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的翻译理论可概括为“直译”、“求信”和“达旨”三个方面。首先：两人都一致强调直译。鲁迅早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就曾以“词致朴呐”、“？译亦期弗失文情”、“抽意以期于信，绎辞以求其达”之说表达了自己的直译观点，其后他又在译文《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写道：“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此外他还在卢那卡斯基的《文艺与批评》日文重译本附记中进一步指出：“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即直译――笔者）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
周作人比较成熟的翻译观点主要见于1925年出版的《陀螺》一书的序文：“我的翻译向来用直译法，所以译文实在很不漂亮，――虽然我自由抒写的散文本来也就不漂亮。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事实上，早在《域外小说集》付梓时，他就和鲁迅一起发表过自己的直译观，其后在1918年与张寿朋的通信中，他更是开宗明义地表达了对直译的看法，提出自己以后的译本“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甚至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出，周氏兄弟对直译的态度是何等默契，甚至连阐述中所用措辞也都相差无几。
那么周氏兄弟何以如此锲而不舍地追求“直译”、“硬译”或“逐字译”，以至于宁可让译文“中不像中，西不像西”呢？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一文中找到答案：“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在借鉴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又创造性地引进新的表现形式，以弥补早期白话汉语在思维与表达方面不甚精确的缺陷，这便是两人一致强调直译的主要目的所在。与此同时，强调直译，反对归化，还进一步反映了周氏兄弟的又一重要观点，即两人所共同倡导的译文应具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的洋气”。鲁迅还是在上述一文中指出：“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了真翻译。”同样，周作人在《空大鼓》译文序中也申明：“不像汉语，――有声调的好读的文章，因为原是外国著作，如果同汉语一般模式，就是随便乱改的糊涂文，算不了真翻译。”的确，译者面对的毕竟是外国的东西，假如如鲁迅所说的对“洋鬼子”一味地“削鼻刺眼”，也就失去翻译的部分意义了。
其次，周氏兄弟虽然强调直译，但决没有把直译、意译对立起来，恰恰相反，他们也赞成一定程度上的意译，或至少兼用意译。例如鲁迅在《且介亭文二集》中指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风姿……”这里的“力求易解”和“保存原作的风姿”实际上就是一种在直译、意译完美结合中而获得的信与达的理想状态。关于这一点，周作人在“《陀螺》序”中也写到：
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的能力所及的范围，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句话说就是信与达。近来似乎不免有人误会了直译的意思，以为只要一字一字地将原文换成汉语，就是直译，譬如英文的Lying on his back一句，不译作“仰卧着”而译为“卧着在他的背上”，那便是欲求信而反不词了。据我的意见，“仰卧着”是直译，也可以说即意译；将它略去不译，或译作“坦腹高卧”以至“卧北窗下自以为羲皇上人”是胡译；“卧着在他的背上”这一派乃是死译了。古时候翻译佛经的时候，也曾有过这样的事，如《金刚经》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这一句话，达摩笈多译本为“大比丘众共半十三比丘百”，正是相同的例：在梵文里可以如此说法，但译成汉语却不得不稍加变化，因为这是在汉语表现力的范围之外了。
由此可见，周氏兄弟极力主张的直译，并非如一般人所理解的对原文进行一字一句的机械性转换，更不是硬要生造出“卧着在他背上”或“跪在膝之上”等不伦不类的洋泾浜汉语句式。
追根求源，周氏兄弟的翻译观点可以说是在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历代佛经翻译以及清末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汉魏以来的译经高僧中，对两人影响至深的当推唐朝的玄奘大师。鲁迅认为：唐译佛经，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就懂得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即也须生造：周作人则以“求信”和“质胜于文”概括了唐代佛经翻译的特点，这里已足见两人所提出的直译理论与玄奘的渊源了。作为清末翻译家和译论家的代表人物，严复对两人的影响是最不可忽视的，事实上，周氏兄弟直译、意译兼顾的求信、达旨的主张正体现了严复的“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等翻译观点。至于林纾的翻译，他们从中汲取的只有反面的经验与教训，例如鲁迅在1932年致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书信中谈起《域外小说集》的翻译时说道：“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此外，该书《略例》中所指出的“任情删易，即为不诚。故宁拂戾时人，逐徙具足耳”其实也是针对林纾而言的。
提到周氏兄弟的直译观点，我们有必要提一下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那场论战。在那场关于文学翻译标准的论战中，鲁迅是直接的参与者，对立面是梁实秋、赵景深、陈西滢等人，其中鲁迅和梁实秋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见“附录一”）
