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到底如何？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说：“中国的教育过分强调每人样样都好，样样搞统一，从早到晚训练得十分驯服，不允许有独立见解，不能如爱因斯坦所说的‘离经叛道’，这样培养出来的只是守业型人才。”美国老师给学生布置一篇作文，题目为“一场足球赛”，一个孩子交的作业就只有一句话：“昨天因雨，足球赛暂停。”这样的作文若交给我们老师手中，结果会怎样呢？十有八九的老师会说：“这么懒，就这一句话，拿回去重写。”而在美国老师眼里，这样的作文可得高分。为什么？因为思维独特！这里就要反问了，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我说把难的教容易了，这就是好老师！好老师的要求是深入浅出地让学生轻松接受教育。一位外国诗人说过：“伟大的艺术家是简化的大师。”能用最洁净朴实的方法，让人受到最丰富、生动的教诲，这便是最伟大的教育家。反观我国的基础教育，老师教小孩画画，在黑板上画一个大苹果，全班画的都一样，这里只有模仿没有创造。美国老师教小孩画苹果，先是自己在黑板上画一个，然后对学生说：“这是老师画的，你们怎么想的就怎么画。”结果小孩画出来的苹果什么样的都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首先要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对学生来说，自主学习、善于创新是第一位的，讲规则、守纪律的“听话”是第二位的。
还有一点，由于世俗的偏见，加上学校教育不适当的引导，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往往认为只有读重点高中、上名牌大学，将来才能“出人头地”，才是学生应该树立的目标。一旦学生的想法与这种价值观有悖，便会被教师指责为没有上进心。
不妨来看看国外是如何对孩子进行理想教育的——
有位中国学者到美国小学考察，当他问及美国孩子的理想时，孩子们的回答让我们这位学者目瞪口呆： 商店售货员、街头艺人、人体模特、火车司机等。这些在国内被视为“下等”的职业竟然成了孩子们追求的“理想”，而他们的老师却在一旁用赞赏的目光看着这帮小家伙。要是在国内呢？我们的老师一定会马上纠正学生：“你的理想太平庸了，你应该重新树立一个更高远、更有意义的目标，比如说，当个伟大的科学家或大学教授、歌星、名演员等。”而家长，则说不定会揪住孩子的耳朵一顿臭骂：“没有出息的东西，就算当不了大官，至少也得在政府机关里混出个人样来，光宗耀祖不说，让你爸妈也跟着沾光啊！”
就我国的教育现状来看，尽管多年来教育改革的呼声不断，然而从小学到大学，我们的课堂一如既往，教师仍然是主角，处于支配地位，学生则只是被动地听。为此，新课程改革以“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为最高宗旨和核心理念，特别重视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新课程强调，教师要激发学生的潜能，鼓励学生独立探究，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方法，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在这个背景下，教育创新必须与当前课程教材改革联系起来。按照新课程的理念，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学习过程是学生生命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活动是师生间、生生间的对话活动。生命的发展有其主体规律，每一个儿童都是一个珍贵的生命，教师应当体会儿童生命的最大丰富性和主动性，关注学生成长与发展的每一点进步，帮助学生发现自己、肯定自己。上海二期课改提出的“以学生发展为本”，就是要求课程的建设和实施必须遵循这一原则。
三是转变教学观。教学观支配着教师的教学实践活动，决定着教师在教学活动中采取的态度和方法。传统教学，教师只关注“教”，忽略学生的“学”，学生成为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信息交流的方式是单向的，课堂成为讲堂。因此，由教师的“教”向学生的“学”转化是现代教育观的核心，反映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必须从“主唱”的讲坛上走下来，与学生一起探究，教学过程要由传授和记忆知识转变为学生发现信息、加工信息、研究问题、增长知识的过程。教师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学生，关注学生的差异，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
