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争论已经引发了大量的争斗和抗议行动。例如，1993年5月，为了抗议学校没有把有关奇卡诺人（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教学方案列入正式的学习课程，一群墨西哥裔大学生占领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师楼，造成了价值5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诸如此类的冲突事件以至让琳达·查维兹（Linda Chavez，1996）得出结论说：多元文化主义正在造成美国人的相互分离。教育评论家埃伦·凯·考夫琳（Ellen KCoughlin）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美国是关于一种共同文化还是多种各不相同、兴许互不相容的文化的故事叙述呢？”我们需要对身份政治所具有的两个防御作用加以说明。第一，在许多现代国家中的确存在这样的情况：社会中的一些群体或人群，如黑人、同性恋者和妇女等，已经遭受或正在面临各种形式的歧视，这也就是福山所说的缺少“被人承认”的现实。身份政治能够提供一种群体稳定性，因此，它可以作为一种支持与保护系统；同时，这种身份政治也为反抗种种形式的不公正带来一定的机会。
第二，本书以及许多身份政治的批评家所倡导的，把共同体或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与行动所面临的风险就是：它是在一种单一的意识形态霸权下考察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别性。众多文化的趋同结果，难免会形成一种主导文化。相对来说，身份政治尤其是多元文化主义，潜藏着对于单一文化群体霸权地位的一种挑战性。
这两个问题——受歧视或不被人所承认与文化霸权——只有在公正与不公的概念下加以探讨，才有可能减少人们去寻求那种防卫性立场——某些身份政治学的特征之一——的必要性。我们接下来讨论公共精神文化在这方面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
宗族主义与公共精神
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了当前时期所出现的宗族主义的一些不同表现形式，现在，让我们来讨论公共精神文化在抑制这些态度和行为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推进公共精神文化发展的计划能否获得相应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各个社会的不同特点。例如，在一些有着冲突历史的社会中——如北爱尔兰等——推进公共精神的计划所能带来的作用可能是微乎其微的，况且，也是不可能付诸实施的。
一种公共精神文化对宗族主义态度可能形成挑战，主要是因为：它有助于创建富有生机的、相互支持的和包容性的地方共同体，并能培养人际之间的互信关系和社会资源。具体表现在以下的一些方面。
第一，如我们在本章中所分析的，不同种族、文化和民族群体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这个个人主义时代缺乏安全感和共同生活形式所造成的结果。后福特主义的社会转型，"毁了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基础；对于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来说，市场化的思维方式占据了主要地位，这就使他们在发展共同体方面表现得无所作为；这也意味着，在当前时期，种族和民族群体是仅存的，且为数不多的集体认同和支持系统的有效来源之一。因此，公共精神文化的发展有助于地方共同体的重建，这种共同体又可以作为相互支持、稳定性和集体行为的替代性资源，从而能够抑制个人诉求于“宗族主义”群体的需要。
第二，亦如我们在本章中所分析的，由于人们在社会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往往会感到自身被主流社会边缘化，于是，宗族主义就有可能日渐活跃。人们之所以较容易被卷入那些带有排外性的，甚至是极端主义特征的群体，是因为这些群体能够提供一种替代性的形式保证，尤其是一种归属感和目标性。我们在这里所提倡的公共精神文化不仅兼备了这些特性，而且是建立在包容性的基础之上。我们应该激励社会的所有成员，不分阶级、贫富、种族、民族、年龄、性别和宗教信仰等——在第五章中所提到的各类刑事犯罪分子除外——参与各种形式的邻里或共同体活动。这类活动在为人们相互交往提供机会的同时，人们还可以从中学到新的技术和技能，进而在社会中发挥更有意义的、更富创造性的作用。
很显然，倡导公共精神文化所带来的包容性形式，也是有一定的类型限制的——它指的是通过从事或参与一种共同的行动，基本上能够让人们感到自己是一个社会或地方共同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那些形式；它并不包含许多西方民主国家所普遍存在的那些具有社会排外性的形式，这些形式仍需要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进行引导与治理。
第三，公共精神文化除了能够有效地削弱民众被边缘化的形式之外，还有助于抵御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那种在身份政治学支配下的分离主义趋势或愿望，从而防止社会中的“人群隔离化”。这是因为，构成身份政治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被人承认的愿望。通过对邻里或其他地方共同体成员履行某种形式的公共精神行动，每个人就是在承认他们正在提供帮助的那些对象的存在；于是，社会可以形成这样一种共识：每个人不分阶级、贫富、种族、民族、年龄、性别和宗教信仰等，都能获得社会的支持和帮助。这样就能够使那些从属于少数人群体的人们融合到更广大的社会共同体之中，同时，也就不再会出现如福山所说的那种被“视而不见”的（如许多美国黑人所感受到的）情况。
另有一种与推进公共精神文化发展大为不同的做法是，最近在英国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建议：强迫来自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居住和生活。例如，种族平等委员会（CRE）前主席格博·辛格（Gurbux Singh）认为：政府必须通过公共政策，尤其是在住房和教育等方面的措施，强制性地让白人群体与其他少数民族群体融合在一起，以避免未来出现更多的麻烦。他深信，为了避免如2001年夏天发生在英国南部许多城镇的种族骚乱，这样的措施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是，这种途径存在着许多的问题。首先，政府不可能强迫人们居住在某些特定的区域。其次，这种途径中的强制性成分也有可能会增加不同种族和文化群体之间的敌对态度。总之，政府的公共政策应该起到缓解不同群体之间相互分离的作用；为了在不同群体之间达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目的，公共政策的推行必须是一种顺序渐进的、耐心细致的过程。
