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发展主要理论
一、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理论
马克思充分认识和说明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他认为，生产资料的生产总是人类的“生存与一切生产最先决的条件”，“一切劳动首先而且最初是以占有和生产食物为目的的”，“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而农业劳动作为社会再生产的起点，特别是农业剩余劳动或农业剩余产品，是人类社会分工和进一步发展的先决条件或前提。
我国《农业经济学》教科书几经改版，而且不同作者在不同时代对于农业经济学的研究有不同侧重，但是对于农业的基础地位的认识是一致的。首先，农业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在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中，食物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而食物只有通过农业才能生产出来。农业生产利用植物的光合作用吸收太阳能和自然界的无机物合成碳水化合物等营养要素的功能，至今无法替代。其次，农业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赖以生存的基础。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体现在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上。关于农业贡献理论，最早是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提出。他在《农业与工业化》中，从食粮、原料、劳动力、市场等四个方面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作了科学的揭示，并且已经注意到农业通过向国家纳税和输出农产品而形成的资金积累和外汇储备作用，由此断言农业的基础作用是不可替代的。BruceF．Johnston、JohnW．Mellor把农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提出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劳动、资本、外汇、粮食和市场5大贡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imonKuznets认为，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具有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等四种贡献能力。该理论作为农业贡献理论的代表被广泛引用。
正因为农业这种特殊的基础地位，决定了政府必须通过相应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手段来保证农业的稳定发展。
二、工业反哺农业理论
工业反哺农业，是对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变化特征的一种概括。工业反哺农业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现象，从国际上看，许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经历过由农业哺育工业转向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
一般来讲，在工业化发展初期，需要用农业积累支持工业发展。农业对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的方式主要有：①直接的劳动力投资。②课征农业税，即向农业劳动者榨取“剩余”产品。③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压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④通过出口农产品，换取外汇。可以看出在该阶段，政府的干预对于农业资源向工业部门的转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业已基本具备依靠自身积累进行独立发展的能力并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而农业则完成了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积累的历史使命，转变为维持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在该阶段要实现工农业协调发展，除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外，政府同样应该发挥干预作用，采用合理手段加强对农业的扶持和保护，实现由农业哺育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转变。从国际经验看，很多发达国家也是在这个阶段实施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
根据国际实证考察，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以下标准时开始实施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战略。①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结构中的份额降到15%；工业与农业增加值的份额比例约为3∶1。②农业就业人数占社会总就业人数的比例降到30%。③人口城市化水平达到35%以上。④人均GNP（1980年美元）达到800~1000美元。这是国际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这几个经济指标来判断，我国目前已经基本进入到以工哺农阶段。因此，需要国家采取工业反哺农业政策，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实现工业和农业的协调发展。
三、改造传统农业
目前，在发达国家中，农业与其他经济部门已经过渡结合为一个一体化的经济部门，农业就是一种企业，农民或农场主相当于企业家，农民是商品生产者，具有广博的知识。但相比起来，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是就业的主要部门，但不一定是对国民经济贡献最大的部门。现代的工业部门与落后的农业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的共有特点。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现象更为典型，主要表现在：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严重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是我国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
那么，如何把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呢？西方经济学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进行了很多研究，其中最具影响的是美国的西奥多·舒尔茨，他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乡村贫穷的原因在于第三世界的农民缺乏可利用新技术和适应这一新技术变化所需要的人力资本，而这种状况又是由于第三世界国家忽视农业政策以及对农业研究和乡村教育的低水平投资所造成的。要促使第三世界的农业发展，使传统农业得到改造和发展，就必须向农民提供新的、更有生产力的生产要素以及利用这些新要素的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要高于物质资本的收益率。重视和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口质量，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
四、农业多功能性理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最先在其“稻米文化”中引入了农业多功能性概念，之后又相继出现在《21世纪议程》、《罗马宣言和行动计划》等联合国文献之中。农业多功能性，是指农业不仅生产作为贸易对象的农产品，而且还可以通过持续的生产活动，生产农产品以外的有形或无形的价值。即农业具有商品生产和非商品生产两种功能。农业的多功能性既决定了农业是一个特殊的、需要保护和发展的产业，又预示着农业与其他产业有所不同，农业除了确保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供给之外，还发挥着防止洪涝灾害、涵养水源、防止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处理有机废弃物、净化空气、提供绿色景观和自然景观，以及传统文化的继承等多方面的作用。目前，欧盟、韩国和日本等国，已经对农业多功能所具有的正的非商品产出（即正外部性）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并作为保护其国内农业和农产品市场，维持其农业高度保护政策的重要依据。农业的多功能性具有明显的区域范围特点，它可以在全球、国家（区域）、当地等不同范围发挥作用，主要表现（见表2-1）。
