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鲁迅，原名樟寿，字豫才，后取名树人；周作人，原名？寿，字启明，晚年易名遐寿。两人虽年有长次，性格迥异，且最终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早年却有着许多相似或相同的经历：都曾在私塾接受过正统的封建教育，饱读“四书”、“五经”和大量蒙学读物以及许多明清旧派小说；都曾背叛仕途到南京洋学堂求学，并通过严译赫胥黎的《天演论》首次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思想；都曾买舟东渡，负笈日本，其间又进一步受林纾、梁启超等清末翻译家的影响而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翻译和创作生涯；都曾是五四文坛的骁将，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开拓者……也许正是这些难得的契合点才使他们携起手来，在我国早期译坛上共同开创了一代译风，为草创时期的翻译事业做出了一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
一般认为，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第一本书是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而事实上，两人最早的合作应追溯到两年前付梓的《红星佚史》一书。《红星佚史》原名《世界之欲》（The World s Desire），是英国作家哈葛特（Sir Rider Haggard）与安德鲁？朗（Andrew Lang）合著的小说，其中正文部分由周作人用文言翻译，十六节诗歌由鲁迅用骚体译出。除此之外，在东京留学期间，两人还合译了匈牙利作家育环摩尔的《匈奴奇士录》和《黄蔷薇》以及俄国作家阿？托尔斯泰的《劲草》等小说。由此可见，《域外小说集》的问世只能说是周氏兄弟合作中的最伟大的里程碑。关于这本书，周作人在1921年新版序言中说道：“一共收三十七篇，我的文言译的短篇，可以说全在里面了。只是其中的迦尔询的《四月》，安特莱夫的《谩》和《默》这三篇，是我的大哥翻译的。”回国以后，两人又于1922年、1923年相继合译并出版了《现代小说译丛》（收20篇，其中鲁迅译9篇）和《现代日本小说集》（收30篇，其中鲁迅译11篇，周建人译3篇）。1924年前后，鲁迅与周作人因家事纠纷而割断手足亲情，至此，一直被我国当时文坛传为佳话的“周氏兄弟”终于不欢而散，甚至反目成仇，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嗟叹的憾事。
如上所述，谈到周氏兄弟的合作，人们普遍认为鲁迅在翻译中总是起主导作用的。的确，在选材、校订、出版发行等方面，鲁迅无疑做了大量不可或缺的工作，但就译文本身而言，则主要是由周作人执笔完成的。以《域外小说集》为例，虽然周作人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翻译内容，而后人在评价该书时则大都避开了这一点。韩非子云：“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诚然，鲁迅伟大的一生是举世公认的，周作人政治生涯中的污点永远也无法抹掉，但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对于后者在文学创作及翻译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却不应该全盘否定，或者人为地加以掩盖。
公允地说，在早期的默契合作中，如果说两人之间存在着影响的话，那么这种影响也是相互的。例如鲁迅在《一个青年的梦》译文序中说，他是看了周作人的《读武者小路君作〈一个青年的梦〉》一文后，受到启发才着手翻译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更多情况下，两人都是不分彼此地在一起“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比如在谈到《劲草》的翻译时，周作人曾有过下面的回忆：“阴冷的冬天，在中越馆的空洞的大架间里，我专管翻译起草，鲁迅修改誊正，却一点不觉到困乏或是寒冷，只是有兴趣地说说笑笑，谈论里边的故事。”（周作人，1999：198）当然情况也并非总是如此。明治四十年代的日本不是理想的天国，留学生的日子更是苦不堪言，在这样的困境中奋斗，两人总难免有发生冲突的时候：“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屋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和鲁迅起过冲突。他老是催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地消极对付。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抬起老拳，在我头上打了几下，便由许季？起来劝开了。”（周作人，1999：199）关于这种冲突原因，笔者认为既可以上升到思想境界或认识的高度加以分析，即周作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追随鲁迅从事文学翻译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他方面的因素，比如就性格而言，鲁迅刚毅果断，且“敢说，敢笑，敢怒，敢骂，敢打”，明显地具有支配与抗争的特点，而周作人则温良敦厚，且“不狂，不怪，不邪，不伤，不浮，不躁”，更多地表现出服从与中庸的倾向。就此而言，如果一味认定当时的周作人是在故意以消极怠工的方式与鲁迅将全部身心投入其中的严肃事业唱对台戏，便有些失之偏颇了。
总之，在周氏兄弟早期的合作中，我们既要肯定鲁迅在选材等方面所起的主导作用，同时也应承认周作人在每一本书中都承担了主要的翻译任务。无论是在东京留学期间，还是五四运动时期，他们都是根植于一种祟高的使命感与责任感，通过自己的方式在以启发国民觉悟为主要宗旨的翻译活动中付出了大量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