除鲁迅、梁实秋之间的直接冲突外，当时不少人也间接参加了关于“直译”和“意译”的讨论，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陈西滢的翻译观。陈氏既不赞成直译，也不赞成意译，他认为翻译就是翻译，“本来无所谓什么译”。“所谓意译，英文另有名字是‘p araphrase’，不是‘transla tion’，不能说是翻译。”“直译在英文中是‘literal translation’，只是字比句次的翻译，原文所有，译文也有，原文所无，译文也无。最大的成功，便是把原文所有的意思都译过来，一分不加，一分不减。可这样翻译的最高理想，也不是我们所说的传神的译文，因为直译注重内容，忽略文笔及风格。”最后他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在传达原文的神韵。就翻译而言，陈西滢所提出的这种“神韵”观应该说是站在时代最前面，同时这种观点也是在当时那场翻译论战的背景下而产生的，尽管他没有直接参与进去。
众所周知，1924年以后，鲁迅、周作人两人基本上断绝了一切来往，因此在这场翻译论战中，我们当然无从再次看到“兄弟携手”的场面。但必须看到的是，如果说两人的翻译思想在分手后出现了分道扬镳的情况，那么始于《域外小说集》年代的“抽意以期于信，绎辞以求其达”的于“信”之外亦求其“达”的翻译方法或标准则始终是两人共同攻守的同盟，也就是说，鲁迅与梁实秋等人关于直译、意译的论战也应该代表了周作人的观点。周作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论战，但有关资料表明，他也曾就此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比如在1926年出版的《陀螺》序文里，周作人就曾有过这样一段话：“这是我对于翻译的意见，在这里顺便说及，至于有些有天才的人不但能够信达雅，而且还能用了什么译把文章写得更漂亮，那自然是很好的，不过是别一问题，现在可以不多说了。”而这一段话，显然就是针对梁实秋等人而言的。
事实上，早于1918年，周作人就曾通过书信的形式同张寿朋进行过辩论，同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一样，这次辩论也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内容，其中主要的一点便是关于直译、意译的问题。张寿朋在致《新青年》记者的来信中写道：
诸君读了外国的好诗歌、好小说入了神，得了味，恨不得便将他全副精神肚脏都搬运到中国文字里头来，就不免有些弄巧反拙，弄得来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何以故？外国有外国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中国有中国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所以遇有在外国极有精神极有趣味的话，拿来中国却没有精神趣味了。若谙习外国文言的，自然全读外国诗，不用读得译本。既是译本，自然要将他融化重新铸过一番，此非有大才力，费大精神不能。如贵杂志上的《老洛伯》那几章诗，很可以读；至如那首《牧歌》，寿朋却要认作“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了。（钟叔河，卷8，1998：695）
这里所提到的“那首《牧歌》”即周作人第一次用白话翻译的古希腊诗人谛阿克列多思（Theokritos）的牧歌，发表时题作《古诗今译》。张寿朋在来信中抱怨周氏的翻译“中不像中，西不像西”，换句话说就是直译味太浓了，于是他建议译文应按照中国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重新铸过一遍”。对于这种以“达”为上的“融化”之说，周作人则颇不以为然，他所坚守的是以“信”为上的“直译”，而这一点他在《〈古诗今译〉Apologia》中已经作了明确的交代：
什法师说，“翻译书如嚼饭哺人”，原是不差。真要译得好，只有不译。若译它时，总有两件缺点，但我说，这却正是翻译的要素：一、不及原本，因为已经译成中国语；如果还同原文一样好，除非请Theokritos学了中国语，自己来作。二、不像汉文――有声调好读的文章――，因为原是外国著作；如果用汉文一般样式，那就是我随意乱改的糊涂文，算不了真翻译。
在给张寿朋的回信中，周作人对自己历来坚持的直译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重申：
《牧歌》原文本“高”，译的不成样子，已在Apologia中说明，现不再说。至于“融化”之说，大约是将他改作中国事情的意思。但改作以后，便不是译本；如非改作，则风气习惯，如何“重新铸过”？我以为此后译本，仍当杂入原文，要使中国文中有容得别国文的度量，不必多造怪字。又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譬如六朝至唐所译释教经论文体，都与非释教经论不同，便是因为翻译的缘故。但我毫无才力，所以成绩不良，至于方法，却是最为正当。
这里他首先否定了“融化”之说，并声明自己以后的译本仍然会一如既往，“不必改头换面”，“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该逐句译”。正如我们在上文所分析的那样，“逐字译”的观点无论如何也是站不住脚的，它只能会导致难以卒读的“死译”。但需要指出的是，正像鲁迅的“宁信而不顺”是针对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所表现出来的意气用事一样，周作人的“逐字译”的观点显然也是针对张寿朋的“中不像中，西不像西”而提出来，其中也不乏一种非理性的意气用事的成分，至于在翻译实践中，他大致并没有走进这条死胡同中去，或至少在后期的翻译中情况如此。
所有这些都说明，周氏兄弟的翻译理论观点又经历了一个逐步臻于完善的过程。在早期阶段，两人都曾强调过逐字的直译，众所周知，逐字译只会导致死译或硬译，这就难怪梁实秋等人会连连向鲁迅发难，并由此导致了以后那场旷日持久的关于“直译”和“意译”的翻译论战或讨论。而早在这以前，周作人于1922年重译的《法国俳谐诗》也受到了郭沫若等人严厉的批评，这些译诗被认为是纯粹的直译、死译，根本没有资格立足于文坛之上。梁实秋、郭沫若等人的言辞虽稍显偏颇与过激，但却起到了促使周氏兄弟对自己早期翻译观点中的偏激之处进行反思和改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