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22日，病魔缠身的陈鹤琴先生像以往一样，让女儿秀云、儿子一飞把他从病榻扶到书桌旁看报纸。过了一会儿，他忽然说：“拿笔来，拿纸来！”原来，过几天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他吃力地写下了：“一切为了儿童，/一切为了教育，/一切为了四化。”这是他一生的最后的一次题词。一年多以后，这位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幼教事业的著名教育家辞世而去，享年91岁。
中国的幼儿教育在二十世纪以前几乎是一片空白。幼教事业清末开始起步，但深受日本教育思想的影响，实习的是日本式的幼稚教育。民国时期，幼教逐渐由日本式转向欧美式，大部分幼稚园由教会控制，师资也由教会进行训练。当五四的春风吹来，第一个使幼儿教育走出全盘洋化和陈腐传统的误区的，就是这位清华留美学生陈鹤琴。
或许是因为有留学背景吧，陈鹤琴特别重视实验精神，强调要实地去了解儿童、研究儿童。包括他们的思想、情绪、学习以及成长过程中的一切变化，使儿童教育科学化。为此，从1920年12月26日开始，他对自己降生于这一天的孩子进行了长达808天的连续观察，并作了文字和摄影记录，对孩子的身体发育、动作发展、感觉、情绪模仿、暗示感受性、好奇心、惧怕，美感等心理活动以及言语、学习、游戏、绘画等各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从中总结出儿童心理的特点与规律，撰写了《儿童研究纲要》一书。随后又写出了《儿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前者成为我国儿童心理学的第一本开拓性著作，为儿童教育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础，而后者提出了儿童家庭教育的101条原则，先后再版十余次，被陶行知认为是“近今中国出版教育专著中最有价值之著作”，“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
陈鹤琴反对把儿童当作“小大人”，强调儿童有其独特的生理心理特点，是具有学习能力的积极个体。因此，必须把儿童当儿童，不能处处用成人的意志来要求儿童，用成人的道德来规范儿童，不要剥夺儿童的活动倾向，摧残儿童的活泼天性。他强调要保护儿童的权利，尊重儿童的个性，重视儿童的力量，发掘儿童的潜能。
和陶行知一样，深受杜威影响的陈鹤琴不但注意教育理论特别是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更身体力行地把这种研究转化为实践，在实践中深化研究。1923年，陈鹤琴把自己家的客厅腾出来，加以布置，招收了包括自己的孩子一鸣和秀霞在内的十二名学生，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实验幼稚园――南京鼓楼幼稚园，并进行了为期四年的一系列实验工作，这是我国创办的第一个中国化、科学化的幼儿教育实验中心。1927年，他又发表了《我们的主张》，为我国幼稚园的建立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标准和依据。同年，陈鹤琴与陶行知，张宗麟等发起了中国幼稚教育研究会并出版了由陈鹤琴主编的《幼稚教育》月刊。
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陈鹤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育观，即“活教育”思想。他指出，“活教育的目的就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然而做现代中国人是要有条件的，包括健全的身体，建设的能力，创造的能力，合作的态度，服务的精神等等。抗战胜利后，他又进一步提出“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要“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体现出世界的眼光。陈鹤琴批评旧教育是“死教育”，固定的课程，呆板的教材，只能培养书呆子。而活教育则强调向大自然大社会学习，“活教育的课程是把大自然大社会作为出发点，让学生直接对它们去学习。”他的活教育课程大致有五类，包括儿童健康活动、儿童社会活动、儿童自然活动、儿童艺术活动、儿童文学活动等，他称之为“五指活动”。陈鹤琴还根据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实践，将杜威的“做中学”发展为“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他说：“儿童不是皮球、更不是鸭子，而是一个有生命力、生长力、好动的小孩子，我们所要的教育不应当是打气、填鸭子，而应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利用儿童的手、脑、口、耳、眼来教育。”他的活教育强调直接经验，把教学过程分为四个步骤：实验观察、阅读参考、发表创作和批评研讨，要求每个学生在自己准备的工作薄上编自己的教材，教师的责任只是引发、供给、指导和欣赏。陈鹤琴还详细地阐释了活教育的原则，比如：“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积极的鼓励胜于消极的制裁”，“积极的暗示胜于消极的命令”。总之，是要充分解放儿童的双手和大脑，解放儿童学习的时间和空间，让儿童走进社会和大自然，在积极的探索活动中发现自己的世界，培养其思维能力和创造精神。
1935年8月1日，陈鹤琴先生发表了著名的《对于儿童年实施后的宏愿》，将1934年《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精神与中国优秀文化精神相结合，是中国第一份倡导全民族关爱和教育儿童，维护儿童权益的宣言书，也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遗憾的是，由于战争和随后而来的各种政治运动，这份宏愿一直没有完成。在他的生命即将终结，甚至已经不能讲话的时候，别人去看他，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了“我爱儿童，儿童爱我”八个大字。这八个字是他发自肺腑的心声，也是他不平凡的一生的最好写照。
