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章中，我们旨在探讨：在后工业化社会中，全球化进程推进个人主义发展可能出现的方式问题。但是，这种讨论可能会因为对全球化的本质缺乏统一的认识而遇到很多障碍，例如，一些学者甚至怀疑全球化的存在。不过，我们可以根据学者对全球化所持有的不同见解分出三种主要类型：全球化的强烈倡导者、持怀疑态度者和过渡主义者。除了诠释这些对待全球化所持的不同观点之外，我们还将探讨在西方民主社会中作为应对全球化而可能产生的个人主义发展趋势。
强劲的全球化
被认为是全球化强烈倡导者的学者，有格里德（Greider，1997）、盖埃诺（Guehenno，1995）、朱利叶斯（Julius，1990）、奥海姆（Ohmae，1990）和雷斯顿（Wriston，1990）等人。他们的论着所涉及的一个共同主题，就是确信：当今的发展和进程在人类历史中构成了一个新的状态或阶段。他们认为，我们可以从不断增长的国际贸易额上看出，国与国之间的藩篱已被拆除，市场变得越来越开放，一种整体的全球经济已经凸显。现在的生产是一种全球化的过程。我们可以从进一步流动的国际金融资本、日益增长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多国公司（MNCs）和跨国公司（TNCs）的生产运作方式及其所建立起来的地域性专业化生产对全球经济的依存性中看到这种全球化的进程。
在全球化过程中，各国政府的作用和影响的减弱，也是他们关注的主题范围。他们中间有人甚至认为，全球化预示着国家的终结见：，因为各国政府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制于与其相关联的整体性的、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金融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不仅只是局限于外贸支付，而且是支配了整个外汇市场，削弱了各国政府独立的经济管理能力。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税收领域看得很清楚。维托·坦兹（Vito Tanzi，2001）指出：福利国家往往通过他们的税收体制为社会保障获得足够的基金，但全球化将使各国政府更加难以维持当前的社会保障水平。原因非常简单：到外国做生意的个体和企业越来越多；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在不断增加；跨越国界的电子商务和电子贸易广被采用等等这些全球化的因素，使得各国的税收制度愈加难以执行和实施。坦兹认为，政府很难对所有这些领域进行征税；近年来，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税收水平停滞不前，有少数国家实际上还在下降”的事实，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为了确保充足的国家税收，政府就把提高国内人口的现有税率水平作为其中的一种替代途径。但是，这也可能会导致下面这样的问题。现在，一些企业和高技术人才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当他们面对本国的高昂税率时，就有可能要转移到其他的国家去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
在这些全球化倡导者看来，各国政府的权力和影响力的减弱，与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密切相关；1992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三”充分暴露了这一点。在面对货币市场出现的恶性投机买卖无法继续维持英镑价格的情况下，英国政府被迫取消了汇率管制（ERM）。为了维护金融市场的信誉，英国政府不得不对本国的经济政策做出调整。
然而，这种情形不仅仅只发生在英国；1991年的法国政府和1994年的瑞典政府，都因为迫于外部的经济压力而对国内的经济政策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现在，政府领导人越来越注重于维护金融市场的信誉与吸引新的投资。英国城市银行前行长沃尔特·瑞斯顿承认，现在的货币商人仿佛在“行使一种公众舆论的方式来警示政府的财政政策”。各国政府对这种公众舆论极其敏感，并常常感到要被迫从命，以至于使本国的社会经济政策听命于国际经济动态的指令。这种指令往往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变动、经济管制的解除与国际竞争力的冲击。
对各国政府来说，原有的政策束缚变得越来越难以提升本国福利体系的财政保障，进而保护本国公民免受新的经济环境所带来的损害。西方国家的福利支出水平尚没有明显地降低，但许多政府越来越倾向于采用不干涉主义的财政政策。正如威尔·哈顿（1996）所指出的，税收与福利体系被认为“承担着国家竞争力的使命”。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加拿大和瑞典等民主国家就开始着手控制福利支出。拉斯和尤里（Lash and Urry，1987）在他们的研究中指出，许多欧洲国家普遍倾向于美国的福利保障体系：由国家与个人两大部分组成的二元结构。作为一种趋势，许多国家对本国的公民，尤其是对那些拥有稳定职业的公民，实际上已经放弃了某些传统的财政义务。
全球化强烈倡导者所关注的另一个主题是：国家所要面对的来自于日渐增多的多国公司（MNCs）和跨国公司（TNCs）所带来的挑战。他们认为，多国公司和跨国公司的决策主要是从他们企业的利益出发，很少有对某个特定的国家承担职责的。但是，他们的投资决策可能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尤其是失业率水平产生重大影响，继而会对国家政府和国家政治产生影响。例如，在2001年6月的英国大选期间，尼桑公司的全球主席卡洛斯·戈恩警告说：如果英国继续拒绝欧元，他的公司就可能把投资转移到其他欧洲国家。
随着强劲的全球化路径，我们比较容易发现全球化进一步推进个人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全球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不仅意味着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或相互关联，而且意味着全球经济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错综复杂的、不可预见的过程。例如，如果日本的经济出现衰退，就可能潜在地殃及许多欧洲劳动者的就业预期，因为这可能导致日本企业缩减其在外国的投资力度。因此，约翰·汤林森（John Tomlinson，1991）认为，某个国家的经济骚动遂反映出世界金融市场的“变动与紊乱”。正如他所指出的，“关于美国经济的传言，可能会引起东京市场上的利率变化、英国市场上的抵押债务变动等连锁反应”。任何细微的市场波动都会在普通市民中间造成不稳定的感觉：他们国家的政府越来越无力保护他们免受全球化所带来的损害。于是，作为一个世界公民，他就不得不越来越需要凭借自己的主动和策略来应对变幻莫测的经济环境。
