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一生中曾学过英语、日语、希腊语、世界语等6种外语，其中除梵语和俄语因故中途而辍外，其他4门外语都达到了运用自如的程度。在外语方面，他同样恪守了学以致用的原则，曾分别用它们译出过数量不等的外国文学作品。
周作人对外语的偏爱程度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外语对他而言并不只是一块“敲门砖”，而是成了另一门杂学，他能从外语学习中领受到他人难以领略到的趣味。以日语为例，他就曾这样说道：
我看日文的书，并不专是为的通过了这文字去抓着其中的知识；乃是因为对于此事物感觉有点兴趣，连文字来赏味，有时这文字亦为其佳味之一分子，不很可以分离，虽然我们对于外国文想这么辨别，有点近于妄也不容易，但这总也是事实。我的关于日本的杂览多与情趣为本，自然其态度也与求知识稍有殊异，文字或者仍是敲门的砖头；不过对于砖也会得看看花纹式样，不见得用了立即扔在一旁。（周作人，1999：630）
同其他同时代的作家一样，周作人对语言有着特殊的敏感，并形成了对语言终生不变的兴趣，而这种兴趣最初是在南京求学期间培养起来的。据《知堂回想录》所记，他在南京水师学堂学习英文时使用的是商务印书馆的《华英字典》，后来又得到了严复的《英文汉诂》，其中许多称作“析辞”的详细解说曾使他赞叹不已。后来学堂又发了一本“马氏”文法，这本书直到20年后仍被他完好地保存着。他常说自己能像读小说一样读文法书，而且有些文法书比小说还更有趣。他曾以极大的兴趣钻研了日本语（包括古日语）、希腊语、英语（包括古英语）、世界语，而且对这些外国语言字义与语气的微细之处，有着极深的体味。周作人对于语言的持续热情与高度敏感，他的渊博的语言知识和深厚的语学功底，所有这些都赋予了他有最充分的条件，从而使他能够为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变革与建设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一个人到了把外语也纳入自己杂学范围的地步，这其中的深味也许只有当事者本人能够真正地领悟，而对于一般人来说，假如没有周氏那种近于禅宗似的闲适、淡泊、节制的性情、性格与思维方式，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进入这种境界的。
以上可以看出，周作人的杂览与杂学具有3个方面的明显特征：其一，他虽然杂览无际，但对于杂学的涉猎与研究却有个主次轻重；其二，他一生治杂学20余种（包括《我的杂学》中没有谈到的），但所有这些却杂而不乱，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融于一个有机的体系中；其三，这一有机的整体前后基本上是以线性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展开的。
关于第一点，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杂学的中心是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所具有的广博的内涵不仅给了他无穷无尽的著译上的灵感与源泉，而且也使他的以人道主义为支点的文学创作与翻译思想得以雏形并臻于完善。至于第二个特点，我们只需要看看《我的杂学》一文中的前后两端：作为第一种杂学，古文为他奠基了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杂学知识，作为最后一种杂学的外语则引导他从国内走向国外，从传统走向现代，并使他由此开始走向更广阔的杂学领域。关于最后一点，我们不拟多作说明，只将《我的杂学》一文图解化，从中也许不难看出周作人毕生所治杂学的大致脉络：
最后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同其他任何方面一样，学以致用的原则也是周作人在杂学领域追求的最终目标，正如他在《愚人的自白》中所言：“近来我曾说，中国现今紧要的事有两件，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二是道义之事功化。前者是根据现代人类的知识调整中国固有的思想，后者是实践自己所有的理想适应中国现在的需要，都是必要的事。”这才是他毕生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永无止境地致力于杂学的真正用意所在，而且事实表明，通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他也的确卓有成就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或者说至少在诸如儿童学、神话学、性心理学等方面实践了自己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