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议制民主制度下产生的许多政府，并没有充分地反映出各种社会群体的人口特征，尤其是少数民族和妇女的代表数量不足。维基·兰德尔（VickyR and all，1987）专门绘制了一份世界所有自由民主国家的妇女在各级政府的参政比例的图表，图表显示：被选入国家政府的妇女比例，只占全部被选代表的2%到12%。但北欧国家是个例外，这些国家中的妇女参政比例相对较高；英国自1997年大选后，下院议员中的妇女人数比例有很大的提高。不过，来自少数民族群体的下院议员人数，在英国议员中所占的比例则是非常地小。在2001年的大选中，下议院中的非白种人议员只占12个席位；假如按照人口比例分配的话，应该占到将近50个席位。
代议制民主制度受到批评的另一个原因是：可供选民选择的余地极为有限，因此，主要政党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就会千方百计地争取那些持中间立场的民众。人们还普遍认为：某些选举制度，特别是一些国家（如英国等）所采用的所谓的“简单多数当选”的选举制度，明显有失公允，它不仅无法体现，反而扭曲了选民的意愿和利益。
总之，代议制民主制度的特征，致使许多民众认为政府仿佛与他们之间的距离相去甚远，甚至莫名其妙地难以捉摸，以至于使他们感到无法形成与自己相关的富有意义的社会。总的来说，这些态度往往不利于激发他们参与公民的政治事务的兴趣，相反地，会使他们退避到自己的个人空间中去。于是，人们会更多地关注自己的个人生活而不是社会的公共生活，因为他们认为个人生活相对来说容易由自己来加以操控。这也许可以作为解释许多西方民主国家的选民——尤其是年轻人——为什么对本国的政治事务缺乏热情和不愿参与的原因之一。但有意思的是，现在的选民有时会对竞选人的个人形象极其感兴趣，因此，政党以及他们的领袖要花大量的力气来打造竞选人的外表风度以吸引选民。这种现象也许与当前时期的进一步的个人主义相关联。关于这一问题，还很少有人探讨。
民众对政治事务的冷漠态度有许多表现形式。在欧洲国家，无论是对于本国的还是欧洲地区的选举活动，民众的参与率一直很低。在美国，关心总统选举的人数通常只占一半，关心国会议员选举的人数就更少了。在英国，2001年大选时的选民人数急剧下降到大约为58%。另有数据显示，在一些国家，参与政党政治活动的人数也在减少。在英国，近些年来主要政党的党员人数越来越少。而且，现在西方民主国家的绝大部分选民并不从属于任何政党；也就是说，并没有多少人与“党派的政策保持一致”。例如，在英国，对两个主要政党中的一个政党持强烈认同态度的选民比例，由1964年的40%下降到1979年的19%。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只有1／12的选民表示没有“党派认同”；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则有大约1／6的选民表示没有“党派认同”。
在当前的许多国家中，民众对主流政党及其程序明显表现出了兴趣减退的迹象，其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使我们不得不加以考虑，那就是：我们的政治体系没有真正从民众的立场出发。这种状况已经使得公民的政治活动——如政治集会、加入政党、拉选票等——变成了为少数人所保留的专门活动。
在自由民主制度下，公民对于政治生活的低水平参与率，也可以找到它的历史和哲学源头。就这一问题而言，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在自由民主的概念中，自由主义是凌驾于民主之上的；事实上，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其批评者都认为，个人——先于社会而存在——是自由思想的核心。从古希腊的哲学源头来看，民主的重要性是先于自由主义的，然而，在当前的自由民主形式中，民主的重要性几乎荡然无存了。这是因为，从古希腊时期直到19世纪，民主以及任何程度的民主制度实际上已经在西方社会逐渐消失。正因为如此，如安东尼·阿伯拉斯特（Anthony Arblaster，1984）等人认为：自由主义——大致自18世纪以来形成于部分欧洲国家——改变了自由民主的本质。于是，民主就在自由主义所设定的框架内加以释义与运用。尤其是阿利克斯·德·托克维尔和J.S.穆勒等人认为的，即使是对于大多数人的意见，我们也应该采取审慎的态度。这种观点更加动摇了自由民主所采用的形式。
正如比库·帕里克（Bhikhu Parekh，1993）所指出的： 自由民主基本上是一种自由化的或自由形成的民主。……自由主义是其绝对的前提和基础，并贯穿与塑型了民主的特征。
这一历史发展所带来的后果是：当前所谓的自由民主，既是以个人为中心，又没有鼓励个人积极的政治参与性。这种状况在自由民主的一个基本原则中明显地体现出来：每一个公民拥有投票选举的权利。这虽然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权利，但同时也派生出一个最低纲领主义的政治概念；也就是说，这样的政治概念使得民众没有必要充分地参与政治生活。个人可以脱离政治生活，只有在选举的时候才与社会中的其他人重新建立联系；而在大多数的自由民主国家里，投票选举并不是一种公民的义务。
在错综复杂的当前社会中，我们是否需要通过改革来改善自由民主制度，是否能够找到更多可行的民主形式等等，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不过，此类问题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揭示：从某些方面来看，西方社会的主要管理体制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个人主义的发展进程。由于种种的原因，当前的自由民主制度又不能激发民众积极地参与到共同体活动中来。当前的自由民主观念，对于公民的政治义务和责任的要求非常有限。
民众可以委托自己的竞选代表来履行相关的责任，于是，他们则可以从中摆脱出来而固守于自己的个人生活。
然而，这种状况无助于构建更具包容性的、相互支持的共同体和社会。若要改变这种现象，我们就得直面由于排他性的个人主义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如人际之间缺乏互信、合作和交往等），然后制定出一些针对性的特殊措施。因此，我们在这里呼吁：推进公共精神文化的发展。袖手旁观的无所事事或把这些挑战留待自由民主制度的常规机制来应对，都并非是明智的选择。
事实上，那些积极参与地方共同体活动的人们，更可能对公民政治生活饶有兴趣。构成两者之间关联性的原因也许有很多，但其中一种常识性的解释是：例如，参与志愿者行动的人们都会发现，开展这类活动本身就会面临种种的困难，如资源匮乏和设施短缺等，于是，就必须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此类问题。
其他形式的共同体活动，如会员制的地方俱乐部或社团活动等，也会导致类似的结果。罗伯特·帕特南（1994）在他对意大利的公民参与性问题的研究中发现，参与这类团体活动，是人们培养协商能力、学会政治步骤与提高政治觉悟的一种途径。而且，意大利一些地区（如Emilia-Romagna等）的社团活动十分活跃，在这些地区，地方报纸的读者众多，参与公民投票的人数比例很高，人们的政治行动主义意识极强。帕特南还发现：较高程度的公民参与性与良好的政府管理方式之间存在着正相关。
因此，我们在这里所倡导的关于推进公共精神文化发展的建议，也许有益于繁荣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公民政治生活。因为这种建议，有助于推动我们去思考除了自己的个人生存（特别是强调当前的就业和消费）之外的行动。更重要的是，参与地方共同体活动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条参与政治生活的途径。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进一步讨论关于弘扬公共精神文化行为的内容。
小结
概而言之，弘扬公共精神文化——国家政府在其中应该发挥积极作用——可以作为应对日益增强的个人主义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的一种有效策略。但是，民众依然拥有选择是否采取这类行动的自由，我们在这里已经阐明这个原则。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种推进公共精神文化发展的氛围，并不强制要求民众去履行公共精神的行动。事实上，判定一个人是否履行了公共精神的行动，往往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