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中，我们将进一步讨论弘扬公共精神文化的其他原由。
这种讨论是基于对我们时代另一个重要的全球性趋势的考察：寻求“宗族主义”庇护的行为方式。这里所采用的“宗族主义”定义，源自于马修·霍斯曼和安德鲁·马歇尔（Mathew Horsman and Andrew Marshall，1994）合着的《民族主权国家的背后：公民、宗族主义和新的世界混乱》一书。他们认为：个人退避到宗族主义这样一种共同体中，是因为人们在“宗教、文化、种族或其他一些共同体验上所具有的相似性。这种退避行为是由于恐惧和混乱状态所造成的，这种群体能够确保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同一性’”。
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些人为了不至于寻求或单纯寻求个人主义的策略来应对后现代性的进程，他们正在退避到各自的“宗族”中去。近来，宗族、种族和民族认同现象的复苏，排斥与歧视少数民族和移民群体的行为方式，分离主义或独立运动的活跃以及原教旨主义宗教的兴起等等，足以证明这一点。同时，在一些新的社会组织行动（如环境和生态保护运动组织等）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现象。
本章将从三个方面来考察这一问题。首先，我们将详细阐述所谓的“宗族主义庇护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宗族主义”是为了方便描述一系列运动的一个简明词汇。其次，剖析认同政治的兴起——从某些方面来讲，它构成了宗族主义的形式——及其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关系。再次，透视“宗族主义”与公共精神文化之间的关联，同时探讨后者可以避免前者所带来的一些弊端。
重返宗族
一个社会有相当数量的人诉求于宗族主义的行为方式，其必定是有很多原因的；这种现象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社会现状和地方条件等因素。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种现象所做的许多解释。例如，有人认为，大众媒体在激化宗族、种族和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方面起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又如，有人认为，冷战的终结为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势力的发展带来了自由的空间等等不一而足。然而，任何一种合理的解释，都必须考虑当前时期的各种重要的发展状况。
不确定性与社会生活的瓦解
如前所述，当前时期的主要进程——全球化、后福特主义和反传统性等——已经逐渐造就了一个“不确定性的时代”。以往那种固定的身份和集体的稳定业已消失，以至于使社会生活变得更加地支离破碎与充满变数。于是，人们在寻求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作为主要应对策略的同时，也有一种退避到宗族主义的行为方式的诉求。
一部分人为了寻求稳定性和安全感，试图在宗族、种族和民族的同一性中重新发掘从前的确定性和集体性的行为方式。关于这一趋势，鲍曼（1996）曾在他的着述中有过简明地概括：“社会生活的瓦解，促使人们去寻求宗族的庇护。由于身份的同一性使然，个人化也就容易蜕变为宗族化。”
鲍曼的观点得到了相当多人的赞同。例如，阿尔伯特·米鲁西（1989）认为：在越来越分化的、崇尚个人主义的复杂社会中，由于作为集体会员身份的基础受到了削弱，宗族认同也就应运而生了。
总之，它聊以提供某种形式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植根于人们相互之间所拥有的“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古老的历史”之中。又如，乌尔利希·贝克和伊丽莎白·贝克·柯西姆（1996）把寻求宗族认同的行为，看成是人们为了逃避这个个性化时代所导致的“危险的自由”。他们还提出了“怎样才能把高度个性化的社会凝聚起来”的问题。他们认为：民族主义和种族冲突在欧洲的死灰复燃，就是这种两难困境的一种反映。它以一种经由检验而值得信赖的途径来对付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寻求内部的庇护——确保同一性——从而一致对“外”。
另一位学者米歇尔·维瓦卡（Michel Wievioka）也倾向于以上的观点。他试图探索最近在欧洲（尤其在法国）复活的种族主义活动的背后原因。他强调：后工业主义或后福特主义导致了我们这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正面临着一场重大的社会经济转型，或者他称之为的“一种重大的突变”。如我们在本书的第一章中所探讨的，后福特主义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每个人与同事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集体性行动变得难以实施；于是，个人就只有更加依凭于自己的奋斗精神和事业成就。在这样的社会进程中，一些人将被主流社会边缘化。正如维瓦卡所指出的：“那些被社会‘疏离在外的’或惧怕被社会疏离的人们，会感觉到社会的不公平以及从前那种社会认同的丧失。”在维瓦卡看来，通过种族或宗族认同的途径，个人又找到了集体行动和群体认同的新形式；这些形式能够使人们重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群体的组成部分。因此，宗族行为以及种族主义行动，为重组社会与摆脱孤立的个人主义提供了某些机会。
威尔海姆·海特梅耶（Wilhelm Heitmeyer，1993）在分析德国的种族主义及其暴力事件（主要由年轻人施行的）日渐增多的现象时，也抱持了相类似的立场。他认为：这些现象是当代国家（如德国等）所进行的个体化过程所带来的后果。随着社会公共生活的逐渐消失，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就不再是“已知的”状态；人们不得不冒着巨大的风险去做个人的挣扎，以便获取业已消逝的生活状态。于是，德国的一些年轻人便通过种族和民族的认同来重新定义他们的身份；他们在关系紧密的种族群体中找到了某种归属感。他们中的一些成员甚至把共同参与种族暴力事件，看成是证明与显示他们同一身份的一种方式。正如海特梅耶所指出的，“一旦自然的社会成员及其认同关系丧失殆尽，以至只剩下作为德国人这一点是确定的，那么，暴力事件便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方向。”例如，在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极右势力逐渐增强，种族暴力事件日益增多。这一事实再一次证明了海特梅耶关于由个体化过程所带来后果的观点。
由于这一地区实行了全面的经济重建，社会正向着市场化转型，原先由国家提供就业机会和公共住房等制度所带来的安全感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普遍的不确定性。
作为种族或民族群体，为个人所能提供的某些庇护和稳定性，其主要途径即是以一种共同体的形式采取行动。那些具有相似观点和背景的人们，可以借此结合在一起，并从这些群体的稳定性中获得安全的保障和体验。同时，一旦归属于自己认同的共同体，人们可以不必退隐到个人主义的狭小空间，从而可以排遣个人的孤单状态和寂寞感觉。种族或民族认同的事实，也体现了人对于共同体以及相互结合的一种需求。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加以讨论。
