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美国的教育交流是随着两国关系的逐步恢复而开展起来的。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加上国防力量的增强，使中国成为世界事务中的重要一极。这时，美苏两大敌对阵营对垒，苏联在军事上略占优势。而中苏关系的僵局尚未打破。在此背景下，争取中国的支持成为美国的战略问题。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1972年下半年，双方达成协议，为正式建交做准备，先各自在双方首都设立联络处，两国邦交关系的缓和为教育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契机。是年4月，美国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来华访问，6月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来华访问并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离开祖国三十多年的华裔学者做出了迅速的反应，6月，一个由著名科学家任之恭、林家翘教授任正副团长的12位华裔科学家组成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回国探亲。中国政府对这一代表团极为重视，周总理接见了他们，并虚心地向他们请教关于中国发展以及高等教育、科学技术发展的建议。在此以前，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已经两次回到中国，同样受到周总理的接见。这些华裔学者此后不断回国，并带动了一批人回国访问。他们对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作了考察，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教育和科技的建议。政府间的教育交流活动也相应开展起来。1970年起中国恢复与国外互派教育代表团组和学者，到1976年中国接受厂来自美国教育代表团组的访问，同期，中国也向美国派出了教育代表团。
1977年是中美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承上启下的一年。不妨对该年作一个个案的历史回顾。
是年，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代表团、美国全国数学教师协会旅行团以及美国州和地方教育界负责人代表团先后来华，美国西北大学教育代表团来华访问；11月中旬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访问美国，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考察访问，中国化学学者代表团、标准计量代表团等访问美国。中国高层领导人和学术机构领导人会见华裔科学家24人次，5名美国高校科学家来华并受到有关方面的接待。
总之，由于教育的交流受制于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和意识形态，50年代中国留美学生的回归问题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关系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由于两国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双方教育交流极少，一度陷入停滞。中美两国的教育交流陷入停滞，这是两国教育界本身无法自主选择的。当然，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吸引留美学生学者回国是一种自觉的行动，接管教会大学也是必要的，但在接管过程中处理过急、方式过少的问题至今仍有争议。从与美国交流的自觉意识状态方面来说，中国徘徊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对交流结局的选择是无奈的。进入70年代．随着两国关系僵局的逐步打破，教育交流也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一进程是小心谨慎，极为缓慢的。需要提及的是，美籍华裔学者是一支重要的促成力量，他们来往于两国之间，为推动两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关系的发展，加深相互了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应该看到，即使在50年代至70年代初，两国教育交流也没有完全终止，民间的交流与合作依然存在，如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中美友好协会和美中学术关系委员会等组织在其中做了许多工作。
70年代逐步恢复的中美高等教育交流是以后大规模教育交流的前奏。1978年12月份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国对外教育交流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革期间及在此以前的极左路线、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反省批判，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方面，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一切主要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教育政策及对外关系政策也深受影响。对外开放成为新政策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教育的对外开放被作为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会召开前的当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会议，4月至5月，教育部也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这一系列会议的决定，都有利于促进教育、科技、文化的国际交流。这些决定的精神在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得到了确认。
必须肯定的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70年末80年代初的一系列努力，对中国教育对外交流政策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早在1977年，他就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他客观地承认，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同年8月，他详细地论述了与外国交流的几个方面。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他指出发展科学技术一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二靠学习、借鉴别国的长处。他有力地促成了从1978年起开始大规模地派遣留学生及访问学者出国，并将其作为对外开放政策的一部分，以此来推动现代化建设。1983年他系统地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简称“三个面向”）。“三个面向”包含三层意思：一是要放眼世界，广泛了解、吸收世界上一切对我国有益的先进科学技术、教育经验，做到“洋为中用”；二是要培养具有国际意识和全球意识的公民，有助于国际间的了解；三是要使我国教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向世界传播中国文明，对人类的教育科学文化的进步以及促进世界和平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对外教育交流与合作迅速发展，而与美国的教育交流在其中占有显著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美两国之间教育交流规模不断扩大，交流途径不断扩充，新的交流形式不断出现，影响日益深入。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交流中高等教育与学术关系的重点从早期的以表面、有限为特征的接触，迅速发展到多层的深入的合作。交流对双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中国而言，交流无疑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在政治、文化、科技以及高等教育本身等领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一个互为主客体的过程，交流对美国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奥林斯从中国留学生的角度分析，认为交流给美国带来了大量资金和技术，留学生对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产生了富有意义的影响。
如何从哲学层面理解学校核心竞争力
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里所说的社会存在，是指人们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主要是指社会生产方式，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这里所说的社会意识，包括哲学、科学、道德、艺术、宗教等。这里所说的经济基础是指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教育作为科学文化再生产的活动，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是由社会物质方式决定的，有怎样的社会存在，就会有怎样的社会意识，社会存在发生变化，意识形态领域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竞争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普遍存在。当前，世界范围内经济体制主要为市场经济，我国的经济体制也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竞争，市场竞争不仅引起经济生活、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而且也引起所有制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化。教育既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又要促进社会的发展，教育既要以人的发展作为基础，又要促进入的发展，是教育的两条基本规律。学校核心竞争力以培养学生的核心竞争力为最高目标，培养具有竞争力的人才，既是人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对人的要求。
竞争已成为社会生活领域的一种普遍现象，竞争的社会需要有竞争能力的人才。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它通过培养人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服务。
系统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要素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统一整体。一个系统往往又是更大系统的组成要素，它本身也有更深层次的子系统，所以系统总是处于系统阶梯系列的一环。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是开放的，开放是指系统和系统之间，系统和环境间发生联系，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只有开放才有发展，系统在开放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必要的补充、修正和提高。教育系统是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要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教育制度、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体制、教育机制等都要受社会发展制约。如果教育能够根据社会的要求培养人才来服务于社会，教育系统就会有生命力；如果教育脱离了的社会发展和要求，教育系统自身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甚至被社会淘汰。优胜劣汰是竞争的必然结果，各系统、各组织为了使自身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都在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这种现象也必然反映到教育系统内部，教育系统内部也同样存在着竞争，同样也需要培育学校和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就具体的学校而言，如能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给社会提供特殊的、优越的、别人难以取代的服务，就可以吸纳更多的学生，在广度和深度上扩大学校的影响，从而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求得生存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