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导致“宗族主义的”行为方式的另一种途径，可能与民主主权国家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有关。如我们已在本书的第三章中所讨论的，全球化进程及其相应形成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正在从各个层面迫使许多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民众，越来越不再信赖各自的国家和政府。
而且，由非国家机构和组织做出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决策的情况日渐增多；普通民众对这些决策过程几乎不能产生任何的影响。为了应对诸如此类的发展进程，一些人宁可不愿意相信徒有形式的国家程序，不愿意理会国家政治及其政治党派，而是利用自己的力量在身边寻找解决困难的途径。这些途径包括环境主义者、大街游行者、占地示威者以及种族主义者等所采取的一系列公开抗议或诉诸法律的行动。人们不再会单纯地接受与认同一个特定的民主主权国家，而是会重新思考什么样的共同体才是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
在认同政治兴起的过程中，以及在一些民主主权国家为了防范种族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争取自治与独立的运动时所遭遇的困境中，我们也许可以看到这些态度的变迁。例如，自上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一种越来越注重种族认同和国家排外的发展趋势，在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解体，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于1993年分化为捷克与斯洛伐克两个独立国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趋势。生活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俄罗斯人，已经面临来自于民族主义者限制他们公民权利的压力；这违背了18世纪启蒙运动所倡导的关于普遍公民权利的原则，而这些国家也是基于这种普遍原则在欧洲建立起来的民主主权国家。
在比利时和西班牙等国，分离主义或独立运动依然存在，甚至成了国家内部一种重要的政治势力；在英联邦内部，由于中央政府下放权利的结果，苏格兰和威尔士目前享有极大的自主权。约翰·纽豪斯（John Newhouse，1998）认为：欧洲日见增多的区域化而不是欧盟一体化构成“对民主主权国家权威的巨大威胁”。针对这种发展趋势，霍斯曼和马歇尔（1994）对民主主权国家的当前形态是否还能适应于未来的发展提出了质疑。鲍曼（1993）在揶揄这种状况时说：“莫非民主主权国家的出路，在于回归到原始部落。”
全球化的后工业时代能够凝聚种族力量的另一个要素，应该归因于电子传媒和通信技术的发展。这种发展为非官方性的或非国家性的系统和机构开展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种族群体或民族主义团体的成员之间可以通过互联网来相互传递信息，以便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他们的支持系统；尤其是对于那些移民海外或散居世界各地的成员来说，他们依然可与自己的“祖国”保持密切的联系。极右主义组织也越来越善于利用互联网的形式来传播信息。例如，2000年4月，德国的情报机构发表了一份关于极端主义行动状况的年度报告，其中提到德国的极右主义组织已经建立了大约300个互联网网站，并警告可能存在的威胁。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说，后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也从各个方面为宗族的、种族的和民族的认同注入了新的活力。局部性的与全球性的认同模式之间将会存在长期的冲突，这种冲突因素必然要导致一些顽固的、狭隘的应对方式。不过，这些行动方式一般仅限于一部分人和某些区域。另外，如前面已经谈到的，我们也发现所谓的“新的无国界主义者”业已诞生。这些人往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旅行于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员和生意人，他们与世界各地有着广泛的联系；其中的一些人在对于自己民族的认同及其重要性的意识方面，已经变得非常地弱化或淡化。不断地地域性流动（全球化的一个特征）和更多地接触不同文化背景，让他们拥有不一般的洞察力、共同理解和宽容性。
因此，人们在这个“不确定性的时代”退避到“宗族主义”认同及其行为方式，并不是一种必然的永久性状态。这种认同，在局部性模式与全球性模式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将会不断地产生新的形式。同时，全球化的力量将不分民族、种族、宗族和社会地推动和谐趋同的文化认同。总之，所有的认同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斯图尔特·霍尔（1990）所指出的：把社会认同的形式看作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变化过程，才是比较合理的。不过，不同的个体可能同时具有多重社会认同，这使得人们在不同的场合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能用我们这里所说的“宗族主义”认同方式来加以描述或定义。我们这里所描述的“宗族主义”
认同，其中包括种族民族主义和种族暴力等行为，是一种令人感到忧虑的现象。关于我们应该如何防范这些现象的不断发展蔓延的问题，将在本章的最后部分中加以探讨。
身份政治学
宗族主义行为方式的变化趋势，也体现在当代社会身份政治的兴起。这是人们强烈地认同社会中的某种特定群体的一种发展趋势，它可能表现在宗教、文化、肤色或性别等特征的同一性上。总而言之，一种建立在效忠与认同基础上的政治诉求已经形成。依据霍斯曼和马歇尔关于个体出于某种共同的体验形式而退却到一定的共同体中的定义，这种政治趋向在这里也将被认定为宗族主义的一种类型。我们还将讨论，这种退却行为往往会导致个人特定的或宗族的认同，而不是共同体或整个社会的认同；这种行为还表现为对于其他群体的排斥性，而坚持个人认同或特定群体的基本正当性。
这些都属于宗族的特征。
