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目的是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一定社会需要的人的总要求。杨昌济认为，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生存竞争”的能力，指导他们认识自然和社会环境，懂得自然和社会“永久不变之法则”，并引导他们关心社会的进步，养成一种“公共心”。基于此，并考虑当时国家的前途、社会的现实和经济的发展，他主张培养五种类型的人才：一是竞争型人才——“国际之战争，人才之战争也”，一个国家如果不注重人才的培养，必将严重地削弱自己的独立和富强；二是管理型人才——他深感当时社会上人才奇缺，不能为国家“图治”，因而指出“现在之人才可与图治否？能应之者鲜矣。不能望之于现在之人才，乃欲望之于将来之俊彦，悠悠万事，无此为大”；三是科技型人才——“欲跻中国于富强之列，非奖励科学不为功也。或谓中国人苟以前日治八股之聪明才力专用之于科学，则其进步殆不可限量。余亦谓吾国人苟以近代汉学家治经之精力用于治科学，必有无数之新发明，岂遂让白人称雄于世界耶”；四是实业型人才——“立国之本何在乎？非政治家，非学者，而实业家也”。他以湖北宜昌一位留学生归国后创办农、林、牧场且获得成功为例，大声疾呼：与那些名噪于一时的归国留学生相比，这位埋头苦干的人“亦现在不可多得之人才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起来仿效；五是教育型人才——当时教育人才非常缺乏，大小城镇的教员往往一人兼授数校之课，来回奔走，消磨精力，影响教育质量。至于广大农村，更因经济窘迫，教师缺乏，教育状况十分落后。对此，他主张大力发展师范教育，培养教育人才。当北洋政府决定裁撤湖南高师时，他给教育总长写信，强烈要求续办。鉴于教育的社会作用是通过培养人才来实现的，他为培养人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临终前还给好友章士钊写信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二子者，毛泽东、蔡和森也）
同时，杨昌济认为教育的首要目的是为培养适应竞争社会的各种能力，并且要造就能以服务社会、服务他人，具有“可得贡献于社会之生存发达之性格”的社会人。因此，他的“社会人生观”就是指的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是存在着“相互关系”，按照杨昌济的话说就是“无个人则无社会，无社会亦无个人。”“社会人生观”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指的是“个人之身体及精神，皆被制约于社会”。一方面指的是个人的各种需求的满足依靠整个社会提供的各种资源，各个职业的分工满足了不同人的各种需求；而另一方面，因为人之初生精神犹如“白纸”，一切的观念都需要后天的培养，日常的行为、高尚的道德观念等，都要通过人生活于社会中，在与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中、在社会的教育中获得。按照社会与人生的区别，杨昌济区分了两类不同的教育：社会的教育与个人的教育。社会由个人组成，无个人则无社会。个人要进行自我教育，强调“慎独”，而社会也要教育个人，“社会的教育，非教育社会之意，亦教育个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