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离不开思考。思考是有力量的，它可以改变人的工作方式，改变人的生活状态，激发人的潜能和发展动力。
如今，在教育行动研究中形成了一种好的理念： 问题即课题，工作即研究，结果即成果。在教育实践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问题和困惑，而在这些问题产生与解决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研究与思考。
需要指出的是，教育是一项理性的事业。教育思考要“取法乎上”，没有高屋建瓴的理性思考，没有对学校和教师发展的正确定位，就会在琐事的圈子里绕来绕去，以致迷失方向。只有基于实践而又高于实践的理性思考，才会具有指导和启发意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这一重要论述，不仅为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指明了方向，也为我们实施新一轮课程改革，推进教育创新增添了新的强大动力。
创新，顾名思义，即创造新的东西，含有始创、首创之意。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创前人没有创过的，这就是创新。《论语·宪问》说“裨谌草创之”，《孟子·梁惠王下》载有“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写道“符瑞众变，期应绍至，不特创见”，《汉书·叙传下》则有“礼仪是创”……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精辟论述，深蕴着中华民族先贤勇于创新、重视创新的思想。创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本质特征和独有品格。人类自从摆脱愚昧时代，迈入文明时代的门槛，就具有了创新的要求和创新的本领。中国古代表现出来的创新精神是非常强的，我国四大发明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但近代以来，确实是创新不够，这也是事实)。一部人类文明史，从本质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在不断创新中进化进步的历史。人们在从事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过程中的每一项发明、每一项创新，都无不在提升着社会文明的程度，同时提升着人类创造社会文明的意识和才能。然而创新真正成为一种自觉的思想意识和思想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事情。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于1912年在《经济学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创新”概念，并作为他的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按照熊彼特的定义，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在经济活动中引入新的思想、方法以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要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就需要有新的生产理念、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技术，这就必然衍生出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方面的创新。因此，作为一种企业行为或社会现象，创新不是单项的而是包括多项要素在内的系统工程。
社会的发展呼唤创新，教育改革更加需要创新。如果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那么教育创新就是教育改革的良方，就是教育不断发展的力量源泉。江泽民同志在北师大百年校庆讲话中提出“教育创新”，把教育改革、发展和创新放到国家创新体系这样一个大体系中提出，放到知识经济全球化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进行思考。进行教育创新，根本目的是要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教育创新，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这一教育创新战略，对于实现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时代呼唤科技创新和教育创新。科技创新和教育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是民族创新能力的竞争。一个没有创新人才的民族，就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现代社会已步入信息技术时代，一个普通人可以借助计算机技术非常便捷地获得丰富的信息。例如，“二十五史”可以储进一张光盘，要查什么，极为便当；《全唐诗》也是一样，你想查阅其中的任何一类诗句皆可立即调出来。但是，如果要写一句新诗句，那便是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怎样创新远比怎样获得信息和怎样管理信息更为重要。德鲁克说：“成功者不是经验丰富的人，而是变革速度最快的人，学习能力最强的人。”因此，现代人必须具备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否则会一事无成。江泽民同志在为美国《科学》杂志撰写的社论中指出，中国将致力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体制创新，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和国家创新能力，这是中国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 基础教育改革与创新必须以先进的
教育理念为先导
创新教育的提出，有助于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来自觉反省、检讨我们以往的教育，有助于新一轮课改的实施落到实处。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创新教育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先进的教育理念引领下进行。任何教师都有一定的教学观念，都在一定的教学观念的支配与指导下开展教学活动，掌握课堂进程。观念对教学实践的展开与教学行为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当人们谈论传统的应试教育理念下的课堂教学时，经常用“战斗最前线”这个词加以形容，这似乎在说“课堂即战场”。这样的课堂，强调严明纪律、正襟危坐，学生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少了一些轻松，少了几分幽默，少了一些欢声笑语，少了几许神采飞扬。尤其是要求学生齐声回答，不许交头接耳、与师争辩，是违背自由原则的。因此，请记住那句古老的谚语： 有什么样的观点，就会带来什么样的行为；而要改变人们的行为，应从改变其观点开始。有鉴于此，进行教育创新首先得从改变传统教育思想着手。
