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预警系统进行了可行性分析，同时探讨了西北少数民族社会预警系统指标体系的核心指数．并对社会预警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当中的作用进行了论述。该文对民族地区建立预警系统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认为民族社会稳定当中的预警系统研究主要包括对民族社会转型期社会稳定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定性、定量和定时的分析研究。从构建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机制来看，社会预警就是对可能产生的民族社会问题不确定事件的预测、预报和监控，使当地政府及群众能够及时避免民族社会问题爆发，避免社会冲突等不良现象发生，同时，对我国民族地区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稳定起到协调和均衡作用。根据民族社会稳定的特征和标志来看，民族地区社会不稳定突出地表现在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两个方面。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中出现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来看，民族关系的亲密与隔阂、民族意识的强烈与淡薄、民族权益分配的适度与不公、民族地区贫困率的高低、民族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以及宗教教派内部的团结与摩擦、宗教活动的正常与异常等都是影响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指标，也是在建立民族地区社会预警系统中要考虑的核心内容从民族地区贫困率的高低来分析，群众生活质量水平影响到当地的社会稳定。在社会预警系统的核心指数中必须考虑两项宗教的指数：不同宗教分歧和宗教教派冲突。同时该文在确定民族地区社会预普指标体系的同时，认为社会预警对民族社会稳定具有在平衡转换之中建立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是民族社会稳定控制机制构建的前提，民族社会保障的基础等三个作用。
制度创新与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
杨建新李学春（兰州大学）/《兰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该文对西部民族地区现代化状况的总体进行了评估，认为西部已跨越传统的农牧经济形态，进入初步工作化阶段；西部民族地区其城市化水平仍然非常低下；西部民族地区受教育程度低下。作者认为，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才刚刚启动，从阶段上说属于由前现代化阶段向现代化转变时期。西部民族地区目前的发展阶段应为“起飞的先决条件”阶段，这是介于“传统社会”和“起飞”阶段之中的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该文认为西部民族地区作为是我国现代化的后发地区，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并存。在东部地区的较早和较快发展，为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拉力和推力；东部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为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东部地区的现代化成就图景有利于动员少数民族群众积极投身到该地区的现代化事业中来三方面体现积极效应。在社会内部现代性因素积累异常薄弱，社会自身发展的动力及能力匮乏；西部民族地区的“后发地位”和恶劣的自然条件，不利于资金、技术及人才等要素的集聚和有效组合；业已形成的发展格局和分工体系，不利于西部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也影响到经济利益的分配；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表现得持久而激烈；后发型地区的现代化作为一种赶超性的现代化，它希望把发达地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历程浓缩到一个较短时期内，这样，任务、矛盾和问题也就被浓缩了等五方面体现消极效应。该文认为克服后发负面效应的关键途径应制度创新。同时应当进一步加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各级政权建设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建设，构建具有明确的现代化导向的、稳定高效的政治制度体系。国家政权体系应当加大民族地区地方性立法的力度，制定法律、法规和政策，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创新。以政权为主导的制度创新主体。在推动西部地区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应当注重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的相容性问题。
中国古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经济上的互补与非平衡需求
贺卫光（西北民族学院）/《西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