身份政治兴起的背后原因及其所表现的形式，不同的国家区别很大。例如，欧洲与美国有关这方面的发展状况就有很大不同。在欧洲，由于阶级在形成与组织社会生活方面的作用越来越趋弱化，这就为身份政治的崛起提供了可能性。如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所分析的，阶级所面临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那些与后福特主义或后工业主义相关联的发展进程。
相对来说，在美国，阶级在社会的形成方面也已经发挥不了一种核心作用。很明显地，美国社会缺乏一种有组织的、激进的，在政治上又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运动；另一方面，平等主义也绝没有占据“政治纷争中的最重要位置”。有人认为：在美国社会中，身份政治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出来，与人们对社会同化思想不再抱有幻想有很大的关系。不过，理查德·梅尔曼（Richard Merelman，1994）认为：美国的身份政治以及近来出现的文化冲突，集中地表现在白人意识形态上霸权地位的丧失。在梅尔曼看来，这种发展趋向则有助于敉平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关系以及少数民族反抗主流群体霸权的冲突关系。
弗朗西斯·福山（1992）把身份政治的转向问题与人类追求“被人承认”的重要性联系起来，提出了一种更为普通的解释。他从黑格尔的思想中汲取灵感，认为“人类不但寻求物质上的满足，而且追求受人尊重或被人承认的满足”。他认为：实际上，当今许多最具争议的问题，如堕胎、性骚扰和种族主义等，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一些事关是否被人承认或争取尊严而发生的冲突。在福山看来，前两个问题最终是由于妇女为了争取地位、尊严和自我价值感而引发；美国的种族主义问题也是如此，因为“在许多白人的眼里，黑人是‘一种可以视而不见的人’，尽管无需极力地仇视他们，但并没有把他们当成同类人来看待”。
福山认为，如果用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话来说，这些都是事关精神的问题：它们源自于“被人承认的愿望”。不过，福山也许过于夸大了他所提到的事例——尤其是忽视了这些争议所涉及的经济因素——被人承认的平等的愿望，是潜伏在身份政治背后的一种强烈的动机，是许多群体为之奋斗的目标。
但是，因为这些冲突在其表现形式上常常类似于宗族主义，所以，身份政治也给当今社会带来了很多的问题。美国社会所面临的身份政治问题尤为另人尴尬。刘易斯·拉帕姆（Lewis Lapham，1992）曾就此撰写过一篇题为“美国人是谁？是什么？”的文章。文章指出：由于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许多移民群体为了极力维护自己在这个“大熔炉”社会中的身份，于是，就导致了各种文化之间的激烈碰撞。例如，纽约的正统犹太教徒曾经上诉法院，要求关闭他们居住地的一些街道，以便让他们能够举行犹太教徒的安息日仪式。这样的文化认同形式就难免侵害了他人的自由。
约翰·欧苏利文（JohnO"Sullivan，1996）认为：美国人的身份政治体验已经削弱了待人的宽容之心。它阻碍了一个社会共同的规范和价值观的发展，并增加了潜在的社会矛盾，以至使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总处于一种持续性的，但强度不大的文化冲突之中。同时，身份政治也有损于民主的进程，因为特定的群体作为一个整体，在投票选举的时候往往更多地从自己的群体利益出发，而不是考虑广大社会的利益。因此，它也给立法增添了更大的难度，因为身份政治往往都是在权利的语境下加以表述的。正如我们所知的，它将使不同的群体各自为营，相互之间俱不妥协，甚至导致疯狂或暴力行为。
这样的社会生活或政治生活难免会产生出种种各自为政的小团体，那么，那些没有群体归属的人或没有特定的群体认同的人就要受到排斥。实际上，那些受到排斥的人常常被当作“敌人”来看待。这种状况的进一步发展，也有可能会导致分离主义。例如，一些同性恋活动分子倡导要建立一个“同性恋民族”；而一些女权主义者（“政治同性恋者”）则倡议要与男人进行分离。这就造成了社会中的“人群隔离化”，使得人际之间的社会交往变得愈加困难，结果损害了每个人的社会生活质量。这也将阻碍市民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总之，这种形式的身份政治甚至到了无视人所拥有的多重身份以及与我们每个人都休戚相关的共同或共享利益的程度。
身份政治学也时常围绕着多元文化主义的问题展开争论，但是，这些讨论往往没有就有关的定义及其影响达成共识。许多多元文化主义的倡议者只看到文化之间的差别性和多样性，并视之为促进文化多元主义的一种途径。琳达·弗赖伊·波海（Linda Frye Burnhan，1994）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意味着所有的文化都可以存在，都应该彼此尊重。
比库·帕里克（2000）指出：多元文化主义也时常被认为是关于少数民族的（通常为非白人的）文化，他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多元文化主义是关于如何正确描述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相互关系的术语。我们不能割裂地看待它们所具有的主要特征，其中包括公正等基本原则，而是应该通过一种开放的、平等的相互对话来理解它们。
然而不幸的是，正如有的批评家所指出的：所谓的推进与实行多元文化政治，其结果往往导致了各种共同体或群体之间紧张关系的进一步加深。例如，在美国，有关各类学校教育课程内容的争议持续不断，这些争议常常在多元文化主义支持者与美国认同至上的市民文化提倡者之间形成了两极化。
前者强调了年轻人学习他们各自民族或文化历史的有关知识的权利；其中的一些人认为：所谓的美国认同的市民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由白种欧洲人主导的文化。多元文化主义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莫里弗·凯特·阿桑迪（Molefi Kete Asante）则认为：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每个人都带着各自特定的文化背景来到美国，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共同的美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