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爵士（SirAurelStein，1862-1943年）是国际敦煌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于1907年探访敦煌莫高窟，在进行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于1914年再度探访敦煌莫高窟，成为第一个将敦煌写本大规模运往西方的欧洲人；英国藏敦煌文献都是斯坦因两次从王道士手中购获的。日本佛教学者矢吹庆辉（1879一1939年）是日本第一代敦煌学家；他于1916年赴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院首次调查斯坦因所获敦煌文献，于1922年至1923年问再度赴大英博物院调查斯坦因所获敦煌文献；矢吹庆辉两次调查英藏敦煌文献的结果，使日本学术界到1925年时已经掌握了六千余幅英藏敦煌汉文佛教文献的照片，矢吹庆辉也无可争议地成为英藏敦煌文献摄影事业的先驱者。矢吹庆辉在调查、拍摄、研究英藏敦煌文献的过程中，与这批文献的获得者斯坦因之间必定要发生密切的联系，因此斯坦因与矢吹庆辉之间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系列往来通信。毫无疑问，斯坦因和矢吹庆辉之间的往来通信，无论对于斯坦因研究，对于矢吹庆辉研究，还是对于大正年问（1912-1925年）日本敦煌学史的研究，乃至对于整个国际敦煌学史的研究，都是不可替代的重要资料。
敦煌武术史料考略
段小强、陈康（西北民族民族大学）/《敦煌研究》2004年第1期
该文对敦煌石窟中有关武术的形象史料，从徒手格斗、武舞、剑术三方面就其渊源和发展进行了探讨，说明敦煌武术是中华武术流变和传承的结果。敦煌壁画中反映徒手格斗的内容很多，比较典型的是第428窟中心方柱后壁下部的“对打图”，表现的是两位身高体壮、精力充沛的武士正在“放对”。舞、武相济是敦煌武术的又一特点。这是因为原始的体育和舞蹈，在形成过程中，是互有影响的，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其社会职能也在发生变化。当社会分工达到了能完全区别事物的性质时，事物的独立形态才明显地显示出来。敦煌壁画中的“飞天”、“歌舞”、“百戏”等内容，在人物的肢体造型上普遍运用了舞蹈动作和武术技巧相结合的独特风韵。敦煌壁画中以剑作为武器对阵的场面很多，而描绘剑术的最生动的图像则属第61窟西壁佛传屏风画。画面有林中、河边舞剑的场面。有的撩剑作“金鸡独立”之势；有的身体后仰，在胸前云剑如行云流水一般，姿态各异，动作刚劲雄健，手、眼、身、剑，浑然一体，动感非常突出，连续快速的撩、挂、云等动作，以图解形式展现于我们面前，使人一目了然。总之，敦煌武术，是中华古代体育中历史悠久、内容极其丰富的运动项目，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古代人民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同时又是我们研究中国体育史必须要借鉴的珍贵史料。
论敦煌佛教信仰中的佛道融合
刘永明（兰州大学）/《敦煌研究》2005年第1期
该文反映了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佛教与道教相融合的具体情状，并揭示了不同层面的佛、道融合所具有的不同特点。该文以敦煌文书中非佛经类文献为核心，从佛、道融合的角度出发，从敦煌高僧与佛道义理沟通，普通僧众和世俗信众在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中的佛道融合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考察和分析，揭示了敦煌佛道关系发展的一些历史状貌。敦煌僧界头面人物和名僧有关融合佛、道义理的研究和宣扬代表了佛道关系的主流和发展方向；普通僧众为了寺院和自身的现实利益，也从事于具有浓厚道教意味的法事活动，他们融佛教神灵和道教神灵于一体，充分体现了佛道二教在信仰层面的融合，既求来世，又求今生；在世俗信众层面，至少有一大批信仰者对佛教和道教诸神同等崇奉，体现为融合乃至是杂糅，其宗教目的则是重今生而轻来世。同时，敦煌文书中除了反映佛道融合的资料之外，还有一些反映佛道二教冲突的文书；有很多看不出受道家、道教影响痕迹的佛教发愿文和发愿题记，反映着普通僧众和世俗信众佛教信仰的另一方面，他们或求来生，或求今生，或者二者兼而求之。论文在对比中发现，这种种情况的不同应当和很多因素有关，其中不但有不同信仰者的因素，还有时代因素，还有不同经典的传抄供养表达不同的宗教要求等因素。对种种情况作必要的分析和考察，可以全面反映敦煌地区佛教、佛道关系以及整个宗教文化的历史实际和发展方向。
观相念佛：盛唐至北宋一度流行的净土教行仪——敦煌写本《佛说相好经》新探
