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概要-忠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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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忠孝贤惠的长孙皇后

有人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女性。唐太宗大治天下,盛极一时,除了依靠他手下的一大批谋臣武将外,也与他贤淑温良的妻子长孙皇后的辅佐是分不开的。

李世民少年有为,文武双全,21岁随父亲李渊在太原起兵,亲率大军攻下隋都长安,使李渊登上天子宝座,成为大唐王朝的开国之主——唐高祖。在李世民南征北战期间,长孙王妃紧紧追随着丈夫四处奔波,为他照料生活起居,使李世民在繁忙的战事之余能得到一种清泉般温柔的抚慰,从而使他在作战中更加精神抖擞,所向无敌。

唐高祖武德九年八月,李渊因年事已高而禅位给太子李世民,李世民就成了唐太宗,长孙王妃也随即做了至高无上的皇后。而她并未因之而骄矜自傲,仍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贤良恭俭的美德。

对于年老赋闲的太上皇李渊,长孙皇后十分恭敬而细致地侍奉着,每日早晚必去请安,时时提醒太上皇身旁的宫女怎样调剂他的生活起居,像一个普通的儿媳那样力尽孝道。对后宫的妃嫔,长孙皇后也非常宽容和顺,她并不一心争得专宠,反而常规劝李世民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妃嫔。正因如此,唐太宗的后宫很少出现争风吃醋的韵事,这在历代都是极少有的。

因为长孙皇后的所作所为端直有道,唐太宗也就对她十分器重,回到后宫,常与她谈起一些军国大事及赏罚细节;长孙皇后虽然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女人,但她不愿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干预国家大事,但唐太宗却坚持要听她的看法。长孙皇后拗不过,说出了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见解:“居安思危,任贤纳谏。”李世民牢牢地记住了贤妻的这两句话。

当时天下已基本太平,很多武将渐渐开始疏于练武,唐太宗就时常在公务之暇,招集武官们演习射技,名为消遣,实际上是督促武官“居安思危”,勤练武艺。

关于“任贤纳谏”一事,唐太宗深受其益,因而也执行得尤为到家,他常对左右说:“人要看到自己的容貌,必须借助于明镜;君王要知道自己的过失,必须依靠直言的谏臣。”他手下的谏议大夫魏征就是一个敢于犯颜直谏的耿介之士。魏征常对唐太宗的一些不当的行为和政策,直接了当地当面指出,并力劝他改正,唐太宗对他颇为敬畏,常称他是“忠谏之臣”。

长孙皇后不仅是口头上称赞魏征,而且还派中使赐给魏征绢400匹、钱400缗,并传口讯说:“闻公正直,如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不要转移。”魏征得到长孙皇后的支持和鼓励,更加尽忠尽力,经常在朝廷上犯颜直谏,丝毫不怕得罪皇帝和重臣。也正因为有他这样一位赤胆忠心的谏臣,才使唐太宗避免了许多过失,成为一位圣明君王,说到底,这中间实际上还有长孙皇后的一份功劳呢!

长孙皇后与唐太宗的长子李承干,自幼便被立为太子,由他的乳母遂安夫人总管太子东宫的日常用度。当时宫中实行节俭开支的制度,太子宫中也不例外,费用十分紧凑。遂安夫人时常在长孙皇后面前嘀咕,说什么“太子贵为未来君王,理应受天下之供养,然而现在用度捉襟见肘,一应器物都很寒酸。”因而屡次要求增加费用。但长孙皇后并不因为是自己的爱子就网开一面,她说:“身为储君,来日方长,德不立而名不扬,何患器物之短缺与用度之不足啊!”她的公正与明智,深得众臣的敬佩。

贞观八年,长孙皇后随唐太宗巡幸九成宫,回来路上受了风寒,引发了旧日痼疾,病情日渐加重。太子承干请求父皇以大赦囚徒并将他们送入道观来为母后祈福祛疾,但长孙皇后坚决反对,她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非人力所能左右。若修福可以延寿,吾向来不做恶事;若行善无效,那么求福何用?赦免囚徒是国家大事,道观也是清静之地,不必因为我而搅扰。何必因我一妇人,而乱天下之法度!”

长孙皇后于两年后,崩逝于立政殿,享年仅36岁。弥留之际尚殷殷嘱咐唐太宗善待贤臣,不要让外戚位居显要;并请求死后薄葬,一切从简。

长孙皇后以她贤淑的品性和无私的行为,不仅赢得了唐太宗及宫内外知情人士的敬仰,而且为后世树立了贤妻良后的典范。到了高宗时,尊号她为“文心顺圣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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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皇后作为贤妻良母一生平易近人、心地善良、宽容贤惠、生活简朴;而作为皇太后,为唐太宗提出“居安思危”“任贤纳谏”治国安邦的八字方针,充分显示出其高瞻远瞩的眼光、宽宏大量的胸怀,特别是她心系大唐江山、关爱平民百姓的一片忠心。

她虽无丞相之名,但行爱民之实,办爱民之事,为爱民之师,留爱民之史,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理应受到后人的尊重和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