该文认为互补性是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问关系的基础。原因是：首先，自然生态环境对互补关系的决定性意义及其形成的机制。生活于不同的生态环境之中的各民族，依据他们的由生态环境决定的各自不同的生计方式，选择了他们各自的社会组织形式及各种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包括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宗教信仰和思想观念等）。其次，生计方式的差异决定着互补关系的内容及其发展方向。第三，两种经济文化类型间互补关系的主要内容，在一般情况下，取决于两种不同的生态环境和不同的生计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地产品以交换为主的经济上的互补关系。就产品交换的基本形式而言，主要有朝贡贸易、互市贸易和战争。该文认为中国古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经济上的互补关系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双方在产品需求方面是一种“非平衡需求”关系。这种关系的具体表现在互补关系中以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产品需求为主，而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的需求较少；在互补关系中，游牧民族常常是“一厢情愿”，对农耕民族有较多的经济方面的依赖性；农耕民族由于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本上没有形成对畜产品的消费市场等三个方面。而造成这种非平衡状况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我国历史上的农耕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了一种比较完备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在这种经济体系下，人们的生产生活对外部世界的需求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历史上的游牧民族生存、活动的地区，受自然条件限制，一般都没有能够发展起足够规模的种植业。因此，在历史上，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与中原内地农耕民族的关系也就最为敏感和突出，二者问关系的发展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也最大最明显。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二者互补关系中需求的非平衡状态。
藏学研究甘露
多识仁波切（西北民族大学）/甘肃民族出版社，2003年
该书是多识仁波切藏学学术的论文集，内容广泛，涉及藏传佛教、民俗民风、历史古迹、人物传记等藏学各领域。该书认为与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相比较而言，藏传佛教既具备佛教应具的共通点，也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若论教义之完备、思维之缜密、实践之价值，只有藏传佛教代表了佛教的理论高峰。藏传佛教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成果，是因为传承了印度经院式教育。正是这完备的教育模式，造就了一代代高僧学者。作为五明知识之一的“因明学”，不但是建立在精密思维理论上的逻辑学，更是一种提高人们观察事物、认识世界的认识论，但由于各种原因，真正的因明学精髓并未在内地得到十足的发展。相反，藏传佛教不但完整继承了印度因明学大师的所有思想，而且在其基础上，又创造了新的研究高度。对于生活在不同地理位置的汉藏两个民族，其文化交涉、种族亲缘关系，历来众说不一。书中的“藏汉民族历史亲缘关系探源”及“汉藏文化同源论”等文章，参考了大量历史文献，对此做了精辟独到的诠释。该书也大量介绍了华锐地区的宗教信仰、民俗民风、寺院古迹等情况。如“华锐藏族的风俗习惯”。“华锐藏族的宗教信仰”、“华锐天堂寺历史概况”、“华锐雅尔隆（石门）寺寺志：白晶石明镜”等文章。
中国藏传佛教
尕藏才旦（西北民族大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该书展示了壮阔神秘的藏传佛教全景图，描绘了领略浓郁的藏族风情。作者深入西藏历史文化的本质，探讨了藏传佛教的信仰精髓，和藏传佛教经典艺术。该书描写了佛教藏区化的艰辛历程、探足活佛世界、僧侣社会、寺院组织、玄奥的密宗、藏传佛教的佛、菩萨和护法神祗、法图、法器和日常信仰、藏传佛教僧俗节日、藏传佛教的葬仪、藏传佛教艺术、藏传佛教经典名着等。全书共分十一章。第一章佛教藏区化的艰辛历程，讲述藏区最初的本土宗教——苯教、佛教初进雪域的曲折道路、佛教战胜苯教的谜底及藏传佛教的教派特征等内容；第二章探足活佛世界，讲述达赖、班禅及其他活佛转世系统的由来、灵童的认定、坐床典礼、成为活佛的条件及由谁供养活佛等内容；第三章僧侣社会，讲述僧侣来源及剃度面面观、僧人的服饰、饮食、独特的学经方式及学业、晋升、供养等内容；第四章寺院组织，介绍寺院的组织结构、政教合一封建统治结构及寺院自己的经济实体；第五章玄奥的密宗，介绍密宗的诱惑、藏密上师的魅力、藏密的理论与实践、藏密的本尊神及藏密修行法；第六章藏传佛教的佛、菩萨和护法神祗；第七章法图、法器和日常信仰；第八章藏传佛教僧俗节日；第九章藏传佛教的葬仪；第十章藏传佛教艺术，分别介绍了藏戏、歌舞、绘画和雕塑艺术及建筑等方面；第十一章藏传佛教经典名着，介绍佛学译着、论着、传记文献、历史专着、医学、历算及天文学等内容。
释迦成佛之不同记载与宗派衍流
谢增虎（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乾一人文年鉴》第2辑，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
释迦牟尼佛为解决人生“生、老、病、死”问题，出家学道，从婆罗门教人手而证其最高成就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但“知非而舍”，再没有明师可求，只好自己去修苦行。六年中备尝艰辛，终于舍苦行而到菩提树下，发愿、打坐，第七天临晨，看见天上的明星，证悟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但这一共同的佛教源头，在不同的佛教宗派记述中，有不同的附加观念，正是这“不同的附加观念”，集中体现了各个宗派的特色。对他们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把握宗派的异同，促进宗派佛教的研究。而佛教传播的历史背景和佛教理论阐发等多种因素，佛教形成南传、汉传、藏传三大流派，每一流派内部又有许多宗派，互相之间争论不已，这既有互不了解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各自宗派所宗经论及其讲传的差别。21世纪的人类需要一个整体的佛教而不是流派佛教或宗派佛教，这就首先需要从各个角度去研究和认知传统佛教各宗派、流派的异同，该文正是从各大流派所传佛祖传记、特别是佛祖证道记述的不同为人口，进行了这方面的初步探讨。
