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分为三节，分别论述“玄学侦探小说问世之前的中国侦探文学”、“新文类生成的历史及理论背景”、“王朔和叶兆言的实验”。论文旨在审视当代中国先锋作家如何借用侦探小说这一外来的、高度程序化的文类从事元小说写作。认为这些实验性的写作是过去十余年来源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部分结晶，也是本土社会文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后引发的语境改变的表征。通过对中外某些作品的分析解读，按照同世界文学“接轨”的思维，作者将此种20世纪80年代后大规模出现的实验小说命名为“玄学侦探小说”。中国侦探文学的发展自成体系，它所因循的轨迹由几千年来沉淀在民族心理中的传统文化因素设定。百年前西方侦探小说的传人使它大幅度偏离原来的轨迹，而近来一批先锋小说家利用传统侦探小说形式所做的玄学侦探小说写作实验则进一步缩小了中西侦探文学之间的差异。在玄学侦探小说出现之前中国侦探文学的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前公案小说时期、公案小说时期、经典或常规侦探小说时期和警察小说时期。20世纪初一度空前繁荣的经典侦探小说是对西方样板亦步亦趋的仿效。而近来的警察小说则是中西文学和超文学观念交汇、碰撞的产物，它的生成与回归传统、吸收外来形式、为特定意识形态服务的目的等因素有关。当代中国玄学侦探小说无疑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影响在文学领域里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时它仍带有浓厚的东方色彩，与过去和现在的中国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等因素不无关系。它也是对本土侦探文学的叛逆，尤其是对警察小说这种特殊样式的叛逆。非常规侦探小说的写作1941年在美国得到认同并获得了“玄学侦探小说”的名称。黑克拉夫特在讨论英国作家切斯特顿以布朗神父为主人公的系列侦探小说时首次使用了这个术语。较之于其他特指这类非常规侦探小说的名称，它在最大限度上揭示了这一文类的认识论、本体论哲理探究性质，尤其是后者。该文作者在这些术语中选用“玄学侦探小说”，因为它较准确地描述了最终使常规侦探小说改变性质的所有变形。
老舍与中国革命论纲
吴小美古世仓（兰州大学）/《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获甘肃省第九届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十五”规划资助项目
中国现代作家都面对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他们都曾试图参与到中国革命的复杂建构中去，但又都无例外地被中国革命的政治所建构。因为他们不同的文化类型，他们与革命也形成了不同的关系形式。该文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老舍参与革命建构的独特形式和基本的主体原因，以及他因此而被革命政治所建构而显示的独特之处。老舍文学对新文学的突出贡献是成功表现了北京市民社会在近代以来沉沦蜕变中的生活与生命变迁。老舍也以对北京市民社会底层人生出奇的不公正的控诉、对市民社会灰色人生深入的文化批判而参与到文学与革命相纠结的行程中。老舍在经历了清末民初北京下层旗人社会的沉沦动荡之后，带着深沉的民族情感融入新的国民精神再造和重建的行程中。这显示了老舍与中国革命特殊的认同方式。在跨越新旧中国两个时期的文学生涯中，老舍由对革命持警惕态度、远离态度，到积极投身民族革命洪流、歌唱社会主义新生活，最后却“碰死在了所讴歌的理想上”（鲁迅语）。老舍的生命行程就包含着老舍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解答式。“老舍之死”，联系着“老舍之魇”。作为一个沉重的人生句号，它是认识老舍的又一个起点，也是认识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视点。历史的事实已沉重地表明，作家的创作自由正是文学艺术的生命。这是革命本身就应蕴涵的内容。作家当然需要去了解、理解政治，《茶馆》和《正红旗下》（未完）深沉的历史理性，就有老舍自身思想认识变化的因素。我们需要老舍，自然也需要老舍所倡导的“学真知识，用真本领”。在历史的教训中，我们应该、也可以进一步看到老舍们智者的焦虑和勇者的承担，看到百年来沉重的革命任务给众多文学者承载了那么多非文学的“使命”，从中获得警示。革命，是正当的，但政治上的愚蠢和失误招致的生灵的苦难，也是必须重视的。
裕固族民间文学（故事）搜集、整理及研究综述
朱卫国（河西学院）/《河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该文较为详尽地梳理已搜集、整理的裕固民间文学故事文本和相关的研究成果，发现了在整理过程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整理的基本原则和研究的基本方法，为全面整理和研究裕固族民间文学理清了思路。1987年，全国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全国实施民间文学三集成（故事集成、歌谣集成、传说谚语集成）工程，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成立了以县文化馆为主的民间文学三集成编辑组，完成了裕固族民间故事集、裕固族民间歌谣谚语集的搜集整理。1998年在工程的基础上，又搜集整理出裕固族民间故事48篇，近10万字。由田自成、多红斌先生搜集整理反映裕固族整体风貌的《裕固族风情》中以较大的篇幅整理出了裕固族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为庆祝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成立三十周年而编辑《裕固之歌》，也整理了许多故事、歌谣。在上述这些本子中，所选民间故事体裁多样，种类繁多。搜集整理的文本体现草原文化裕固族文化特征。
论先秦时代的讲史、故事和小说
赵逵夫（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哲》2006年第1期
