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认为，振兴国家，必须振兴教育；振兴教育，必须办好高等教育，以预养师资，发达学术。他说：“世之论国事者莫不以振兴教育为根本之至计矣。然教育之中又自有其根本焉，则大学教育是也。”他将高等教育分为高等专科教育和大学教育两大类，尤其看重大学教育。“盖大学为文化之中枢，人才之渊薮”，“天下至大也，人民至众也，然为社会之中坚人物者恒不过少数之人，有此少数之人主持其间而国势乃能巩固。此少数之人多系天才，然亦不能不设学校以养成之，而养成此少数之人才，多赖大学教育。”早在英国阿伯丁大学留学期间，他与在该校就读的同乡章士钊商议，回国后要创办湖南大学。1917至1918年间，他撰写了《论湖南创设省立大学之必要》一文，得到省政府“备案”，成立了“湖南大学筹备处”，并委派他主持。同时，积极支持青年出国留学。他说：“吾国非无好学深思之士，于本国之学问素有研究，惜其无世界之知识，其所学尚不足应当世之急需。如此之人，若能驰域外之观，则其所得较所学小生必更有深且切者。此诚吾所祷祀以求者也。”他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并支持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当时全国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学生约1500人，而湖南占三分之一。但他又认为，出国留学并非探求学问的惟一途径。一个人如果“诚能有志，即在国内未尝不可为学也”。他总结自己的经历说：“余曾留学日本，又曾留学西洋，受益孔多，良堪自幸。然以余自知之明，余即不往西洋，专在日本，亦可以为学；且即令不往日本，专在本国，亦未尝不可为学。诿于无出洋留学之机会而自画者，只足见其无志而已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