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2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中指出：一些部门和地区纷纷向农民摊派、收费和集资，使农民负担日益加重。明确规定农民负担的比例：人均集体提留和统筹费一般应控制在上一年人均纯收入的5%以内。为使政策彻底执行，1991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规定了村提留、乡统筹费、劳务的标准和使用范围，村提留、乡统筹费、劳务的提取和管理方法，要求各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检查有关农民负担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执行情况。1992年和1996年，国务院两次颁布文件，规定“三提五统”费不准超过农民每年人均纯收入的5%。但是各地工作进度很不平衡，农民负担方面仍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些地方加在农民身上名目繁多的社会负担问题仍然十分突出。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全党务必从政治、全局的高度看待这个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规定村提留乡统筹费不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的政策稳定不变；严禁一切要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严禁在农村搞法律规定外的任何形式的集资活动；严禁对农民的一切乱收费、乱涨价、乱罚款；严禁各种摊派行为；严禁动用专政工具和手段向农民收取钱物等。
200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发〔2000〕7号）发布，以此为起点，农村税费改革由基层的自发实验，逐渐演变为由中央推动的全局性改革。安徽在全省范围进行了改革试点，还有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选择了部分县（市）进行试点。总体看，各地的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初步成效。
2002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做好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根据通知精神，新增试点省份分为两类：一类由中央财政向其分配农村税费改革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这些地区包括河北、内蒙古、四川、陕西、甘肃等16个省、自治区；另一类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市和浙江省，这些地区不享受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可以自费进行扩大改革试点。在扩大试点的同时，中央确立了农村税费改革要坚持“减轻、规范、稳定”的基本原则。要求做到“三个确保”，即确保农民负担得到明显减轻且不反弹；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正常需要。并指出“三个确保”是衡量农村税费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此次试点工作还强调了要扎实推进各项配套改革。试点地区在落实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同时，必须相应推进相关乡镇机构改革、农村教育改革和政府公共支出改革等相关配套改革，精简机构，控制人员编制，压缩乡村干部，优化教师队伍等。至此，农村税费改革进入一个全面、深入的新阶段。
2004年1月中央下发了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提出要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为最终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创造条件。2004年农业税税率总体上降低1个百分点，同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2004年6月国务院《关于做好2004年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在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河北、内蒙古、辽宁、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11个粮食主产省（区）的农业税税率降低3个百分点，其余省份农业税税率降低1个百分点。农业税附加随征税同步降低或取消。
自2004年以来，中国已有28个省份免征农业税。据统计，免征农业税、取消除烟叶税外的农业特产税可减轻农民负担500亿元左右。另一方面，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家财力不断壮大。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0年，农业税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1%，到2004年，农业税下降到占全国财政收入34%。全面取消农业税，对中国财政收入不再构成重大影响。2005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宣布“比预定计划提前两年，于2006年全面免除农业税”。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
改革开放后农村发展与城乡关系
改革开放前国家通过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的组织制度、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城乡不公平的就业和保障制度等，保护城市，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和“一平二调”等政策安排来支持城市发展工业。改革开放后，农民在生产上实现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农产品的流通上引入了市场机制，农村改革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带来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历史性巨变。农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参与小城镇建设，对中国改革以来经济的顺利增长作出了贡献。党和政府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努力减轻农民负担，开展税费改革，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城乡关系正在从隔绝、对立逐步朝着融合、和谐方向发展。
一、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发展
1．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农产品供给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取消了实行长达30年之久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实现了由市场定价，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极不合理的工农产品价格关系得到逐步调整。在人口数量明显增长的情况下，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
2．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乡经济相互作用日趋紧密。
乡镇企业已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的主体力量和国民经济的一大支柱，成为增加社会有效供给、增强综合国力的有生力量，成为2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3．农民收入稳步提高，收入来源结构多样化。
从1980年以来，农民实际收入增长4倍左右，年均增长速度超过6%，其中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达14%，90年代中期达10%以上，农民的收入越来越依赖于非农活动，农民外出打工收入已占农民收入的30%。有数据显示，2001~2003年，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在4％左右，2004~2005年增幅加快，达到6％以上。农民收入稳步提高，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了前提条件。
4．农村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已经被农工商各业并举的结构所取代。
据统计，全国农村的工业总产值已经占农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则达到70%以上。农村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相当一部分的农民已经脱离了农业从事工商业，成为主要靠工资生活的“农村职工”，或者风险和利益并存的个体工商户，不再依赖土地，富裕地区的务工经商农民达到一半以上。
5．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大量转移。
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大量转移，密切了城乡联系，对城乡隔离体制造成了巨大冲击。在城乡关系的转变中，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经过20多年的时间，中国已有近2亿农村劳动力通过不同方式在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
6．小城镇的大量涌现和迅速发展。
小城镇的大量涌现和迅速发展，弱化了城乡隔离的格局，奠定了城市化发展的基础。至2002年底，中国有建制镇20600个，第一次超过了乡的数量，小城镇发展出现历史性转折，常住人口275亿，分别占全国人口的22%，农村人口的32%。到2005年底，全国建制镇数量占全部乡镇数量的比重达到537%。
二、城乡关系的调整
建国以来，我国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调整，主要是在农业养育工业、农村支持城市这一大政策下进行的。这种调整有其历史必然性。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自力更生的条件下，它对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巨大作用。但这种政策也在客观上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工业发展，农村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条件低于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条件。因此，建国后的30年是工农产品剪刀差严重的时期，也是工农城乡关系较为紧张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