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政府的概念已经受到了普遍摈弃。在欧洲，以国有化项目为形式的集体主义路径基本上走不通。公共服务事业私有化的作用反而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因为这被视为尤其可以削减公共支出的一条途径。例如，法国社会党的前主席利奥内尔·若斯潘，比他的右翼前任更加主张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尤其是他实际上支持了法国电讯公司和法国航空公司的部分私有化。在倡导用私有化来解决英国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并积极推进公私合营和公共服务事业的合同外包政策等方面，英国的新劳工党政府比其他欧洲盟国已经先行了一步。
这种新思维所带来的结果，模糊了“市场与国家”、“公有与私有”之间的界线；同时，也改变了现代政府的性质；由于进一步强调了个体的自我依靠，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布莱尔在1997年10月27日的一次访谈中说：“政府的作用，就是组织与确保供应，而不是一切都依赖财政。”他以养老金制度的改革为例来加以说明：“养老金的保障，将更多地依靠人们自己，而不是依赖政府”；政府的“作用在于组织这种体系”。
这种关于现代国家管理本质的日渐增长的共识，已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例如，唐纳德·萨松（Donald Sassoon，1998）认为，全球化所带来了一种融合——尤其是欧洲左翼与右翼的政策之间——“不可避免地倾向于右翼”。这是因为：全球化在重组欧洲左翼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使之脱离了传统的范畴：以福利国家和全部就业为基础的“国家的”社会民主。例如，关于公平的争论，现在更加注重的是获取机会的公平，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强调的是通过经济再分配的方式（如税收等）达到结果的平等：“公平依然作为一种目标出现，它可以是维护市场动机和竞争需要的调节器。”正如萨松所指出的，“所有新的欧洲左翼已经认可了新全球性资本主义的严峻现实”。萨松（1999）认为：把新劳工党与欧洲其他的社会民主党相比照，在许多问题上，“布莱尔的现代化概念代表着主流思想”。弗雷德里克·米歇尔和洛伦特·鲍威（Frederick Mi-chelle and Laurent Bouvet，1998）发现了类似的趋同现象，但他们也注意到欧洲大陆的一些政府之间结成了某种联盟。这也意味着，这些社会民主政党之间必须达成某种妥协才能有助于实现各自的目标。
由于普遍的政策共识，以及主要政党之间不存在什么意识形态上的争端，这些也许有助于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在西方民主国家会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偏离了主流政治。政治争议也越来越体现在技术水平和领导能力的层面，而不是表现在意识形态的层面，政治家的外在形象和个人魅力往往更加令人感兴趣。但是，我们并不否认会出现一些反对的活动或抵抗的运动，如反全球化运动等，来抵制以上所提到的政治共识。零星的反全球化运动与西方国家主流政党所倡导的观念相比，在本质上缺乏可替代性，也得不到民间的广泛响应。这是由于当前的主要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势（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所阐析的）所决定的。
总之，尽管全球化的强烈倡导者与持怀疑态度者，对全球化的看法有着根本的区别，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每个人必须形成自己应对这一进程的策略。这应归结于全球化进程改变了国家的角色，无论这一影响是实际存在的还是凭空想像的。特别是，全球化以各种方式正使得国家保护其公民的作用不断地减弱，于是，也迫使公民要依靠自己的首创精神和策略来应对新的经济环境。我们已经讲到，全球化的强烈倡导者认为，国家越来越无力抵御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而持怀疑态度者认为，国家的政府拥有自主行动与追求传统的社会民主政策的更大空间，只是因为许多设想尚未付诸行动而已。
过渡型道路
关于全球化的过渡型道路，戴维·海尔德（David Held，1999）及其合作者在《全球性过渡》一书中有着详细的阐述。他们认为，安东尼·吉登斯（1990）和詹姆斯·罗斯纳（James Roenam，1997）均是这一道路的主要拥护者。关于全球化是否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问题，过渡主义者的观点不同于前两者：全球化是一个长期性的，并非一成不变的历史过程。过渡主义者也把当前在经济、政治、移民和文化等方面的流动所形成的相互关联性，看成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总之，全球化强大的动态力量将导致不同社会和世界秩序的巨大变迁，为了适应这种新的状况，各国政府不得不寻求新的策略。
