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见儿子与己同好，甚是欢喜，惟恐儿子和自己一样不成气候，当下带儿子拜乡里名手郭唐镇和张良臣为师，棋艺日见长进。不久两位老师的棋力都不及他了。父亲又送他拜山阴著名棋手俞长侯为师，俞长侯棋居三品。有这位名师指点，范西屏长进更快，十二岁时就与俞长侯齐名了。三年后，西屏竟已受先与先生下了。他与先生下了十局，先生完全不能招架学生的凌厉攻势，均败在学生手下。从此，俞长侯不再和他下棋。他十六岁时，便成为闻名天下的国手。
范西屏学成时，正值雍正、乾隆年间。他和俞长侯同住松江，受到棋艺家钱长泽的盛情招待。十余年后，范西屏再访松江，帮助钱长泽，“晨夕参研”成《残局类选》。
范西屏出名之时，天下太平，大官们多闲聊无事，他们争着拿银子请强手与范西屏较量，以此为乐。当时棋林高手梁魏今、程兰如、韩学之、黄及侣都纷纷败在范西屏手中。棋手胡兆麟，人称“胡铁头”，棋力甚凶猛，也常是范西屏手下败将。
当时能与范西屏抗衡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四大家之一的施襄夏。不过，据各种史料记载来看，施襄夏思路不如范西屏敏捷灵活，两人对弈，施襄夏常锁眉沉思，半天下不了一子，范西屏却轻松得很，似乎全不把棋局放在心上，甚至应子之后便去睡觉。有一回对局，范西屏全局危急，观棋的人，都认为他毫无得胜希望了，必输无疑。范西屏仍不以为然，隔了一会儿，他打一劫，果然柳暗花明，七十二路棋死而复生，观棋者无不惊叹。
范西屏和施襄夏本是同乡，年龄又相仿，未出名前，两人常在一起下棋。后来他们相继成为国手，便分道扬镳，各奔前程，相聚时便不多了。据《国弈初刊·序》引胡敬夫的话，范、施雍正未，乾隆初曾在京师对弈十局，可惜这十局棋的记录现已无处找寻。以后，乾隆四年时，范、施二人受当湖（又名平湖）张永年邀请，前往授弈。张永年请二位名手对局以为示范，范、施二人就此下了著名的“当湖十局”。原本十三局，现存十一局，“当湖十局”下得惊心动魄，是范西屏、施襄夏一生中最精妙的杰作，也是我国古代对局中登峰造极之局。同代棋手对其评价很高。钱保塘说：“昔抱朴子言，善围棋者，世谓之棋圣。若两先生者，真无愧棋圣之名。虽寥寥十局，妙绝千古。”邓元穗认为这十局是棋中“至当”。
在当湖，范、施除对弈外，主要是教张永年和他的儿子张世仁、张世昌下棋。张氏父于都能文工弈，棋达三品，有“三张”之称、范、施教其间，与三张受子对局，后选出了精彩的二十八局，刻成《三张弈谱》一书。
范西屏和施襄夏棋力远在众多棋手之上，能与他们对子者寥若晨星，一般棋手者如张氏父子，受子后方可开局。当时受棋者从二子到十一子不等。凡让子者，均称指导棋，是当时培养后进的一种较为实际有效的方法。除此之外，范、施二人都亲自面授了不少门徒，为发展围棋事业做了很大贡献。
范西屏棋名已闻达四海，他的学生毕沅曾写了一首长诗《秋学对弈歌》，其中有这样一句：“君今海内推棋圣”。那时，范西屏还不到四十岁。
范西屏晚年客居扬州，当时，扬州是围棋的中心之一。范西屏居此期间，学生卞文恒携来施襄夏的新著《弈理指归》，向范西屏请教。（卞也是施的学生），范据书中棋局，参以新意，写成棋谱二卷。扬州盐运史高恒，为了附冀名彰，特以官署古井“桃花泉”名之，并用署中公款代印此书。这就是《桃花泉弈谱》。范西屏在扬州还写了其他围棋著作。
范西屏晚年并未完全放弃围棋实践，《墨余录》记载：嘉庆初年，范西屏前往上海。当时上海最优秀的棋手是倪克让，其次是宫加录等人。倪克让不屑与他人对弈，富加录等人则在豫园设棋局与四方棋手下棋赌钱。范西屏一日来到豫园，见有人对弈便站下了。看了一会见客方将输，便给他出主意，旁边人不高兴了，对范说：“这是赌博，旁观者不能多话。你既然会下棋，为什么不自己来决一胜负呢？”范西屏笑了笑，从怀里取出一大锭银子，对欢人说：“这就是我的赌注。”看到这么多银子，所有的人都眼红了，纷纷争着要和范对弈。范接着说：“我下棋于不怕别人说话，你们可以合在一起和我对局。”棋没下到一半，对手们已经手足无措，一筹莫展了。于是有人赶紧去报告富加录。富加录赶到，范西屏坦然自若，先受先三子与他下了一局，富加录输了。范西屏再让，富加录还是输了。大家傻了眼。不得不去搬来最后的援兵倪克让。倪克让闻风而至，一见面，二话没说，伸手弄乱了棋盘，告诉众人：“这是范先生，你们哪是他的对手！”这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上海的富豪们纷纷请他教棋。范西屏在西仓桥潘家受先四子与倪克让下了棋，观棋者把对局情况记录下来，编成《四子谱》一书。
