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一章的分析，我们发现国内外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两个显着特点：一是高等教育职能的不断丰富，与社会接触日益频繁，高等教育已经走出深闺，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二是高等教育的结构不断演变，演变的结果是重心不断下移，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高等院校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独立学院的发生和发展，恰恰符合了高等教育的这两个变化。
第一节 动力与压力并推--独立学院的产生
随着社会与民众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日益旺盛，原有政府主导体制下的高等教育系统无法满足这种需求，而民办高校的发展又受到体制、经费、社会认可等多方面的约束，不能满足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之下，综合公办与民营优势的独立学院破土而出，势为必然。
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动力
（一）宏观层面
1．高等教育的地位逐步得到认同
在农业经济社会，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主要依靠的是土地与资本，虽然古典经济学家把人（或者劳动、劳动力）与土地、资本并列为生产的要素，但是同时又认为作为生产要素的人是“非资本的”，可以直接把劳动力看做是简单的劳动人时数量。
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哈罗德-多马模型，研究了假设在技术不变的前提下资本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50年代，索洛首次用规范的方法测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提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最主要因素。
罗默模型把技术进步内生化，视知识为独立的生产要素，认为知识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和非竞争性，得出“一些国家之所以长期处于低水平的增长路径上，就是对知识生产部门的投资不足，技术进步率太低”的结论。在生产力低下的农业经济时代，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足10%，而在生产力相当发达的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工业经济时代后期达到40%，而在知识经济时代将达到80%以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直接地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运用自己创造的“经济增长余数分析法”，估计测算了美国1929-1957年国民经济增长额中，约有33%是由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作出的贡献，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用不同于舒尔茨的计算方法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这使得人们深信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教育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高度的重视。
正是由于科技发展和人力资本提升对经济发展巨大的推动作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集教育、科研、社会服务于一体的高等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高校已经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舞台。就我国而言，20世纪80年代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只相当于日本、荷兰、法国等国家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的水平，低于美国40年代的水平。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劳动力人均接受高等教育年限太低。因此，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就在于加快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
2．高等教育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显现
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最为有力的支持，但是，社会人力资本的提升在短期内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难以体现。短时期内，高等教育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主要表现在高校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学生数量增长带动的消费。
1999年初，亚洲开发银行汤敏等人认为，通过扩大非义务教育的招生规模和提高收费标准等，可以扩大教育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若在三年内使中国高等学校的招生量增加一倍，从每年200万人增加到400万人，对新增学生一律实行全额自费，并把年平均学费提高到1万元，则每年可多收取学费200亿元，加上增招学生在校的生活学习消费约40亿元，这笔钱所产生的第二轮及以后若干轮的消费、所引发的学校附近的服务业及有关行业的投资消费等，用投资乘数匡算，最初的240亿元可拉动近1000亿元的投资与最终消费，对GNP 的贡献每年也可达半个百分点以上。北京大学课题组也对1999年高校扩招的短期经济作用进行了计算，他们计算了扩招的经济拉动作用，如果扩招200万人，并且每生年收费1万元，那么高等教育带动的国民经济增长约为572亿元。
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急需扩大内需的特殊背景下，高等教育短期内能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观点，在高等教育大扩招的决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3．高等教育对基础教育的制约不断加剧
从整个教育体系看，千军万马过高考独木桥，造成当时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普通高中的招生人数总体上呈增长状态，特别是从1993年到1998年，普通高中的招生人数从228.3万人增加到359.6万人。1998年我国普通高中毕业生为251.8万人，而当年参加高考的人数为320万人，高等学校录取新生108.4万人，录取率为33.9%。根据《国际教育标准分类1997》计算，1998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9.8%，整个90年代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虽然逐年在提高，但始终低于10%。
随着高中毕业生升学难矛盾日趋尖锐，应试教育也愈演愈烈。应试教育背离了基础教育的宗旨，赋予基础教育所不应有的强烈的竞争性质和筛选功能，扼杀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反过来又制约了高等教育的发展。
从国际比较看，到1998年，韩国、法国、瑞典、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一大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接近或超过50%，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而在1990年，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还大多在40%以下，也就是说通过90年代的努力，韩国、法国、瑞典、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见表2‐2）。反观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从1990年到1998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增加了6.1个百分点，年均增长不到一个百分点，这足以说明我国高等教育在世界高等教育中处于落后地位。