张先堂（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2005年第5期
“相好”是指佛经过累世苦修诸波罗蜜所具有的不同于凡人的“殊胜容貌”，显着易见者有三十二种，称为“三十二相”，微细隐秘难见者有八十种，称为“八十种好”。该文在对敦煌文献中所存《佛说相好经》写本进行考察的基础上，结合传世佛教史籍，探考了盛唐至宋初净土教发展过程中在敦煌和内地一度流行而后被历史烟云所湮没不彰的观佛相好的行仪。文章主体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探察了敦煌写本《佛说相好经》的状况、来源及其流传时代，认为《佛说相好经》显系源于《佛说观佛三昧海经》。然后在全面考察佛教史的基础上分析了佛教史上“伪经”的概念，论证了《佛说相好经》并非“伪经”，并兼谈了佛教史上的“别生经”；考探了《佛说相好经》产生的背景及其时代；最后分析了敦煌写本《佛说相好经》的用途及意义。该文对唐至宋初在敦煌和内地曾一度流行着观佛相好的行仪的考察，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敦煌文献的珍贵史料价值。
《河西节度使判集》（P．2942）有关问题考
李并成（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3期
敦煌遗书P．294．2号写卷《河西节度使判集》，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引起不少学者的注目。文章对于敦煌遗书P．2942号写卷《河西节度使判集》中若干重要问题，如“瘠卤未能肥杞，截鹤岂能续凫”、“有正卯之五盗，无日石单之一心”、“侮法无惧三千，搏风妄期九万”、肃州多乐屯、瓜州境内的铜矿、尚书所过的“玉门”等进行了探讨。
关于“瘠卤未能肥杞，截鹤岂能续凫”，作者认为这里的“杞”指杞国，并非安家瑶所说的杞树。《左传》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何必要薄待鲁国而肥了杞国，绝非贫瘠的盐碱地上不能生长肥硕的杞树之意。“有正卯之五盗，无日石单之一心”，作者认为此处“正卯”，指春秋鲁国人少正卯，与孔子同时代人。“日”（读音midi）指西汉大臣金日碑。“侮法无惧三千，搏风妄期九万”，作者认为这句话实际上引自《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判集》引用此典，用来揭露和指斥周逸胆大妄为的“侮法”罪行和狂妄的勃勃野心。此句并非是佛家的口气，而是出自道家之口。“肃州多乐屯”，作者认为，《判集》之多乐屯自然是因“多乐水”得名，属多乐水灌区，亦当位于今酒泉城附近。酒泉城周一带为河西绿洲精华地段之一，自古农产丰饶，富甲一方。从建康军到多乐屯距离未远，前往收获以充军粮，救患恤邻，又省长途搬运之劳，自然是一个很可行的好主意，因而得到河西节度使的批准。瓜州境内的铜矿，作者认为，《判集》所言瓜州采矿铸钱之铜矿即今安西县辉铜山无疑。尚书所过的“玉门”，作者认为，这里的玉门恐非指玉门关，很可能是指玉门县。
关于敦煌遗书羽字号中空缺诸卷去向的一件资料
颜廷亮（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敦煌研究》2005年第2期
《敦煌劫馀录》着录的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有些卷子现在虽留有编号，却没有实物。千字文编号中的羽字048～055卷子就仅有编号而不见卷子实物。最近在翻检清末民初一些报纸时见到的一件资料使笔者想到至少部分有编号而无实物的卷子的去向还是可以查明的，上述羽字048～055卷子中有四个卷子就是如此。作者根据辛亥六月十五日（1911年7月10日）《民立报》第3页刊出的《北京紧要通信》内六条新闻中的一条，其标题为《古迹流行海外》，认为京藏敦煌遗书羽字号中的四个卷子早已流入奥地利，其中两个卷子编号分别是羽字048和051，另两个卷子编号不明，极有可能是羽字048～055当中的049和050。至于在奥地利的确切下落，尚须进一步调查。并得出两点启示：其一，斯坦因、伯希和等劫馀敦煌遗书解送京师并已初步进行了登录之后仍有失散，部分原因同清朝政府的官方行为有关，责任应当由清朝政府来负。清朝政府有关部门在处理奥地利师公使索要敦煌经卷一事时，看来并未将其当成关系国家文化遗产是否应当随意处置的重要问题对待，反映出清朝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不仅对敦煌遗书的价值并无什么认识，而且缺乏保护国家文化遗产的爱国主义观念；其二，清末民初报刊以及当时的有关档案中应当有不少有关敦煌遗书和敦煌石窟的有用资料。如果进一步查阅清末民初报刊以及当时有关档案，很可能还会找到千字文编号中某些现在仅有编号而无卷子实物的敦煌遗书等文物的收藏、流失、研究等相关的一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