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阐述持续农业产生的由来之前，我们先简要回顾和阐述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过程。
世界上经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过程
在人类出现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人类改造周围环境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没有发展到对自然环境形成侵袭破坏的程度。但是，近200年内，人类改造自然环境能力的广度和深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至于当人类进入20世纪，日益感到人类同自然环境间的关系，正在发生着一些根本性的无法逆转的变化。人类用自己制造的工具和机器、自己的科学发明、冒着极大的危险竭力把自然环境改造得符合人类的理想和意愿，却忽视了某些副作用的产生。在这些副作用中，最令人不安的是空气、土地、河流以及大海受到了危险物质的污染。
19世纪40年代中期，人类就开始了化学物品的人工合成研究，每年都有几百种化学合成物涌入我们的生活环境中。60年代后期，有机化学工业的迅速崛起，合成物质替代某些天然物质，使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间的大规模物质交换及其所带来的各种不良后果，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环境问题的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化学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加剧了化学物品对自然环境的污染，特别是用于杀死有害生物制剂的研制、大量地生产和使用，使人类和自然环境完全处于有害物质的污染之中。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莱切尔·卡尔森在阅读了大量资料和长达3年实地考察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划时代的著作《寂静的春天》。作者以大量生动的事实和例证，揭露了大量使用DDT和六六六等杀虫剂对天空、海洋、河流和土壤的严重污染，以及对动植物和人类的严重危害，形象地说明了鸟语花香的春天，在遭受杀虫剂的危害后，变成了寂静的春天。阐明了杀虫剂，特别是DDT、艾氏剂、狄氏剂等高毒杀虫剂对生态环境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以唤醒人类对环境和生态问题的关注。她尖锐地指出：这些高毒杀虫剂在杀死大量有害生物的同时，也杀死了害虫的天敌，在严重污染自然界的同时，还通过食物链的浓缩进入人体，最终会对人类造成致命的伤害。该书在美国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引发了长达10年之久的争论。由于卡尔森的观点在当时触犯了化学工业集团的利益而招致围攻和谩骂，不少农业科学家亦因沉醉于现代科技对提高农业生产率带来巨大好处之中而不愿接受这种现实。然而事实和历史有力地证明，卡尔森的观点是正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20多年，是一个强调经济增长的时代，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处在经济调整增长和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除了化学工业的快速发展外，电力、石油、汽车、造船、飞机制造等工业，以及以化石能源为动力的现代农业，在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这些产业的明显特征是：消耗大量的化石物质和能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对自然资源的耗用。开发达到空前的程度时，大量的工业排放物污染着环境，地球固有的自然资源也日益枯竭。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空前繁荣，全球人口数量迅速膨胀，城市化现象不断加剧，资源过量使用，矿物燃料和森林资源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气体在大气中的累积所产生的“温室效应”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导致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了全球性的能源、环境、人口和粮食危机。“四大危机”是由于爆发中东战争以及前苏联连年歉收被迫向西方购粮所引起的，但它的出现唤醒了有识之士的警觉，认为有必要对全球的资源和环境状况做一次全面而又认真的调查和研究。在全球“四大危机”的冲击下，1968年4月，来自10个国家的科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等30多人，聚集在罗马猞猁学院，在意大利菲亚特基金会和前西德大众汽车基金会的组织下，成立了一个跨国的民间科学论坛——罗马俱乐部。这个俱乐部资助和鼓励科学家在整个70年代围绕着解决“四大危机”开展了一系列的深入研究，先后提出了10多篇研究报告。
197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DH米多斯等4位教授，在对全球人口、资本投入、粮食、非再生资源和污染等因素的相互关系进行量化运算分析的基础上，发表了罗马俱乐部第一份有世界影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报告指出：“传统的常规增长及其对资源的消耗均是一种‘指数增长模式’，许多国家都在盲目地追求每年以相当的百分率连续增长的经济发展，而实际上，诸如世界的人口、化肥用量等也都呈指数增长发展，如果不改变方式，这种指数增长模式将最终导致经济增长中止、衰退乃至崩溃”。针对此类问题“零增长”的观点便应运而生，随后，罗马俱乐部对经济“零增长”的观点不断修改和完善，逐渐发展为“有机增长”的观点。
罗马俱乐部的这些观点一经公布和发表，立即受到当时的一些经济学家的批判。对立的经济学派认为“增长可以无极限”，增长可以通过人们对自然界的不断认识和科学技术进步完全解决。但是从1973年到1983年的10年中，由于原油价格三次飞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了“石油危机”的强烈冲击，爆发了战后最严重、最持久、最深刻的一次危机。这些情况表明，罗马俱乐部当时提出的观点是符合实际的。
1972年，以美国科学家巴巴拉·沃德和雷内·杜博为首的来自58个国家的152名顾问组成的委员会发表了《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星球的关怀和维护》，此报告为同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首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提供了背景材料。文件谴责由于人类过分追求经济增长行为在生态上犯下的错误，从而导致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出现。鉴于此，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从拯救地球的使命出发，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探讨了地球的环境问题。将当前严重的环境污染、人口增加、资源滥用、发展的不平衡性等问题与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讨论。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人类必须与地球建立亲密伙伴关系的责任的观点。
环境压力，往往被看成是对稀少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富有者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所致。但是，也应该看到，贫穷本身也破坏环境，它以不同的形式制造环境压力。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向大自然掠取，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砍伐森林，过度放牧，使用贫瘠的土地生产粮食，使自然资源基础不断恶化，形成了贫穷——牺牲自然资源——环境破坏——更加贫穷的恶性循环的怪圈。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伴随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出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急剧衰退，甚至出现负增长，西方发达国家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削减出口，停止外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导致发展中国家进出口交换比率下降，债务负担进一步加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衰退，迫使他们放弃一些社会发展目标，导致人均收入的急剧下降以及失业率的上升，使更多的人回到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中。此外，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过分强调经济的发展，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忽视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环境压力。