该文认为过去人们一般认为先秦时的纯文学作品只有《诗经》和《楚辞》。其实，先秦时叙事文学的创作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瞽史们根据史书记载的历史梗概，吸收一些民间传说，经过自己的艺术想象而完成的《左氏春秋》和《国语》中的《晋语》、《吴语》、《越语》等就是散文形式的史诗。《仪礼》所谓“辞多则史”，孔子所谓“文胜质则史”，便道出了瞽史在讲述中发挥艺术想象、进行文学加工的事实。《穆天子传》及附在其后的述盛姬之死一段文字，还有同时出土的《琐语》，皆小说之开端。《逸周书》和《庄子》中，也编入一些先秦时流传下来的小说。而《晏子春秋》实为有关晏婴的一部专人故事集。把这些都笼统地归入“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是欠妥的。先秦时代在讲史、小说等叙事文学的创作上也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尤其在讲史方面，像《左氏春秋》那样宏大的篇幅和所展示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直到明清时代的长篇历史小说出现，才得步其后尘。先秦时瞽史们留下来的讲稿及纪录片断不但在艺术方面给后代的叙事文学以很大影响，给后代小说、戏曲的创作提供了素材，而且形成了中国古代讲史和历史演义小说的传统。
由于我国先秦叙事文学中，无论是讲史、故事还是小说，“史”的成分较大，即使是神话故事，也往往同历史传说有关，也就决定了我国传统小说的“史”的特征。宋元以来大量的章回小说中，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占有大半，即使完全出于文人创作的作品也往往要以历史或传说为依据。如《金瓶梅》，便同《水浒》中的人物、故事及蔡京等历史人物搭起线来，而《水浒传》不仅其中以北宋末年的社会政治为背景，而且其中所写宋江起义、方腊起义也是见之于历史记载的。不仅通俗小说如此，文人创作从唐宋传奇到明清文言小说也总是合于生活真实和事理。中国叙事文学的这些特征，自然同我们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有关，但也应同先秦时代叙事文学的鲜明特征有关。
韩愈“以文为诗”与唐代古文运动
郝润华（西北师范大学）/《唐代文学研究》（第十一辑），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
前人在评价韩愈“以文为诗”的观点时一向有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以文为诗”并非诗歌的“本色”。一是认为“以文为诗”是韩愈文学活动中的重大贡献。这两种观点贯穿于古今，遂成了研究韩愈诗歌理论的焦点。客观地讲，“以文为诗”是韩愈诗歌实践活动中的理论支撑点。然而，任何一种理论总有它产生的背景，当韩愈实践“以文为诗”的主张时，正是唐代古文运动兴起的年代，古文运动的发生给唐代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发展带来了转机。该文把韩愈提出“以文为诗”的文化动机放到唐代古文运动的背景下加以考察。韩愈“以文为诗”的创作实践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息息相关。韩愈以弘扬儒学的学术视角，贬斥佛、道，又以知识分子忧患之士特有的政治触角，探究中唐以后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以儒家人世进取的政治态度表达了治国安民的思想。韩愈“以文为诗”是为了借重盛唐诗歌形式来推动其古文运动，这不仅可以从盛唐社会诗歌普及程度、古文运动本身的需要等方面得到解释，并且可以从韩愈诗歌风格特征进一步透视其“以文为诗”的原因。
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诗歌景物流变
王建疆（西北师范大学）/《光明日报》2006年7月8日第6版
该文认为，中国古人在与大自然的交往中历史地形成了三种关系，即先秦时期人对自然的玄化、魏晋时期人对自然的情化和唐宋时期人对自然的空灵化。玄化就是把自然作为道的喻体，用自然中的景象和故事来说明道理。情化则一改将自然作为说明道理的工具的做法，把自然作为本体对待，直接表达对自然的热爱，并在景物描写和人物品藻方面加以突出的表现。空灵化则是受佛教禅宗思想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把自然景物作为妙悟禅道的契机，而不着意于山水本身。人与自然的这三种关系直接影响到我国古代诗歌的三种境界或三种手法。与先秦对自然的玄化相一致的是诗歌中比兴手法的大量运用；与魏晋时期情化自然相一致的是诗歌中景物描写的对象化存在，即把景物作为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对象加以描写；与佛禅对自然的空灵化一致的是诗歌中的自然景物获得了主体的意识和主体的地位。
论社会文化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姜秋霞（西北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6期
近三十年来，翻译研究的视点已从语言文本转向翻译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即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与制约作用，将翻译置于社会文化、人类历史的大语境下加以认识。一些学者已在此研究中提出重要的理论观点，该文通过考察民族文学、社会文化地位及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探讨了翻译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社会文化对翻译文学有很大的影响作用，这些作用是多层面的，既有对翻译本体（如转换策略）的影响，也有对翻译文学整体结构、形态、内容取向等的作用，且更多地体现在对翻译作为社会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在整体结构、价值取向上的影响作用。社会文化对翻译策略或翻译文本转换过程的影响和作用主要取决于译者主体，取决于译者的文化意识。社会文化环境与翻译具有互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