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历史的烽烟
寻求发展的支点
如水的思想潺潺
擎一束火把
把今天和未来点燃
上一章我们之所以用较多的笔墨梳理全球背景下国际教育的某些特点，目的是使学校教育的改革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只有了解了其他国家在做什么和如何做的，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所做工作的优劣，我们所走的路是否正确，能走多远。当这些问题明了以后就要涉及另一个问题——学校“发展”的问题。
一、“发展”的概念及宏观教育发展的路向
2008年8月，笔者出任宁波市洪塘中学校长。依据时代发展和学校的实际，经过深思熟虑后，笔者把学校的办学理念定位为“培养可持续发展的学生，造就可持续胜任的教师，实施可持续提升的教育”。而这一理念的中心词就是“可持续发展”。
“发展”是一种努力扩展的过程，同时它也是一种哲学。黑格尔指出：发展是指辩证法序列中一个概念向下一个概念的过渡，“绝对精神”是由着某一系列具有内在必然联系的逻辑概念的辩证演化体现的，每一概念都表征着某一发展阶段的时代精神。社会学家一般从广义上把“发展”理解为社会变革或者社会变迁，就是社会发展变化的某种趋势，社会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演进。
而我们所理解的“发展”则有其多义性。我们在谈到社会的发展时，则指一个朝代过渡到另一个朝代，一个时代过渡到另一个时代，比如，汉代之于秦代或者唐代之于隋代则是一种发展，改革开放之于“文革”时期便是一种发展。但是当某一个时期在社会的演进过程中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或者产生负面作用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说它是一种发展，比如“文革时期”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我们便不能说是一种社会的发展。因此说“发展”往往是从正面上的演进而言的。“发展”又是一种相对的概念，每一个时期的发展都有不同的新的社会内容。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发展是指使用劳动工具的变化，社会制度的变革。工业文明的历史发展，其凸显的是社会已走向技术社会。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最集中体现，因为技术进步是社会发展的突出标准。而社会走向现代化，则强调的是以技术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化社会及工业文明的转化，这是一种真正的、全面的进步。这种进步不仅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为标志，并且影响了世界发展的结构和国际社会的重组，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道德观念。从这里我们也可以领悟到发展和进步都是有一定标志的。进步是社会整体的一种演变，它有着深刻的社会逻辑内涵。
但是从我们国内和国际的情况来看，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发展又是不均衡的。有的地区和国家能够跟上甚至超越发展的脚步，有的则落后于发展的脚步，这样便会在大的背景下导致发展的不同步，这是发展的现实对我们的启示。
哲学家邹广文在《当代文化哲学》一书中指出：“发展”的概念“着眼于当代社会的进步，现代人已经赋予了‘发展’以十分丰富的内涵和现代意蕴。
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这样说，‘发展’概念是人们研讨20世纪中叶以来乃至21世纪社会问题所使用的特有概念，这一概念体现了人们谋求社会整体性进步的文化追求”。而“发展”的多义性对于教育来说似乎就更加丰富了。
就其分类来看就有学校的发展、老师的发展、学生的发展、课程的发展、教学技术的发展等。同样，笔者认为不管是老师、学生、学校的发展还是其他和教育相关联的等等方面的发展，它们都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性，并且是相互关联的。比如学校、老师、学生的发展，我们认为没有学校的发展就不会有老师的发展，没有老师的发展就不会有学生的发展。但是这些发展的影响又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我们只有认识到“发展”的这些特点，才能全面规划、整体布局，使发展真正落到实处。
谈到“发展”我们还有必要追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的发展史，从而使我们对教育发展的认识更加厚实，更加直观。
（一）新中国成立初的教育发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不同，新中国的教育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是服从和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需要，当时的中央政府制定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纲领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育方针。毛泽东指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中央人民政府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这种规定适合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而当时我国的教育方针，则强调两点，一是教育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二是教育必须为生产建设服务。这是和新中国的国家性质以及新中国的历史使命相联系的。新中国实行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并且以此取代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法西斯专政。工、农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是他们创造了文化，但是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接受必要的文化教育。这种现状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形象是极不相称的，也极不适应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那么革命胜利后其首要的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正如瞿葆奎所说：
“在新中国，如果没有这种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就是说，如果没有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那么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就没有确切的依靠，就没有根基，而谁都知道，世界上没有确切的依靠和根基的东西一定要垮台的。”所以教育性质和教育方针的确定需要和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相适应，而相对于旧中国只为少数人服务的教育，无疑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历史的坐标上来看更是跨越性发展。
这种发展体现在对旧教育的改造上。
首先，它确立了政治教育的新秩序，摒弃了国民党的专制教育制度。
其次，废除旧学制，厘定新学制。当时的中央政府认为：“我国原有学制有许多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工人、农民的干部学校，各种补习学校和训练班，在学校系统中没有应有的地位；初等学校修业六年并为初高两级的办法，使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难于受到完全的初等教育；技术学校没有一定的制度，不能适应培养国家建设人才的需求。”于是，所有新学制将小学缩短为5年，并且对中小学教学内容也都作了相应的调整。当然这种调整现在看来过于匆忙，但是它在制度上保证了新中国的教育沿着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方向不断向前发展。
