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对全球化的怀疑态度并不影响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主题；关键的质疑是，全球化是否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正统理论，尤其是在商业、学术和政治等领域。姑且不考虑关于全球化的看法所存在的争论，但它已是被广泛认同的经济现实，我们大家不得不去适应这种现实，尤其是各国政府已经在寻求相应的应对措施和有效政策。有明显迹象表明：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主导了当今的左翼思维——已经不自觉地认同了这种全球化的观点。例如，英国的新劳工党政府认为，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无法回避的、不言自明的现实状况。正如托尼·布莱尔1999年4月在芝加哥的一次演说中声称：“要是我们还想繁荣的话，就无法拒绝参与全球市场。”的确，在英国新劳工党政府的言辞中再三重复的主题就是：如果一个国家落后于、不参与或无法适应于“新的全球经济”，他就将面临困境。
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视全球化为洪水猛兽，新劳工党政府的言辞只是生动地表明：全球化既是一种“机遇”，又是一种“挑战”。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尤其是这些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在许多方面就有可能得到实惠，参与全球化过程是相互依存的世界的前景所在，原有的抵制行为已变得很不明智。
更为重要的是：就如何应对全球化问题，西方政府正在形成一种共识。各国政府都意识到，光靠一个政府来谋划本国的经济未来是有局限性的，比如，在对全球性的资本和金融流通的控制等方面都迫切需要各国政府之间的相互协作。根据这一逻辑，一个国家的政府的主要任务和作用，就是促进经济稳定与吸引资本投资。这一观点已被英国的新劳工党政府所充分采纳。布莱尔在他的《新不列颠》一书中宣称，他对于一个永葆活力的国家的看法是：“假如企业想要投资，首先必须考虑的是这个国家要具有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用高登·布朗（英国的财政大臣）所经常强调的话来说，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防范通货的膨胀、税收的提高和公共支出的增加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英国的公共服务开支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持续走低的原因所在。
新劳工党政府吸引资本投资的另一个做法，就是减少政府在经济方面的干预行为。因此，政府不仅认可了全球化的主张，而且还凭借着新自由主义经济的首创精神极力寻求其发展空间，例如，进一步扩大自由贸易：“到新的全球市场去竞争……一个国家必须排除任何障碍去竞争，去接受国际经济的考验。”。这就意味着：在英国经营的多国公司（MNCs）享有相当大的自由度。这个例子说明了：全球化是如何从一种预言自我完善成为一种新的正统。新劳工党政府认为：在现阶段，资本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对于这种活跃的流动性，政府少加干涉或者不予干涉为好。
政府对待全球化的这种态度，对普通民众也有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它要求人们更加地独立自主，并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经济意识。许多“第三条道路”的支持者认为，处在新的全球性时代的个体必须具备“灵活性”。依据对全球化持“第三条道路”者的逻辑，他们认为，新劳工党政府可以对少数的一些经济领域进行干预，比如，保证劳动力的供应及其质量等。根据供应经济学的原则，政府要优先考虑为劳动力提供教育和培训，归结到经常引用的一句话，那就是“教育，教育，再教育”。
实际上，这些都已经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民主政策，而接受了政府作用应当简约而灵活的策略。布莱尔也公开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在瑞典马尔默就欧洲的社会主义问题的一次演讲（1997年6月6日）中说：现在的政府作用，就是“为人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教育、技能和实用知识，以便让他们在新的市场空间里拥有自己的事业与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在英国，提倡劳动力的灵活应变能力，已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平等现象。在新劳工党执政时期，虽然政府倡导了在全球化进程中寻找机遇的策略，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并不愿意去追逐更为直接的收入再分配方式。这就意味着：个人需要通过自己所获得的教育和技能来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这使得个人要比政府承受更大的压力。新劳工党的政策可以在19世纪后期的社会里找到一些缘起。柯林·克劳奇（Colin Crouch，1999）认为，新劳工党的政策不过是19世纪后期的新自由主义或社会自由主义的复活而已，与此同时，也势必会放弃保护其民众免受市场冲击的责任。于是，一些新劳工党政策的批评者挖苦说：政府所设计的福利事业方案，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不希望民众依赖于社会福利。
在商业和工业领域，灵活应变的劳动者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具有这种能力的劳动者，可以凭借自己的才智和能力找到立足之地，而不一定需要依靠工会来获取职务的晋升、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工作条件。我们可以从企业的个性化的工作报酬制度中看到这种现象；尤其是，现在的企业广泛采用与业绩挂钩的薪酬分配方式。总之，这种现象虽然越来越难受到劳工们的共同抵制，但是，大家似乎又都有这样感觉：在越来越充满竞争性的全球化时代，这种抵制已经大可不必了。
我们已经着重讨论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尤其是新劳工党关于在新的全球性经济时期政府作用的一些主张。不过，不仅只有英国的大部分左翼民众已经接受了这种全球化的思维；实际上，美国多年来一直在倡导与推进这种成功的管理策略；同样地，其他的西方民主国家也在适应这种新的经济环境。而且，在欧洲国家——特别是在西班牙、意大利、丹麦、奥地利、法国、葡萄牙和荷兰等国——就连右翼民众也转变了态度，而广泛地认同了布莱尔关于政府作用的看法。我们从2002年3月的巴塞罗那峰会的议题中可以看出，欧盟成员国将进一步朝着经济自由化的方向迈进，尤其是在建立更加“灵活的”能源和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确，关于如何积极应对新的全球经济现状，西方国家的主要政党之间似乎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我们接下来讨论他们所采取的一些方式。
首先，市场经济的观念已被普遍接受。许多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大肆宣扬贸易自由化的优越性，以至于使各国政府基本上都放弃了限制性的经济市场。而且，一些社会民主党也改变了以往的态度，更加意识到商业对于增加财富与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性。布莱尔与施罗德在他们关于“第三条道路”计划的联合文章中宣称：“发展有前景的中小规模的商业，是现代社会民主党人所必须最优先考虑的。许多国家已经不大采用传统的凯恩斯式的经济管理模式。的确，在国家管理的总体理念中，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思维特征近年来已经越来越不明显了；取而代之的是，进一步强调了灵活的、多层次的管理方式。
福利改革依然是许多西方国家政府的重要政治议题，他们正在寻找种种途径来缩减财政预算与避免赤字开支。例如，德国总理施罗德也效仿了“克林顿-布莱尔的社会福利方案，实行紧缩公共开支的政策”。对福利保障的重新思考，使国家把支出重点从社会福利转移到社会投资（如投资到教育和技术培训等领域）。政府所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为民众预备应对全球化所需要的能力，以便他们能够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需求。
关于这一点，不仅新劳工党政府认为如此。早在1999年，布莱尔与西班牙总理阿斯纳尔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呼吁修改欧盟国家的就业政策，旨在使之更加自由开放。同样地，2002年2月布莱尔与贝卢斯科尼进行了一次会晤，从其结果来看，这次会晤意味着英国与意大利两国在欧盟共同体内推进经济自由化的一次联合行动，其重点在于全面修正过去“僵化的”劳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