关于种族群体或民族是否能够作为共同体的一种形式而发挥其作用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后者的功能问题，已经引起了许多的争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从民族心理形成的角度历史性地分析了这一相关问题。他认为：民族是一个“想像出来的共同体”。他（1983）说：即便是一个最小的民族，其成员不可能认识这个民族中的大部分其他成员，他们也不至于能够聚集在一起，甚至是互通消息。但是，关于民族的共同意象却深深烙在每个人的心灵中。
民族作为一种共同体，尽管其内部难免会出现紧张关系和不平等现象，但“民族总被认为是一种基本的、潜在的同伴关系”而存在。而且，尽管民族是一种“想像中”的共同体，但从某些方面来说，人们对待它的情感并不见得就不那么真实可靠。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除了这种深切的同伴情感之外，我们对那些随时准备着为自己的民族去奉献生命的人们的行为还能做如何解释呢？
安东尼·吉登斯（1990）也强调了民族主义行动的心理因素，特别是它能够满足人们对于认同感的需求。他认为：全球化等进程已经导致人们对于确定的时空体验的“消失”，在当前的状况下，这种心理因素尤其必要。至此，我们可以回到本章的主旨：种族的、民族的、地方的认同以及其他的宗族主义形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应该被视为对新的社会状态所做出的回应。
全球化、杂交化与他人
全球化造成“宗族”认同的另一种途径，正是在确保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他人”的过程中形成。随着民众运动在全球各地的不断展开，其内容遍及商业的、文化的以及其他的种种方面，我们大家要比过去更为频繁地接触那些来自于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的人们。这就为文化杂交、多元文化主义和无国界主义的衍生创造了机会，于是，旧的社会认同便会随之瓦解。这也迫使人们去思索“他们是谁”的问题；也就是，如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1996）所说的，迫使人们要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之间进行认同。不过，不可避免地，一些人仍要竭力抵制由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进程，并企图拽住原有的民族认同和民族传统形式中的确定性不肯放弃。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1995）赞同这一观点。他谈到，所谓的“种族性”——民族的种族内核——具有根深蒂固的力量，它与全球文化和无国界主义运动将产生持续性的碰撞。在史密斯看来，“种族性”起源于前现代时期，与记忆和神话交织于一体，并深深地潜藏于世界的许多地区民众的意识里。关于这一点，玛丽·卡尔德（Mary Kaldor，1996）指出：无国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将贯穿于整个21世纪。
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进程在带来文化交融的同时，也可能导致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竞争与冲突。在欧洲，这种状况已经十分明显。全球化和移民现象给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化造成了持续性的冲突。随着难民以及寻求其他避难的人的涌入，如何解决这部分人的问题，已经成了许多欧洲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政治难题。为了缓解国内人口的就业压力与保障国民的福利条件，许多国家政府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寻找各种出路。各国政府与欧盟组织一起，通过严格控制移民，限制欧洲内部的“非欧洲人”运动以及建立所谓的“欧洲堡垒”等行动，已经对此做出了大量的努力。
欧洲的极右势力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卖力。例如，德国的共和党和法国的民族战线等政党，都主张文化的分离主义，强调人们拥有认同本民族和本国文化的权利。由乔格·海德（Joerg Haider）领导的自由党（FPO）在奥地利的政治地位日渐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凭借的是他的反移民政治纲领。奥地利从人均财富上来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其人口失业率水平又是欧洲最低的国家之一。但是，自由党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其反移民的政治纲领，尤其是反对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组织。1997年的投票表决显示，42%的奥地利人在一定程度上接纳种族主义与拒斥外国人的立场；而在欧盟国家中，持相同立场的平均比例仅为33%。
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他一些针对当前时期的全球化进程的反应形式。强烈的宗教认同就是其中的一种反应形式。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宗教运动正在席卷全球，例如，以色列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和犹太原教旨主义、美国的基督教福音书教义主义、印度激进的印度教复古主义等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宗教追随者们维护其基本教义和传统的企图，可以被看作是抵制由全球化进程和全球性消费主义所造成的趋同性或同一性的一种反应。就此而言，弗雷德·哈利迪（Fred Halliday，1996）和约翰·埃思伯斯托（John Esposito，1992）等学者认为：近些年来，伊斯兰主义的复活，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抵制西方文化和世俗主义普遍传播的防御性运动。
类似的抵制全球化进程的形式，还在许多国家政府保护国民生活（如语言、关税和文化产业等方面）的努力中明显地表现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法国政府不但发起了保护法语的运动，而且为了保护本土的电影产业还企图限制美国电影在法国的播放数量。加拿大政府极力限制美国的文化产业在加拿大的传媒和电信产业方面所占的份额。在英国，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关于国民生活方式受到威胁的恐怖小说，这些威胁可能招致英镑，甚至是英国香肠的消亡，等等不一而足。英国常常对欧盟组织怀有敌意，这也反映出英国缺乏清醒的意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欧盟的形成是为了应对新的全球形势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