中华儿童教育社在抗日战争前先后举行了七届年会，其中以1932年11月11日在南京召开的年会规模最大。当时，陈鹤琴是大会主席团主席。他在会上宣读了《心理与心理卫生》论文。由于那次年会的影响，南京市卫生局和教育局组织了一个学校健康教育委员会。同时，卫生局还在中区实验学校设立了一个南京市医疗中心卫生室，负责对全市小学师生进行医疗和健康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陈鹤琴回到阔别多年的南京，任南京师范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院长。
1959年陈鹤琴受到错误批判，被调离教育岗位。十年浩劫中又遭到折磨，但他没有动摇对党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没有改变他对祖国、对儿童的热爱。他是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人大和政协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82年12月，陈鹤琴因病逝世，终年91岁。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在为他作的悼词中说：“陈鹤琴同志从事教育工作一生中，特别对创办和发展我国的幼儿教育事业，研究儿童心理和师范教育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中国著名教育家和幼儿教育家。”他为中国的幼儿教育事业，特别是南京的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
人物简介
陈嘉庚（1874—1961），又名甲庚，字科次，著名爱国华侨领袖、教育实业家。陈嘉庚于1874年10月21日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社。17岁到新加坡，1910年在新加坡参加中国同盟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筹款支援祖国。1938年倡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任主席，1940年3月亲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考察，陈嘉庚毕生致力于兴办教育事业，他认为“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20岁时，就在家乡出资建惕斋学塾。1913年，创办集美两等小学，其后增办扩充成为包括小学、中学、师范、商业、水产、航海、农林等校、科、部以及幼儿园、医院、科学馆、图书馆的集美学校。1921年4月6日创办厦门大学。1961年8月12日他在北京病逝。著作有《南侨回忆录》、《新中国观感集》。
教育思想
陈嘉庚先生一生倾资兴学，用尽自己的财力、精力，兴办教育。他是一位卓越的教育事业家、实践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思想家。虽说他没有留下教育理论专著，也没有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文章，但长期的办学实践始终贯彻了他的兴学动机、办学目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和办学思想等一系列主张。他对教育的独特见解和做法，构成了他科学的、先进的、丰富且具有鲜明特色的办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即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些思想仍然对我们的教育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陈嘉庚的名字是同中国近代华侨史、教育史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一生是爱国爱乡、兴教兴学、服务社会、造福人类的一生。在半个世纪的奋斗生涯中，他为民族的独立、解放和祖国的统一、富强，特别是为发展教育事业和振兴中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光辉的业绩和陈嘉庚精神，赢得了全国人民、海外华侨的尊敬和爱戴，为人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陈嘉庚的一生紧跟时代步伐，矢志追求真理，把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和热爱社会主义统一起来，形成了陈嘉庚先生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陈嘉庚先生兴教兴学是他爱国爱乡的生动体现，爱国爱乡是他兴教兴学的力量源泉。他把一生积累用于教育，充分表现出陈嘉庚先生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倾其心血，矢志教育的崇高品德。李岚清同志在《教育访谈录》中有这样一段话：“陈嘉庚先生是当之无愧的爱国侨领，他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倾注了全部精力和家产，堪称捐资办学和助学的楷模，我们应当永远尊敬他、缅怀他和纪念他。恢复他创办集美学村的办学理念，一定要把集美大学办好办出成效，这是我多年来关注该校的出发点，否则我们如何对得起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陈嘉庚先生的遗愿就是“一定要把集美学校办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时，他就想把集美办成大学，后来因为经济危机，企业受到打击，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今天我们把集美学校办好，把集美大学办好，就是对这个“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最好纪念，也是对陈嘉庚精神的最好弘扬。这也是我们今天选择在集美大学举办陈嘉庚教育思想研讨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