总的来讲，我认为叶澜教授的四个“还给”提得非常好：“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把班级还给学生，让班级充满成长气息；把创造还给老师，让教育充满智慧的挑战；把精神发展的主动权还给师生，让学校充满勃勃生机。”
二、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必须以教育
体制的创新为保障
在我国，由于长期的封建社会、科举制度，我们的教育主要是考试，不大鼓励创新，甚至扼杀了创新，尤其是标准化考试更是如此。我们已经改了很多，但是惯性的力量使大部分的教师还是喜欢死记硬背、听话的学生。有人问杨振宁，中国教育与美国教育相比孰优孰劣？杨振宁说，不能笼统地说，应该是各有优劣。他最后概括成一句话：“中国教育给了我严谨，美国教育给了我创新。”我觉得，杨振宁这句话概括了两种教育模式的特点，至少反映了一定的实际，中国教育比较严谨，比较按部就班；西方的教育比较自由，不像我们教学那样死，比较鼓励学生敢说、敢想。中国教育和美国相比，我国的基础教育要比它好，本科教育可能差不多，研究生教育比它弱，越往上我们越弱。为什么呢？创新能力不够。其实，创新并不神秘。求异思维的冲动和能力，可以说是人人都有的与生俱来的禀赋，是人生下来能够适应各种环境的天然保障。它与人的智力水平并没有简单的正相关，而更多地与文化习惯、教育影响相联系。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来看一个画圆想象的实验： 一位老师在幼儿园的黑板上画了一个圆，问：“小朋友们，你们想象一下，这个圆可能是什么？”结果在两分钟内，小朋友们说出了22种不同的答案。有的说，这是一个苹果；有的说，这是一个月亮；有的说，这是一个烧饼；有的说，这是老师的大眼睛。这位老师拿同样的实验到大学一年级去做，要他们想象一下黑板上的圆可能是什么。结果2分钟过去了，没有一个同学发言。老师没有办法，只好点名请班长带头发言。班长慢吞吞地站起来迟疑地说：“这——大概是个零吧？”这个实验非常简单，却很能说明问题。没有受过教育的小朋友在两分钟内说出了22种不同的答案，经过小学、初中、高中教育，经过高考选拔，一路过关斩将考入大学的优秀学生，面对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两分钟过去了，却没有人回答。被迫回答的班长还“大概”是个零吧。大学生真的全部失去了想象力了吗？不是的，经过多年教育，他们建立了一个信念： 老师的任何问题都有一个标准答案，面对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他们揣摩不出老师的标准答案是什么，所以就不敢贸然回答，不愿当众出丑。他们关心的不是我怎么看问题，我怎么想问题，而是老师怎样看问题，老师期望的答案是什么。在心理上，他们已经习惯了接受老师的答案，而不是向老师的答案提出挑战。袁振国： 还有，2004年1月11日上海《新民晚报》头版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引起了我们的反思。这封读者来信，说他家的猫“全身黑毛发亮，两眼炯炯有神，但是看见一只小鼠浑身发抖，躲起来三天三夜不进食”。这位88岁的读者说：“我一辈子知道猫是老鼠的天敌，不明白我家的猫为何如此。”上海市动物学会宠物分会秘书长解释说：“猫有捕捉老鼠的特能，是维持生存的一项基本技能，但这种特能要经过学习，让老猫带小猫捕捉才能掌握。现在的小猫没有见过老猫捕鼠，没有生存之忧。一代代繁殖下去，猫的特能就退化了。”这不禁让人想起应试教育下的基础教育。本来，人的天性是好奇、创新。尤其是数学上的优秀生，完全可以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各种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特能。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某些数学应试教学，只是让学生做那些由别人提出的、可以按照套路在几分钟内做出的考试性题目。应试的成功者被套上各种光环，使他们很有满足感，恰如那只“全身黑毛发亮，两眼炯炯有神”的猫。遗憾的是，相当一部分“身经百试”的状元和金牌获得者，却渐渐失去了“创造”的本能。“花拳绣腿”把数学的“武功”全废了。到了攻读博士的时候，如同“猫见了老鼠发抖”那般，不知所措，连创新的门槛都摸不到了。事实上，应试的成功者一定具有相当高的智商，正如历代的科举状元肯定是优秀人才一样。但是，无数经验告诉我们，考试好不等于创新好。创新是要学习的，而且是在创新活动中实践的。我们的应试教育，剥夺了优秀生的“创新”机会，创新能力就退化了。更危险的是，一代代繁殖下去，猫的本能会渐渐退化。那么，中华民族的数学创造性是否也会因“应试”而渐渐退化呢？这也许并非“危言耸听”！“优秀学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未来的栋梁，社会的希望。保护他们的创造力，是中华民族兴亡所系。张奠宙：基于这种状况，中国的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当然，教育体制的改革与创新还涉及行政管理体制、投入体制、办学体制和治校体制等方方面面。