因此，推进公共精神文化的发展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通过一些激励社会所有人群参与其中的邻里或共同体活动的连贯性计划，可以让来自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们拥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相互交往。这种顺序渐进的途径更有可能达到一种积极的社会效果，因为它为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提供了时间保障。当然，这种计划也有可能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因为他们需要利用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例如，那些坚持不同群体之间相互敌视、分离主义和非趋同性的宗教或文化领袖，如已经去世的拉贝·米尔·卡罕（Rabbi Meir Kahane）、马尔科姆·爱克斯（MalcolmX）以及“路易斯·法兰克罕的伊斯兰民族”等，可能会发现这种计划更加不利于他们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激励各种形式的公共精神文化活动的计划，可以抵御那些种族主义、不容异己的群体以及文化冲突赖以存在与滋生的错误观念和不信任感。
不过，就此而言，公共精神文化所能达到的效果也可能是很有限的，这是因为——这适合于任何一种关于寻求消除种族和文化分离的建议——它有赖于社会中所有群体的参与性，以及人们所具有的摆脱自己的特定群体的勇气。在许多情形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是不容易的。例如，生活在西方民主国家的一些穆斯林教徒、正统的犹太教徒以及其他的宗教信徒，把保持一定程度的分离主义看成是维护自己在世俗社会中的文化认同的一种途径。有意思的是，格博·辛格认为：当诸如住房等领域的公共政策在缓解社会群体分离状态中无所作为的时候，鼓励英国的少数民族群体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广大的社会中去，是消除种族和文化分离的一种途径。正如他所指出的：他非常理解他们“希望缔造小型旁遮普（现分属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愿望，但是，他们必须“开放自己，认识到他们是生活在不列颠，而且拥有广大的社会”。
对于西方民主国家来说，这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领域，因为他们的文化和种族正在变得更为多种多样——随着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大量涌入，少数民族群体的规模将日渐扩大。一个国家如果不能适当地处理好这个问题，那么，就可能出现紧张局面，甚至产生各种社会冲突。英国近来发生的一些事件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卡特勒报告”（Cantle Report）曾就2001年夏天发生在英国南部各个城镇的种族骚乱做过调查，它得出结论说：白人与黑人正在处于“并行的生活”状态之中。它强调指出：不同的文化群体需要在相互理解与接触的基础上，进一步增进相互之间的融合关系。
为了应对种族骚乱，“卡特勒报告”所做的调查，8月11日以后的紧张气氛以及如何解决难民和寻求庇护者问题所引起的不断争论等等，英国政府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新移民必须接受公民教育（及考试）和学习英语课程等建议；以及在他们有可能成为英国公民之前要举行一种新式的效忠宣誓仪式；等等。
然而，这些措施——在很多方面效仿了美国和加拿大所采用的做法——基本上是一种一次性的入门过程，无法触及“卡特勒报告”
中所揭示出来的一些实质性问题。例如，就增进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而言，这些建议根本没有涉及如何保证让英国本土居民了解那些移民逃离自己祖国的原因等方面的内容。总的来说，与本书所建议的内容相比，它们不能更好地确保或促进移民人群与本土民众之间的相互沟通与良好交往。
我们在本书中所建议的内容，还有另外一个优势，那就是：推进公共精神文化发展的计划带有限制性特点，它可以减少或防范那些利用不同文化的差异性来进行违法犯罪的活动。这种策略常常会被指责。而且，有人会认为：这种寻求社会和谐以及和共同体保持紧密关系的做法否定了文化的多样性特征。有的批评者认为：这种做法限制了文化的多元性发展，往往会导致最强势“共同体”或群体支配少数民族群体的局面。共产主义的应对策略则是：通过平衡多样性达到统一性与构建一种“共同体中的共同体”，来达到取消现代社会中的文化分歧的目的。正如埃茨奥尼所指出的：“‘共同体中的共同体’（或多样性的统一）的概念，是一种用硬性框架拼凑起来的映像。”
我们只想说明一点，以上的情形不足以作为反对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关于推进公共精神发展计划的依据。再重申一次，这样的主张不适合于本书的主旨，因为我们所倡导的计划是有很大的限定性特征和使用范围。简单地说，我们所倡导的计划只是限定在这样的范围内：为了给人们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努力构建更具互助性和包容性的共同体。总之，我们的目的也并非是为了排斥或消除那些特定的生活方式或文化传统，而只是为了抵御那些可能导致褊狭行为和社会冲突的宗族主义行动方式。
一种公共精神文化，由于它可以用来防犯任何群体被边缘化与促进人际之间的包容性和互助性，从而有助于恢复或提升公民身份的普遍准则；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普遍准则往往由于人们寻求宗族主义的庇护而大受削弱。尤其是，创建这样一种公共精神文化对于增进人们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社会参与性是十分必要的，它有助于促进民众的共同价值观和目标感。
小结
总之，“宗族主义”行为方式在许多西方民主国家的繁衍滋生，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认为是那些导致了一个“不确定时代”的相关过程。然而，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推进公共精神文化的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宗族主义”态度和行为赖以形成的条件。因此，设计与实施这样一种计划是有充分的理由。当然，正确处理好种族和文化分歧问题，需要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配合，比如，创建相关的政治对话论坛，消除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克服社会排外性倾向等等。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也已经谈到，我们不可指望把推进公共精神文化的发展当作一种能包治当前社会百病的万灵之药；但无论其功效如何有限，它对于应对其中的一些社会问题还是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