过渡主义者认为，现代性所合成的力量是全球化的驱动力。所以，全球化不仅是被资本主义所推动，而且还被诸如技术发展、后福特主义和反传统性等过程（我们在前面已作阐述）所推动。同时，这些进程又以各种形式推进了个人主义的发展。这是因为：如我们在前面几章中所分析的，这些进程构成了后现代性的现状：一个拥有更多选择机会和个人自由的时代。例如，全球化所提供给人们的选择和机会，包括了更多的旅游和不同地域流动的预期。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在过渡主义者看来，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个充满风险和不稳定因素的时代。正如戴维·海尔德（1999）所指出的，“所有的国家和社会正在经历着一种深刻变迁的过程，他们要努力去适应一个更加相互关联的、高度不确定的世界”。在过渡主义者看来，全球化不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它所行进的方向是不可预见的，它的前方没有清晰或明确的目标。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全球化进程不但给人们的就业预期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而且还将使人们面对其他形式的风险和不安全性。
尤其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无常及其本质上的不稳定性，可能使得人们的储蓄和投资在转眼之间一扫而光或大量缩水。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也可能使人们所拥有的房产和有价证券大面积贬值。人们还要担心，瞬息万变的全球经济有可能使自己所获得的技术和知识变得过时。全球化给人们带来的其他一些担忧还包括：由于日渐增多的国际旅游所导致的流行疾病的大肆传播，以及新的发展地区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灾难等等。正如乌尔利希·贝克（1992）所指出的：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灾难是不分国界的。
就以上的种种风险而言，一个国家的政府为保护其民众所能起到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托尼·布莱尔承认当前是一个让人感到非常不安的时期：“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就是不得安宁。人们体验到或正在经受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缺乏的经济安全感。”面对这种不利局面，现代社会的人们需要比以前更加地依靠自己，并形成自己的应对策略。就这种发展趋势而言，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美国，因为与西欧国家的政府相比，美国的联邦政府在为民众提供福利保障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历来就非常有限。所以，美国人已经更加地习惯于适应这种经济现实。
过渡主义者的观点，由于其强调了全球化的多维度特征，因而也最贴近于本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它不仅侧重于经济学的角度，而且还结合政治、社会变迁和文化等持续发展的过程来加以阐述。
我们不能孤立地从国际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揭示所谓的“全球化”；我们必须认识到，国际经济的发展植根于当代社会，应该与我们时代的其他重大发展（如技术、后福特主义和反传统性等的发展）相互关联或密不可分。这些过程的不断积累，迫使西方社会逐渐进入到人类历史的一个新阶段。这个历史阶段，即是所谓的“后现代社会”。我们在后面还将讨论，作为应对后现代社会的行为方式，宗教的原教旨主义、传统伦理以及种族主义等，在社会上有所抬头。这是可以预料的现象。现代社会中存在着类似相互对立的、互为辕辙的发展现象，也是不足为奇的。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标志是理性主义、个性解放以及普遍的市民身份等观念，但相对地也产生了浪漫主义和保守的民族主义等。
小结
在这一章中，我们已经概述了关于全球化的三种不同观点。每一种观点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问题的不同视角。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全球化可能迫使他们在未来需要更加地自强自立与具有商业意识。因为，如过渡主义者所认为的，人们将不得不面对变化无常的全球经济状况所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或者，如全球化强烈倡导者所认为的，他们的政府在管理本国的经济与提供充足的社会福利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将越来越弱。而那些对全球化持怀疑态度的学者提出了十分重要的论点：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全球化已经成为了新的正统，而且各国政府和民众正在努力地适应它。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联系西方民主国家的社会和共同体生活，来讨论进一步的个人主义所带来的一些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