面对全球人口增长、资源减少、环境污染等问题，1980年，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受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的委托，编写了《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以指导世界各国开展自然资源保护活动。1981年4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表了《共存的条件——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的关系》的报告。1981年，美国“世界观察所”的L布朗发表专著《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布朗尖锐地指出：“我们现在不是在从前辈手中继承地球，而是在向子孙后代借用和预支地球”，并从三个方面论证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的不可持续性。
1983年，美国著名生态学家EP奥德姆发表专著《基础生态学》。书中除阐述生态学原理之外，用很大精力分析了如何应用生物学原理指导经济正确、可持续地发展，指出如果把生态学与经济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再加上生态伦理学的指导，就可以避免人类社会在资源、环境等方面面临的困境。
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联合国秘书长委托勃兰特委员会和帕尔梅安全与裁军委员会先后发表纲领性文件：《南与北——为求生存的战略》《共同的危机》和《共同的安全》，从不同的方面论述了人口、资源、粮食和环境问题与经济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1983年底，联合国成立了以挪威女首相布鲁德兰登夫人为首的22人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该委员会在经过4年的调查研究后，于1987年3月正式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全面分析了全球面临的人口、资源、粮食和环境等方面的挑战，正式提出了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全球环境与发展首脑会议，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通过了全球21世纪纲领性文件《二十一世纪议程》。
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要构成危害的发展，即不以破坏子孙后代的资源为代价的发展。它包含两个重要原则：①“需要”原则，即人类生存的基本物质需求，尤其是世界上穷人的基本需要，应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②“限制”原则，即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目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限制，以及由于整个生物圈承受人类活动后果的构成的限制。
“可持续发展”有以下几点要求：①从挖掘生产潜力和确保公平竞争机会两个方面来满足人类及其后代的需求。②人口的发展必须与生产力的提高相适应，而且应当避免损害大多数人利益的盲目发展。③不应当破坏地球生命的自然资源基础，如大气、水、土地和生物等，保护生态环境、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④就人口或资源利用而论，其增长是没有限度的，但是，能源、物质、水资源、土地资源的利用是有限度的，要求在达到这些限度之前的时期里，必须保证公平地分配有限资源，调整技术发展方向，减轻对自然资源利用的压力。⑤努力减缓非再生资源耗竭的速度，以及设法研制和开发相应替代的资源。⑥保护动植物物种和遗传资源及其多样性的获得。⑦为了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要把对大气质量、水和其他自然因素的不利影响减小到最低程度。
实质上，持续发展是一种动态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源开发、投资方向、技术开发方向以及变化都是互相协调的，目的是增强目前和满足将来人类需要和愿望的潜力。
持续农业产生的过程
纵观世界农业发展的历史，全世界农业的迅速发展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多年时间的发展，由于扩大耕地面积，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增加大量的物化投入，使人类在改造自然、增加食物和纤维产品生产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这个时期，世界农业发展形成了三种生产方式：①工业化农业，通常以资金和化石能源，如机械、电力、化肥、农药、灌溉等的集约投入为特征，主要以北美、欧洲、大洋洲、亚洲的发达国家为主，如美国、法国、德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日本等。②绿色革命农业，以培育和大面积推广高产农作物品种，同时配合水利灌溉，增加化肥和农药使用量，主攻单位面积产量为特征，主要分布在亚洲、拉丁美洲等资源丰富、地势平坦、有灌溉条件的农业中心地区，如印度、中国、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墨西哥、巴西等国家。③资源贫瘠，以仅靠没有保障的降雨从事平面掠夺式开垦为基础，生产工具和方式相当落后的雨养农业为特征，主要分布在非洲国家以及亚洲、拉丁美洲的边远地区。
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这三种生产方式都在不同程度、不同形式上出现了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危险信号，都面临着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财政经济以及社会代价等方面的一系列的严重挑战，部分农业资源贫瘠的发展中国家，其农业也面临着可持续性的严重问题，但属于性质不同的另一类问题。
一、工业化农业的发展成就及其面临的问题
在经济发达的工业化农业国家，自20世纪40年代末就开始了农业现代化的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的商品收入和价格支持计划、税收政策，以及农业研究成果的推广，加快了农业现代化的建设步伐。到60年代，发达国家基本完成了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形成了依靠农场外部投入（机械、电力、农药、化肥、灌溉）的“化石能源”农业，其基本特征是：机械化、化学化、专业化、良种化，即以机械力为主要动力，大量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耕作制度上表现为单一种植、专业化生产、大量推广使用优良品种等。这种生产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和劳动生产率，食物产量也成倍地增加，曾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看作是现代化农业成功的典范。
工业化农业生产方式曾给世界农业发展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生产方式也引发了一些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1.物种类型减少，天然肥力减退。单一种植栽培和专业化机械耕作，造成物种类型减少，天然肥力减退，严重破坏自然资源、农业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有害生物造成的病虫害加剧；由于追求高利润和高产量的机械化耕作和耕作方式，破坏了土壤质地，造成水土流失、侵蚀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