范西屏卒年不详，大文学家袁玫曾写过一篇《范西屏墓志铭》，其中卒年、岁数和葬处均未说明，只写了“以某月日卒，葬”。袁玫亡故于1797年，事实上此后史料上还有范赴沪对弈一事的详细记载。估计袁改写墓志铭时，范西屏并未去世，是所谓“生用生祭”，当然这是推测而已。
范西屏为人耿直朴实，他不求下棋之外的生财之道。有了钱财，也将一半分给同乡中的困难人家。袁枚对他的为人盛赞不已，说：“余不嗜弈而嗜西屏”。他认为那些“尊官文儒”都不及范西屏人品高尚。
范西屏的棋风，前人有不少总结。棋手李步青曾对任渭南说：“君等于弈只一面，余尚有两面，若西屏先生则四面受敌者也。”这是说范西屏全局观念特别强。李松石在《受子谱·序》中谈得更为详细，他说：范西屏“能以弃为取，以屈为伸，失西隅补以东隅，屈于此即伸于彼，时时转换，每出意表，盖局中之妙。”范西屏不很注重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更多地从全局着眼。具体手法就是“时时转换，每出意表”。这种手法不少棋手都有领教，评价甚高。施襄夏说：“范西屏以遒劲胜者也。”邓元穗说：“西屏奇妙高远，如神龙变化，莫测首尾”。“西屏崇山峻岭，抱负高奇。”毕沉在《秋堂对弈歌》中，也这样描述了范西屏的棋风：“淮阴将兵信指挥，巨鹿破楚操神机。鏖战昆阴雷雨击，虎豹股粟瓦尾飞。乌道偏师方折挫，余子纷纷尽袒左。忽讶奇兵天上下，当食不食全局破。”
清代棋艺家李汝珍谈到四大家时曾说：“此四子者，皆新奇独造，高出往古。而范尤以出神入化，想入非非。”对范西屏如此高的评价并非偶然，他不仅汲取了前人的全部经验，而且有所创见，有所发展。这从他写的《桃花泉弈谱·序》中，可以看出，在这篇《序》里，他先谈到下围棋“实用心之事”，他自己“自髫年爱习前贤之谱，罔不究心。”接着，他谈到了明代棋坛的情况：“有明作者，皆浑而不举，言先后，言虚实，言向背而已，”这是棋谱家的缺点，也是棋手的缺点。他又谈到清朝初年的棋手：“国初弈乐园诸公冥心孤诣，直造单微，于先后之中生先后，虚实之中生虚实，向背之中生向背，各就英分所极，自成一家。堂堂正正，怪怪奇奇，突过前人。”然后，他又谈到了他这一代棋手：“至三十年来，国手则不然，较大小于毫厘，决存亡于官冥。交易变易，时时存一片灵机；隔二隔三，处处用通盘打算。数至此，尽心至此，”范西屏认为，围棋之所以这样不断向前发展，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其不坐困千古也”。这充分说明范西屏不迷信前人的创新精神。李松石还说过这么句话：“范于弈道，如将中之武穆公，不循古法，战无不胜。”范西屏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并不认为围棋发展到自己这几就停止了。他认为围棋的发展是无穷无尽的。他说：“以心制数数无穷头，以数写心心无尽日。勋生今之时，为今之弈，后此者又安知其不愈出愈奇？”可见这位围棋大师的胸襟是很宽阔的，对围棋事业的发展也是充满信心的。
范西屏的《桃花泉弈谱》二卷，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价值最大的古谱之一，这本书，“戛戛独造，不袭前贤”，内容异常丰富、全面，精辟地记载了范西屏对于围棋的独特见解。此书则一出版，便轰动棋坛，风行一时，以后重刻版本很多，二百年来影响了无数棋手。
清代棋坛另一高峰当推施襄夏了。施襄夏名绍暗，号定庵。生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卒于乾隆三十五年（1771年）。他也是浙江海宁人，与范西屏是同乡。《扬州画肪录》上说，范、施二人系同母异父兄弟，此说未必真实。施襄夏在为《弈理指归》写的自序中较详实地记载了他的生平。