我们认为，教育体制创新应该具有多元化、包容性的特点。
首先，建立完善的教育规范体系。具体来说，一是国家要注重宏观管理。我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国家不可能用一个立法、一个规范、一个政策把各地各级各类的学校都管起来。国家立法的条文应该尽可能地简明，上海、北京、江苏、安徽……各个地方情况不一样，应该给各地制定政策法规留有空间。二是我们的立法和法规很多时候都锲入了政策，法律和政策不分。法律、法规是带有强制力的，是公民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政策是可以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不断变化的。法律制定以后必须要有权威性，要能够贯彻执行，除了实体法，还要有保证实体性法规实施的程序性法规。三是法规除了要“防民”以外，很重要的一条是要“管官”，教育要规范，不光是对公民和学校合法行为的认可、对公民和学校违法行为的限制，这种认可和限制的前提是对政府合法行政行为的认可、对政府行政违法的一种制约，这样方能体现民主社会的本质。
其次，完善政府的公共行政管理。现在，校长真正有多少精力放在抓学校的教育质量上？据有人调查统计，上海的校长每年要参加的各种评审平均有12次，大大小小的会议每星期要三天以上，没有多少时间能真正投入到抓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上。我们知道，现代学校的外部条件是政府、社会，还有家长，内部是教师和学生。在计划经济下，学校对政府负责。现在，学校要向学生负责，就应该转向以校为本，要把公共竞争获得的利益和责任还给学校和社会，让学校依法自主管理。
再次，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中国现在教育管理的落后，除了政府没有从微观管理领域转到宏观管理以外，还有一条重要的原因是学校没有建立起自主管理和自我监管的机制。比如说，目前我们的社会已经建立了法人制度，学校应该是法人组织，校长应该是法人代表(现在只是名义上的法人代表)，但其实不然，有名无实，真正的法人是教育局。校长是对教育局负责而非对学校负责。因此，学校往往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的、战略性的发展意识与发展规划。针对这种情况，有不少学者提出，要“把学校还给学校”。但是，把“学校还给学校”并不是无条件的，没有制约的放权必然导致腐败。现代学校制度的核心不光是校长管理学校，要使我们的管理重心下移。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现在校长的权力比其他国家大，如给教师“炒鱿鱼”，发红包。国外有董事会，可以任命校长，解聘校长。在政府与学校之间有一个中介机构，就是董事会、理事会和监事会。校长的权力还需要进一步下放，社区、家长以及毕业生等服务对象都可以参与到学校的管理和建设中来。当然，这要有一个过渡，思想认识是有先后、有深浅的。
三、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必须以创新的
教师为主体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而教育创新又离不开教师队伍的发展。“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队伍的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人才培养的质量。教师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操作者，在教育创新中承担着重要使命。教育创新的目标是要培养创新的人才，而创新的人才需要创新的教师去培育。因此创新的教师是教育创新的主体。没有创新的教师，就没有教育的创新。教师富有创新精神，才能培养出创新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