钱都借光了。估算了一下，为儿子治病最少花了60万元，还欠下20万元债。现在已无法再开口向亲友借钱了。
为救儿子，他付出全部努力，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物件，拼命工作省吃俭用，却未能让病魔退却一步。他知道尿毒症晚期意味着什么，除了换肾能延续生命，把无选择。
老王动了换肾给儿子的念头，可是因为他年纪太大，医生告诉他不能帮他做手术。“3月份，儿子发病住院，我陪他时偶然看到报纸，一位老奶奶把肾换给了别人。我又增加了信心。”“经过医生检查，告诉我可以做换肾手术，但需要将近12万元的手术费。”他第一次看到了希望，可回到家中，又犯愁了，这十几万元的手术费该向谁去借，怎么借法。没等他细细考虑，一个惊天霹雳又向他袭来。几天后，医院打来电话，告诉他不能换肾，因为他的肾上有个囊肿。
初见希望，又遭破灭，再加连日的劳累，他的右耳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听觉。不管自己身体的变化，老王第二天7点就赶到医院，急切地找到医生询问肾囊肿的事。“医生最后告诉我，没有大的影响，还是可以换的。”虽然没有搞懂囊肿到底是什么，但听说还能换给儿子，就大松了一口气。
医生告诉老王，如果顺利的话，5月份就可安排手术，但要他考虑清楚。换肾是他唯一能为儿子做的事情。他说：“能不能从手术台上下来不重要，我一把年轻已经无所谓，儿子这次要是挺不住，他也不会怪我。”在进行手术前，老王把欠的钱列好清单，给帮过他的人留个凭证，万一他出意外，还要子女尽点心。换肾是儿子唯一的希望，现在考虑的所有问题，就是怎样能够进行手术。至于手术费这个绕不开的门槛，他既要面对，又怕面对。“大女儿1万，二女儿5000，凑起来最多只有两万。”两万和12万相去甚远。他自己已经借不到钱，只有求亲戚去借钱了。离月底只有十多天了，他不停地告诉自己，奇迹一定会发生。令人欣慰的是，所在的社居委给老王送来了8000块钱，是全社区50多位群众一点心意，虽然不能一下解决老王的困难，但危难时刻王云飞感到温暖，至少不是孤身一人。
老王盘算着，“等到这里拆迁，我家能拿到160平米的房子，到时候留下60平全家人住，剩下的全都卖掉来还债。儿子今年30岁，等到病治好，能娶个媳妇把香火传下去最好，娶不到我也不会怪他，只要他能健康的多活几年我就满足了。”经历过太多以后，王云飞的情绪已经波澜不惊，可以看出他始终坚守的信念：儿子和这个家只要闯过这一关就会好起来。老王满怀希望的在等待着，尤其关心着和他同病相怜家庭的境遇。
媒体不断传递，孤寡的花老太双脚坏死，需截肢手术，为了8万元手术费双眼滴泪。57岁的凌师傅，7年前因伤摔成腰椎骨折，2万元医疗费成了他的心痛。61岁的张大伯，一年前退休饱受疾病折磨，竟在自家居民楼下一棵树上自缢离世。重庆一名农妇因病无钱手术，挥刀自剖放出腹部积水。21岁的小姑娘小脑萎缩，辍学后生活不能自理，面对酒店打工度日的父亲，不忍提出看病。因为说了句公道话，被砍伤伤口长达25厘米的老李，交不出医药费离开医院，欲哭无泪。先富起来的房老板，拥有百万家产，不幸妻子久病多年而长逝，女儿又成“白血公主”，耗尽所有卖掉房产又负债98万元，正在焦急的期盼配型的造血干细胞中煎熬……
尽管中国目前总额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年GDP仍以百分之八以上的飙升，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4月发布的2009年世界各国人均GDP数据，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为3677．86美元，排名第97位。按照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的说法，中国还有1．5亿人达不到联合国一天一美元的收入（国际贫困线）的标准。中国是一个人均GDP排名落后，还有大量贫困人口，“未富先老”的发展中国家，这才是中国的现实。
改革开放让中国摘取了世界第二经济体的桂冠，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彰显了中国领导层的智慧与胆识。“看病难，看病贵”又无法回避的暴露出医疗领域管理的失误和疏漏。美国哈佛大学人口与发展中心兼职教授、世界银行投资部专家组成员卢春玲教授指出，中国的卫生投入还不及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卢旺达。国际社会提出，要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卫生体系，卫生支出最少占政府总支出的15％。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2009年，中国的比例是10．3％，人均政府卫生支出是89美元，大大低于同收入组国家的平均值（312美元）。这种投入规模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不相称的。在卢旺达，人均收入只有500美元，政府却能将总开支的17％投入卫生部门。卫生服务的内容决定了它是一种“公共商品”，属于社会管理的范畴。总结西方国家历史，共识是：政府要为社会，尤其弱势群体提供“公共商品”的主导作用不可替代。
2009年开始的新医改，到现在已第三年，2011年两会前人民网做了一项调查，25万参与者，60％表示“没有感受到医改带来的变化”。中国的主要矛盾，即逐步拉大的贫富两极分化，以及改革开放的成果被少数阶层垄断，中下层民众被逐渐排除在政治生活的决策之外这一系列的关键问题。近20年来的得失，教育、医疗、住房改革加剧了贫富分化，借改革开放名义以国企私有化来鲸吞国有资产。这篇发表在2011年8月2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上的文章的见解当可一读，并一语中的指出：“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产力”的政治主张。