医学的宗教化——道教存思修炼术的创造机理与渊源
刘永明（兰州大学）/《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该文对道教修炼术和神仙世界，以及道教炼养学的医学理论创造进行了讨论。该文认为，医学的宗教化是存思修炼术形成的重要途径，存思修炼术从其形成之初，便具有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以健身疗疾、延年益寿为主要目的的医学养生术，一是以追求长生不死、飞身成仙为主要目的的宗教神仙术。由于健身延年的需要，存思修炼术必然与医学发生关系；由于道教以长生成仙为最终目的，其内容必然具有宗教神学特点。结合道教重生恶死和追求长生成仙的主要特征可知，存思修炼术正是以深刻的生命意识将科学与宗教这两者看似水火不容的学术黏合在一起，将医学理论和养生实践予以宗教神学化的延伸，从而由健身疗疾、延年益寿的医学养生实践演化出长生不死、飞身成仙的宗教方术。作者通过分析存思修炼术形成和不断发展的内在机理，使得人们可以比较准确地理解在医学的宗教化过程中产生的许多复杂神奇的道教修炼术和神仙世界，也可以正视和理解在宗教神秘外衣下的医学探索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
藏传佛教信仰与土族女性社会化问题初探
翟存明（西北师范大学）/《西藏研究》2004年第1期
宗教行为是宗教奥义的物化形式，并以自己的存在论释和体现着宗教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宗教行为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对土族个体而言，贯穿于其社会化过程的始终，并对土族个体的价值取向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因而，特定的民族文化，对该民族个体的社会化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是塑造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和民族灵魂的根本性因素。该文认为土族女性社会化过程与藏传佛教文化信仰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为研究我国各民族社会成员的社会化的深层动力提供了基本的思路，也为研究一般的社会化问题提供了启示：社会化既是人的文化塑造过程，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和民族灵魂的塑造过程，特定的文化精神是完成人的社会化的根本因素，充分地注意这一过程对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各个民族的社会化具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的既定性，因此既要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也要适应本民族的文化特性，切不可对本民族文化妄自菲薄，而盲目生硬地照搬外来文化，由此反而造成民族成员社会化的反逆或断裂；深入挖掘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培育和弘扬民族文化精神，是获得社会化成功的重要途径。
浅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历史价值和作用——兼谈马克思、恩格斯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论述
马福元（西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6期
该文分析认为：首先，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的社会科学意义在于阿拉伯语言对世界语言具有历史贡献；阿拉伯文学对欧洲文学有着重要影响。其次，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的自然科学意义在于阿拉伯医学为欧洲医学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阿拉伯数学家的发明为欧洲数学革命奠定了基础；阿拉伯占星术是整个欧洲天文学发展的支柱；阿拉伯的物理学、化学对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第三，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对欧洲文明崛起起了重要作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欧洲人送去了中国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保存和发展了古希腊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丰富了古印度、波斯文学，为欧洲文艺复兴增添了新内容。该文认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阿拉伯半岛上东西方人思想及其智慧相互碰撞、交融和创新的必然结果，它融涵东西方古代文明之精华，具有承上启下之阶梯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人类文化及各门科学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时，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在西方文明中产生的积极影响、历史意义和重要作用以及所处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肯定，从而在科学研究中真正体现出实事求是这一根本原则，对我们认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历史价值和作用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