这种情形在福利保障国家尤为突出。据研究资料显示：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发现，维持现有需求水平的财政保障的难度在日益增加；近年来的许多研究把这种处境归咎于全球化。例如，由于全球化以及人口老化等其他的压力，许多欧盟国家的政府都为实施现行的国家养老金计划的财政保障感到困难重重，并正在着力寻求其他新的资金来源途径。英国的新劳工党政府在1997年5月开始执政不久，就宣布要全面规划国家的养老金体系，政府要求英国公民实行个人的或所谓的“利益共享”的养老金计划，而不仅仅是完全依赖于国家的保障。
纵观这些发展趋势，我们会发现：在未来，国家将越来越难以承担起作为公民保护神的角色。在现阶段，国家常常被视为扮演了守夜人的角色，守望与保护着他的公民免受来自于富有侵略性的邻国敌人的外来攻击。今天的外来敌人的攻击——发生在全球金融市场上——与往常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从某种角度上来看，他们的来势更为强大、更加不可预测。
同样地，在许多西方民主国家，国家作为其公民的养家人的角色也正在日益减弱。原先由国家和公共权威机构（如邮政服务、铁路系统、水电煤气供应和监狱等）所履行的许多功能，正在逐渐私有化。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n，1996）指出，在现阶段，许多国家在应付内政事务方面也陷入了困境，尤其是犯罪率的上升以及法律体系和公共秩序的瘫痪等，因此，难以保障公民免受其害。
全球化也可能导致国家的概念在政治上的弱化，其表现为民众对当前国内政治选举的参与率的下降。在全球化强烈倡导者看来，这是因为，诸如多国公司和跨国公司等非国有实体的重大决策越来越脱离了国家的制约，而取决于国际的财政和资本市场的走势。假如这种情况成为事实，那么，对普通民众来说，政治选举的目的性就受到了削弱。正如约翰·汤林森（1991）所指出的，“多国公司或国际市场体系的取向用不着我们参与选举，而他们似乎比我们所要选举的国家政府更能影响我们的生活”。这也许能作为解释为什么许多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众对国家政治越来越没有兴趣的部分原因，相关资料也显示了国内选民人数和政党成员人数的日渐减少——又返回到了本书前面所阐述的主题。
怀疑的立场
对全球化强烈倡导者的描述与阐析持批判性态度者，我们称之为对全球化持怀疑态度者。许多学者对全球化过程持怀疑立场。例如，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全球化只不过是国际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拓展而已，并且否认全球化所能形成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对于全球化，保罗·赫斯特和格兰海姆·汤普森（Paul Hirst and Grahame Thompson，1996）有自己的不同观点，用他们的术语来说，全球化只不过是“神话”。他们根据自己的研究得出结论说：世界经济离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还非常遥远。他们认为，贸易、投资和金融等方面的流通以实验的形式，主要集中于欧洲、日本和北美等地，这种流通势头似乎才刚开始向外延伸而已。另有持怀疑态度者认为，东亚和东南亚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全球的其他地区有可能被排斥在这个‘全球性的’重组过程之外”。
赫斯特和汤普森——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如戈登（Gordon，1988）——还认为，目前的贸易和资本的流通程度不足为奇，因为历史上已有先例。他们认为，在1870-1914年期间，世界经济甚至可能比现在更为交融或国际化。当时的这种国际交融，是由于在这一时期铺设完成了国际海底电缆系统等因素而使之成为可能。
赫斯特和汤普森也不赞同前面关于跨国公司（TNCs）的看法。
他们在自己的研究基础上指出：与众多的本国企业相比，实际上跨国公司的数量较少，而且其业务范围也仅限于少数几个国家。这并没有什么值得诧异的，因为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拓展市场，需要建设新的工厂，培训新的员工等等，也是很花代价的。但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赫斯特和汤普森认为，绝大部分多国公司（MNCs）都是遵从于他们所在国家的政府政策的。
赫斯特和汤普森根据自己的调查结果认为，把国际经济的发展看作是一种国际化的过程、而不应该是一种全球化的过程更为恰当。他们也不赞同认为各国政府不再可能实行独立的经济管理的看法，而是认为这种看法已经成为一些政府推脱管理本国经济责任的政治托辞。他们认为，世界经济大国具备了控制金融市场和非国有经济成分的能力，尤其是通过大国之间的协调政策。因此，全球市场不至于陷入无序和失控状态。在上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的执政政府大力倡导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是各国政府推进他们的全球性计划的一个鲜明例子，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为全球化的进展铺设了前行道路。
对全球化持怀疑态度者似乎给本章的讨论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这里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全球化不存在，那么，所谓的个人主义的进展就无从谈起。然而，即使是对全球化持批判性态度的许多学者，也认识到国际经济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赫斯特和汤普森认为，这已经给“本国经济战略的某些方式带来了制约”，并使得“本国经济中的‘政府’行为成分日渐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