我曾在余文森教授所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四大支柱》一书中看到这样一个案例：“两个乡下人，外出打工，一个到上海，一个去北京。可是在候车厅等车时，都又改变了主意，因为邻座的人议论说，上海人精明，问路都收费；北京人质朴，见吃不上饭的人，不仅给馒头，还送旧衣服。想去上海的人想，还是北京好，挣不到钱也饿不死，幸亏车还没开走，不然真掉进了火坑。想去北京的人想，还是上海好，给人带路都能挣钱，还有什么不能挣钱的，我幸亏还没上车，不然真失去一次致富的机会。于是他们在退票处相遇了，互相交换了车票。去北京的人发现，北京果然好。初到北京的一个月，什么都不干，竟然没有饿着，不仅银行大厅里的太空水可以白喝，而且大商场里欢迎试尝的点心也可以白吃。去上海的人发现，上海果然是一个可以发财的城市，干什么都可以赚钱，带路可以赚钱，开厕所可以赚钱，弄盆凉水让人洗脸也可以赚钱。凭着乡下人对泥土的感性认识，第二天，他在建筑工地装了十几包夹杂有沙子和树叶的土，以“花盆土”的名义，向爱花的上海人兜售。当天他在城郊间往返六次，净赚了50元钱。一年后，凭着“花盆土”，他竟然在上海拥有了一间小小的店面。在长年的走街串巷中，他又有一个新的发现，一些商店楼面亮丽而招牌转黑，一打听才知是清洗公司只负责洗楼不负责洗招牌的结果。他立即抓住了这一空当，买了些人字梯、水桶和抹布，办起了一个小型清洁公司，专门负责擦洗招牌。如今他的公司已有一百五十多个打工仔，业务也由上海发展到杭州和南京。前不久，他坐火车去北京考察清洁市场。在北京站，一个捡破烂的人把头伸进软卧车厢，向他要一只啤酒瓶，就在递瓶时，两人都愣住了，因为五年前他俩曾换过一次车票。”
我想，这个关于“观念与命运”的案例，对于我们教育工作者也不无启发意义。教育理念是教师的主心骨。有人说得好：“人之所以能挺立、行走，关键是脊柱在起作用，人一旦失去了理想信仰，整个人生大厦就会倒塌。”“人没有理念就等于没有灵魂，没有前进的路标和行为的指南。”
那么，什么是教育理念？
教育思想的最高境界是教育理念，理念解决价值取向问题。教育理念也称为教育理想、教育信念、教育信仰、教育信条等。可以说，教育理念是一种理想化、信仰化了的教育观念。教育观念是指人们对教育问题的认识和看法。新的教育理念，是社会变革和教育内涵发展的产物。它的真正来源不是“文本”，而是教师实践经验的升华，是教师教学生活的新感悟，是教师自我反思意识的新觉醒。我国两千多年的教育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育理念也随着时代不断变迁。孔子的教育理念与其人生的理念相一致，即“仁”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孝、善、慈、忠、温、良、恭等，围绕这种理念，生发了许多教育主张，例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学思结合、教学相长等。孟子主张“性善”，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其教育理念具有鲜明的民主性，并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生的最大快乐。陶行知教育理念为生活教育，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值得指出的是，教育理念不唯教育大师具有，普通的校长、教师们也应具备。
在新课程体系下，教师要更新教育思想，至少要转变三个观念：
一是转变教育观。传统的教育是“遗传”式的，即把传授知识作为教育的首要任务，注重的是知识的传授和复制，过分强调学科本位，强调接受学习、死背硬记，强调教师应具有渊博的知识，主张“想给学生一杯水，教师要有一桶水”。当然在传统的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体系下，教师以本学科的专业知识“传道、授业、解惑”，有一桶水也就够了。但是，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师要由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这时，教师再用一桶水去应付学生，显然是不够的。
二是转变学生观。教育改革的问题，表面上看是一般的观念或操作问题，但从根本上看，是对教育以学生为本体的迷失或犹疑不定。教育是十分复杂的活动。对实践工作者来说，教育的本体并不是很容易把握的。中国的传统教育观念，历来是以“听话”与否作为评价孩子的一个重要尺度，甚至是唯一尺度。听话的，就是好孩子、好学生；不听话的，就不是好孩子、好学生。比如，中国孩子从小学一年级起上课就坐得很直，从孩子的身体发育来讲，这样做也许是有必要的，但如果把这样做视为纪律教育、品格教育，可能欠妥。六七岁的孩子上的不是军校，也不是出家人练入定，为什么一动也不许动？有些孩子上课动动手脚就会被认为“不专心”、“好动”，要作为问题提出来告知家长，要写进学期评语存档，要当成不良习惯予以劝诫。在这样一种观念下，我们的学生在家长、教师面前，只需绝对“听话”，而无须“对话”交流。今天看来，这样的教育，是衰败的教育，是没有活力的教育。什么是好孩子，不能拿“听话”与不听话来衡量。学生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学生没有特点。对于学生的不听话，要作具体分析： 属于道德问题的不听话，那就要坚决反对；属于天真活泼的淘气，那就要宽松一点；属于思维上有独特见解的不听话，应大力支持和鼓励。从这个意义上说，课改后，学生那种“不听话”应视为课改带来的新变化，是好事。孩子听话是优点，但太听话就成了缺点。美国教育家对具有创造力的孩子的描述是顽皮、淘气、所作所为时常违反常规。中国民间早有“小时不逞，大了无用”的说法。的确，好奇是儿童的天性，儿童“故意破坏绿化”可能只是为了看看花蕊里有什么；有的孩子将钢琴键扭掉，只是为了想看看什么东西能发出声音。孩子的这些淘气行为，往往孕育着可贵的探索力、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如果为了求得一时安宁而不问青红皂白，粗暴地阻止孩子，或许因此而扼杀了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对这个问题我们的态度是行为上要严，思维上要宽；小时要严，大了要宽。所谓“宽”，就是宽容。教育呼唤宽容，学生需要宽容。
“宽容”到底是什么？马际娥在《宽容的样子》一文中有生动的描述：“宽容是高山，它能容下鲜花，也能容下荆棘；宽容是大海，它能容下江河，也能容下小溪；宽容是丝丝春雨，它能融化顽固的冰层，唤醒沉醉的爱心。尊重学生的独特之处而能有一种兼容之心，是一种宽容；承认学生的长处而常怀赞赏之意，是一种宽容；了解学生的过失的起因，并给予原谅，常留信任之心，是一种宽容；体察学生的痛苦和难处，而抱同情之心，并及时伸出援助之手，是一种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