基础教育规模大，而高等教育规模小的教育体系，犹如倒漏斗状，高等教育已成为整个教育体系的喉梗，成为制约基础教育发展的瓶颈。
（二）微观层面
1．民众接受高等教育愿望的提高
对高等教育愿望的提高主要来自高等教育与个人收入的正相关性。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个人的收益就会越高。“在20世纪后十年，我国教育收益率经历了一个显着的提高过程，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教育收益率严重低下的状况得到了基本扭转。我国教育收益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3%左右上升到2000年的8.5%，其中以大学本科为代表的高等教育阶段的明瑟收益率已达到13%，接近国际平均水平，说明在20世纪末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革过程中，教育因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教育投资收益显着提高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居民对教育需求的提高，特别是高等教育，可观的收益水平有效地解释了我国较高的高等教育需求水平，而且逐步提高的收益水平将使我国居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继续维持于一个较高的水平之上”。
此外，接受高等教育的程度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尺度，成为个体实现社会地位变迁的有效途径。高等教育在个人社会地位获得与个人社会流动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处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越来越感受到随着社会转型的进展，个人将来得到的职业、收入和社会地位与所受的教育和所取得的学历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上，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就意味着失去了发展的机会。
正是高等教育在增加个人收益与提升社会地位等方面的显着作用，公众对高等教育有了强烈的需求。上海市教科院于1998年7-9月对上海市民的教育需求进行了专题研讨和市场调查，结果显示：上海市民对其子女的未来教育期望呈高移化倾向，强烈希望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许多家长认为，不仅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限和质量直接关系到下一代的预期收入，而且学历和文凭也是子女未来择业和择偶的重要砝码。湖南省的调查数据也支持了这个观点，据湖南省城调队1999年对长沙市百户城镇居民的抽样调查，有55%的人把教育投资放在第一位，表示愿意花血本送孩子上大学。随着高校扩招、教育消费升温，高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低收入户将分别把10%、20%、30%的储蓄拿出来投资教育。
2．城乡家庭支付能力提高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城镇与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的纯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从1990年的1510.21元增加到1998年的5425元，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从1990年的686.3元增加到2162元。到1998年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达53407亿元。根据“二八规律”估算，80%的普通民众占据20%的储蓄存款，那么，在普通民众中的存款也超过1万亿元。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人均GDP在1000～4000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之间，教育服务的支出比例在7%左右。我国在90年代末期，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在1000～4000美元（1999年大概为2000美元）。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支出在90年代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压力
（一）国家投入跟不上教育需求
从1999年扩招后，我国高等教育投入在总量上虽有增加，但是，由于学生数的大幅度增长，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和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在2000年以后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根据表2‐6，从2001年开始我国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和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都出现了负增长。与此同时，学生的学费与杂费支出大幅度上涨，根据表2‐7所示，学杂费在普通高等学校经费来源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8年的13.4%上升到2002年的26.3%。普通高校经费来源中预算内政府拨款的比重从1998年的60.5%下降到2001年52.9%。国家投入跟不上高等教育扩招步伐，制约了普通高校下一轮的扩招幅度。
（二）办高校扩招潜力过度挖掘
自1999年起，我国高校连年大幅扩招，1999年扩招51.3万人，较1998年实际增幅达47%，2000年扩招60.9万人，2001年扩招29.4万人。高校扩招后由于政府高等教育的投入相对不足，教育资源被稀释，导致教学条件跟不上需求，致使高校严重超负荷运转，教育质量难以保证。数据显示，我国本科院校、专科院校的生师比从1998年的11：1左右上升到了2001年的17：1以上，原本偏低的生师比仅仅过了三年就到了临界值，足以说明高等教育扩招幅度之快。我国高等教育大扩招，造成高校办学资源相对短缺，超过了我国高校师资队伍建设、校舍扩建等办学条件改善所带来的办学能力提升的幅度。
（三）民办高等教育难达社会期望
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办学机构包括学历教育机构与非学历教育机构。
我国非学历民办教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相对而言，学历民办教育开展得比较晚。1984年3月成立的北京海淀走读大学，是我国第一所国家承认学历的民办高校，具有颁发国家承认学历的资格。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与国家举办的公立高校的教师和学生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
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快速发展，从1992年到1995年，全国新增民办高等教育机构800余所，从1991年的450所增至1995年的1219所。1994年2月，国家教委首次受理和审批了河南黄河科技学院、上海杉达学院等6所民办高校具备颁发学历证书资格。2000年，黄河科技学院成为我国第一所民办本科院校。到2008年2月，我国民办本科高等院校共43所。
从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看，开展学历教育的民办高校数量少且层次低，各类教育培训机构成了民办高等教育的主体。1999年教育部承认的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等学校有37所，在校生3.5万人，分别占公办高校数与在校生数的2%和0.5%。到2005年，我国民办普通高校为252所，在校生105.17万人，其中本科生10.41万人，专科生94.76万人，另有其他教育形式的学生19.18万人，民办高等教育机构1077所，各类注册学生109.15万人。
本科层次数量少且以各类教育培训为主体的民办高等教育，显然与普通民众接受高水平高等教育的期望存在较大差距，民办高等教育在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作用显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