污染排放和治理通过对农业和农村就业对农村社区产生稳定效果家庭的价值及对不同性别成员的影响地区性和农户粮食安全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效果利用景观和文化开展旅游等活动土生土长的知识传统技术五、两个趋向思想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倾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倾向。在2004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又明确提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的支持‘三农’发展”。“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为我国新时期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制定新的“三农”工作思路、新的“三农”政策措施、解决“三农”问题、促进“三农”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和条件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分析和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中国农业发展阶段以及认真总结国内外农村建设和发展的实践基础上提出来的，它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征。即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在现阶段，我国综合国力和财政实力显著增强，已经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经济基础；另外，从国际社会发展经验考察，我国在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发展水平等方面，已经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而且近几年来，中央为支持农民增收、扩大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农村发展所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一、综合国力和财政实力的增强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了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1979~2000年，GDP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95％，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大大高于同期发达国家年均25％和发展中国家年均5％的经济增长速度。2001~2005年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超过85％，且经济增速逐年加快。远超同期世界平均45％的增长速度以及20个工业化国家平均25％的增长速度。2002年，我国GDP首次突破10万亿元，达102398亿元，比上年增长8%；2005年中国GDP达183956亿元，超过意大利、法国和英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
我国主要工农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前列。我国的谷类、棉花、花生、油菜籽、水果、猪牛羊肉、电视机、化肥、水泥、钢等重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发电量、棉布、化学纤维的产量居世界第二位。在对外贸易方面，1978~2005年，我国进出口贸易以平均每年17％的速度增长，2005年出口贸易额突破14000亿美元，约占世界贸易总量的7％左右，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张，为综合国力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活力和生机。
在国家财政收入方面，经过2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我国的工业和城市发展水平大幅度提升，国家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增长。
在财政总量的扩张过程中，财政收入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农业税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1950年，农业税占当时财政收入的41%，1979年降至55%，2005年农业各税占各项税收的比例仅为33%。实际上，农业各税中的主要来源是契税，真正意义上的农业税（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和牧业税）2005年只有594亿元，仅占02%。这表明在历史上对中国工业化曾作出重大贡献的农业税，对目前的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贡献已经微乎其微。反过来也说明，中国目前的财政收入状况已完全能够为全面取消农业税提供财力保证。
二、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变表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机基本成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国际经验，一些主要指标均表现出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阶段。
1.人均GDP。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达到1090美元，开始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2005年又达到1714美元。而且，许多东部沿海省、市已经超过3000美元，北京、天津两市已达到3000~5000美元，上海市更是高达5000美元以上，与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当接近。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速度将进一步加快。人均GDP的提高，是中国进入工业反哺农业阶段的经济基础。
2.产业结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业在GDP中的份额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由20世纪80年代的288%，降至目前的13%左右。二、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分别上升到51%和36%，占据主导地位。从对外贸易看，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大幅度提高，工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工业化的继续推进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已经大大减少。农业在GDP中份额的加速下降，是中国进入以工补农阶段的主要特征之一。
3.就业结构。1978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为705%，是就业的主体部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非农产业就业持续增长，农业就业比重发生了转折性变化。1997年，中国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占全社会就业的比重首次下降到469%，2005年继续降低为448%。2005年，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23%和33%。就业结构的转折性变化，也是中国进入工业反哺农业阶段的特征之一。
4.城镇化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人口比重大幅度提高。1978年~1997年，城镇人口比重从179%提高到319%，年均提高07个百分点；1998年~2005年，城镇人口比重从334%提高到418%，年均提高14个百分点，增长幅度是前者的1倍，说明中国城镇化已经进入快速成长时期，以城镇化和城市经济带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阶段已经到来。
对比国际经验，考察以上四个指标，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正处于工农和城乡关系调整的转折时期，初步具备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发展阶段化条件。
三、新农村建设初步得到政策的大力支持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绝对多数，为保障国内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解决“三农”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即1982~1986年，中央连续发布了5个“一号文件”，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土地改革、农村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规定。制度变迁和政策安排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