据测算，中国年诊疗总需求53亿人次，其中约31亿人次的诊疗是通过诊所、医疗室、自我医疗服务等院外医疗服务解决的。可见百姓对价廉、优质、方便的医疗服务最为看中。而幅员辽阔的中国，卫生资源的配置又严重失衡，存在着卫生资源利用不足与利用过度，卫生经济不足与消费增长过快的双重矛盾。早在1996年全国已拥有CT1500台，其中吉林省拥有45台，而人口1000万的伦敦市只有CT5台，人口不足300万的长春市却拥有15台，伦敦人口是长春的3．3倍，而长春拥有的CT却是前者的3倍。
进入21世纪，再看CT在中国早不稀奇，就连中等城市，进口的已是16层螺旋CT。双板DR、MRA、DSA、CCM、以及高精尖的PET医疗设备已不足为奇。作者去年曾陪同外国专家对京、津、沪、宁等地大医院进了一次参访，回到宾馆一位美国朋友不无惊恐的说：“了不起，如此尖端医疗设备在纽约、华盛顿也不多见。”假若能带外宾们再到小城、市井、乡镇走一圈，那校不准的汞柱血压计、拍不成片子的X光机，简陋的设备，微薄的待遇，对比反差，让从事多年医院管理的人士，不竟茫然又汗颜。
中国医患矛盾凸显，百姓生老病死的社会保障乏力，医疗市场良性运转掉链，风起水生，社会聚焦，成因复杂。但不难看出的是，如果公立医院要靠自己养活自己，看病难，看病贵的解决，只能是“天方夜谭”。而无序发展的医疗市场，滋生出民办诊所、医院，其中不乏救世济民之辈，综观之下确有紧抓世俗，大搞假体检，少女括宫、流产，美容整形等作为。公立医院在国家投入不足，管理缺失下，无视区域规划，粗放发展，大兴土木，抢购设备，成为院长们的政绩，中饱私囊，雁过拔毛，是“公仆”们的发家妙招。
一边是八星级医院病区，数十万元一张的多功能豪华病床，扫榻以待，笑迎宾客；一边是百姓们在“三长一短”（即挂号、交费、取药排长龙、看病只几分钟而过），“分解收费”（即一个项目，分成多次收费）中挣扎。更有甚者，坊间亲历，京、沪等地专家门诊一票难求，内外勾结的票贩子已成市场。统一定价如北京的协和、阜外医院某专家号为1000元，同仁、中日友好800元，天坛医院500元。医疗市场在卫生资源越少越浪费，越穷越铺张的怪圈里旋转而自得。
卢春玲教授客观而又深情的指出，从国际经验看，医改能否成功，关键是政府的政治意愿是不是很强。然后就是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中国能在短期内能达到医疗保险人均覆盖90％以上，实施大病救助，认真搞好新农合，大力推进伤残，重病的救助保险等等，早日成为现实，像王云飞、张大伯、房老板等芸芸众生，方可解救于倒悬。实现“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产力。”让因病返贫，因贫致病的广大百姓健康生活，共享改革成果。
媒体载文说，健康是金，健康是福。在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让人“健康地工作着”不仅不是奢求，而应是每个人的生活理念，更应该是“以人为本”的生动体现。就国家而言，人民失去健康，发展还有什么意义？对个体而言，失去了健康，城市再美，生活再好，都是“白搭”。
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快车道上，应当看一眼路边世界卫生组织的警世牌，在其成员国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名单上，中国赫然排在第188位。如此几近垫底的痛失公平公正的名次，是悲催、无奈，还是忧患？
空巢老人亟待法律的呵护
让爱心与法治守望老人们
中国已无法延缓老龄化到来的步伐，而空巢已经不是一个文学的描述，它真真切切的走进我们身边。据调查，我国空巢老人比9年前增加了11％，并向中年家庭逼近，预计到2015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达到2．16亿，约占老年人口的近16．7％。随之而来的是空巢老人在生活照料、财产处理、婚姻情感等方面出现的种种矛盾、纠纷也日益凸显。
2010年5月，上海发生一起案件，其中的原告任世新说，他愿意当面向记者讲清事情的原由。可就在记者准备前往上海的前几天，年仅57岁的他却突然去世了。而本案的被告竟是他的前妻卞宝娣。
早在1989年，卞宝娣和任世新就离了婚。直到卞宝娣母亲的房子要拆迁，这才让卞家和前女婿又扯上了关系。原来，任世新的手上有一份老人生前和他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其中明确约定：已方舒老太，在本市曲阜路127弄16号的住宅动迁时应得的动迁款全部赠予甲方，也就是任世新。
但卞家人认为这个协议有假，老人自己有4个子女，怎么会把23万多元的动迁款全部留给已经不相干的前女婿呢？但据任世新的一些老邻居们说，这几年老人因为房子要拆，一直是住在任世新这里，常常在大家面前提及这个前女婿人好。对于那份协议，他们并不感到突然。
自从协议签订后，任世新对老人照顾更加周到。因为二人居住的房屋只有几平方米大小，为了让老人尽量生活得舒服些，任世新与相恋已两年的徐女士的婚事也暂时搁置了下来。直到老人去世前一年，他和徐女士才办理了结婚手续。
老人去世后房屋动迁也正式开始，23．5万元动迁款已被卞家几个儿子领走。任世新便拿着老人留下的那份《遗赠扶养协议》到法院起诉。一审判决：老人的23．5万元房屋动迁款由任世新继承。卞家人不服，提起了上诉。在二审即将开庭时，任世新却因突发心血管疾病去世了，因此二审法院追加他的女儿和妻子参加诉讼。最后，双方达成调解，由任世新的女儿和妻子继承13万元，其余归卞家姐弟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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