施襄夏从小就读于私塾，是个老实、文静的孩子。他父亲是位雅士，擅长诗文书法，也画些兰竹之类。晚年退隐家中，常焚香抚琴，或陪客下棋。施襄夏念完功课，便坐在父亲身边，看他抚琴下棋。渐渐地，他对这棋艺发生了兴趣，开始向父询问其中的道理。父亲对他说：“学琴需要‘淡雅’，而不能‘繁枝’，学棋需要‘灵益’，而不能‘沾滞’。你瘦弱多病，学琴好些。”于是施襄夏开始学琴了。不过没过多久，父亲发现儿子对围棋的喜爱甚于琴。当时，比施襄夏年长一岁的范西屏从师俞长侯学棋，到十二岁时，已与老师齐名，这使施襄夏十分羡慕。父亲便也把他送到了俞长侯门下。
施襄夏不甘久居人下，他在俞长侯那儿，先生受先三子教了他一年，他便能与范西屏争个高下了，其间，老棋手徐星友也曾受先三于与施襄夏下过棋。老棋手慧眼识真珠，非常看重这位少年棋手，把自己的棋著《兼山堂弈谱》赠给他。施襄夏也果然不负厚望，对这本名著认真钻研数年，受益很大。
施襄夏二十一岁时，在湖州遇见了四大家中的梁魏今和程兰如，两位长者都受先与他下了几局棋，施襄夏从中又悟出不少道理。两年以后，施襄夏又遇梁魏今，他们同游砚山，见山下流水淙淙，都很兴奋。梁魏今对施说：“你的棋已经下得不错了，但你真的领会了其中奥妙了吗？下棋时该走的就得走，该停的就得停，要听其自然而不要强行，这才是下棋的道理。你虽然刻意追求，然而有‘过犹不及’的毛病，所以三年来你仍未脱一先的水平。”施襄夏细细体会了这番深刻的议论，意识到自己以前好高骛远，走了弯路。从此，施襄夏一变往日棋风，终于成为一代名师。
此后三十年间，他游历吴楚各地，与众多名手对弈，交流棋艺，五十岁以后，和范西屏一样，也客居扬州，教授学生，为培养下一代花了不少心血，他的学生很多，但他始终很谦逊。晚年在扬州，他还写了不少围棋著作，为后来棋手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施襄夏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以自己独特的面貌出现在棋史上的。在《弈理指归·序》中，施襄夏对前辈和同辈棋手有十分精粹的论述：“圣朝以来，名流辈出，卓越超贤。如周东侯之新颖，周懒予之绵密，汪汉年之超轶，黄龙士之幽远，其以醇正胜者徐星友，清敏胜者娄子恩，细静胜者吴来仪，夺巧胜者梁魏今，至程兰如又以浑厚胜，而范西屏以遭劲胜者也。”正是基于对其他棋手如此深刻的研究分析，施襄夏集各家之长，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一颗闪烁异彩的明星。
邓元穗说：“定庵如大海巨浸，含蓄深远”，“定庵邃密精严，如老骥驰骋，不失步骤。深谋远虑，稳扎稳打就是施襄夏棋风的主要特点。施襄夏自己也说过：”盖穷向背之由于无形，而决胜负之源于布局也。他在《自题诗》中写道：“弗思而应诚多败，信手频挥更鲜谋，不向静中参妙理，纵然颖悟也虚浮。”施襄夏特别强调这个“静”，他在《凡遇要处总诀》中说：“静能制动劳输逸，实本攻虚柔克刚。”这和他说的“化机流行，无所迹向，百工造极，咸出自然”，“棋之止于中止”，是一个意思。“静”即是“自然”，即是“止于中止”，也就是当年梁魏今对施襄夏说的“行乎当行”，“止乎当止”。这并不是提倡被动。施襄夏一向重视争取主动，他曾说：“逸劳互易忙须夺，彼此均先路必争。”这与“静”是不矛盾的。“行乎当行，止乎当止”，关键还在“行”和“止”都必须是主动的，这样才可能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实攻虚，以柔克刚，这正是施襄夏棋风的奥妙所在。
施襄夏在理论上也贡献很大，他是在认真总结了前人棋著的得失之后，写出自己的著作的，他十分推崇《兼山堂弈谱》和《晚香亭弈谱》，但也大胆、尖锐地指出了它们的缺陷，他在自己的《弈理指归·序》中说：“徐著《兼山堂弈谱》诚弈学大宗，所论正兵大意皆可法，惟短兵相接处，或有未尽然者。程著《晚香亭弈谱》惜语简而少，凡评通当然之着，或收功于百十着之后，或较胜于千百变之间，义理深隐，总难断详，未人室者仍属望洋犹叹。二谱守经之法未全，行权之义未成也。”这种科学态度是难能可贵的，这使得施襄夏的著作较前人有了很大发展。他的《弈理指归》二卷，是我国古棋谱的典范，是施襄夏一生心血的结晶，可与《桃花泉弈谱》媲美。因此书原文是文言口诀，字句深奥，图势较少，钱长泽为之增订，配以图势，集成《弈理指归图》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