再次，确立“以俄为师”的文化发展战略。这种战略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性选择。“以俄为师”及学习俄国的先进经验，表现在教育上就是全面学习和移植苏联社会主义的教育模式。谈起苏联的教育模式不少从事教育的老教师还是记忆犹新，诸如“凯洛夫教育学”、“红领巾”教育法、“高难度训练”，还有影响到20世纪末的课程设计，都有前苏俄教育的影子。现在看来，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唯一样板，苏联的教育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特别是凯洛夫《教育学》中注重系统知识的传授，提倡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教师、教材与课堂教学的核心作用，都为我们当时的基础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之后苏霍姆林斯基的“和谐教育”理论更具有前瞻性的意义，他的教育理论被称为“活的教育学”，具有一种长久的指导意义，这些都是我们教育发展的具体内容。
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教育发展，同旧的教育相比是具有颠覆性、跨越性的。它不仅以我们的社会实际为依据，发展了我们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而且借鉴了社会主义阵营中教育的优秀成果，这种借鉴和吸收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盲目性，但对于我们今天教育的发展仍有较强的启发意义。
（二）“文革”时期的教育发展
“文革”时期的教育是一种混乱的教育，人们称当时的教育为“教育大革命”，它在“左”的路线指导下，不仅使教育没能按照时代和教育本身的逻辑得到发展，反而制造了一场空前的灾难。“文革”教育疯狂的“文攻武卫”，鄙视、批判、打击知识分子，称他们为“臭老九”，教育被彻底的政治化和帮派化，所谓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不仅疯狂地践踏了人性的尊严，而且严重地违背了教育和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使我们的教育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反而使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严重下降。人们通过教育提高道德理想、文化水平的愿望不仅没有得到实现，反而使人们的思想道德和观念、科学文化素质普遍滑坡，给教育的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文革”时的教育便不能说是发展，因为它打断了发展所要求的逻辑，没有通过教育而促使人的素质提升，没有发挥通过教育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同样具体到一所学校教育到底有没有发展，也要看一所学校通过你的教育行为是不是使学生的道德及文化素质得到了提高，老师的业务能力得到提升等，如果这些是负向的，我们的教育就不能说得到了发展。关于“文革”的教育我们就简单地说这些。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教育发展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提出并实施了以“改革开放”为中心的战略大转移，这是对中华民族发展具有划时代影响的伟大转折，同时也对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带来了新的契机。“文革”结束后，教育界可谓百废待兴，需要恢复和整顿。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运动极大地解放了教育工作者的思想，由农村开始进行的经济改革，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的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同时导致了社会阶层、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我们教育改革的帷幕也逐渐拉开。
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教育从20世纪70年代末教育的拨乱反正，到20世纪80年代新教育方针的提出，以及邓小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题词，标志着中国的教育正式开始了面向现代化的征程。笔者感到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国家真正开始了一种伟大的教育运动。
她的历程虽然是曲折、艰难的，但是发展演进的路向是清晰的。
20世纪80年代的教育经过恢复、重建，有几个比较清晰的发展路向值得总结。
首先，教育确立了对外开放的格局，一个重要的标志是恢复了一度中断的公派留学生和自费留学制度。
其次，建立了义务教育制度，提出限期普及基础教育的要求。关于义务教育，据有关材料记载，早在清末就提出过义务教育的设想，在民国时期和在解放区根据地的教育中也有过不同形式的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以动员的形式推进和普及教育，虽然取得重大的成绩，但还没有真正的制度保障，而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下发《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1980年12月）还是第一次，这同样是教育发展史上的大事。
再次，重建中小学重点学校制度。一个重要的措施是，1980年12月，中小学的学制从“文革”时的10年恢复为12年，并在中小学重新建立重点学校制度。这种制度主要是基于改革开放“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客观要求，以及集中力量办重点中学，把最好的教师和学生集中在重点中学，保证培养出一定数量的高水平人才的要求。重点中学制度的施行，具有明显的精英主义色彩。而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这一制度也出现了明显的缺陷，也就是导致了学校间差异的加大，基础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应试教育”的极端化，这种状况到现在还没有改观。当然“应试教育”的泛滥原因，不能全部归结为重点中学这一制度，但它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又是无疑的。在这期间还产生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教师与知识分子地位低下导致的生存危机。它直接导致文化的贬值、知识尊严的失落及各种社会价值的混乱。当然这些随着我国教育的发展和制度政策的调整，已逐步得到解决，知识的价值也随着全球化及知识经济的到来，重新确立了它应有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和教育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级各类教育在办学规模上进一步扩大，教育设施和办学条件同样得到极大的改善。2000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等教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真正实现了教育的大众化。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教育领域长期积累的矛盾也更加突出，其表现是“应试教育”导致教育的畸形发展，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许多学生睡眠不足，教育这一成就人的事业，竟成了对青少年身心的一种摧残，而教育的育人功能日渐缺失，导致学生的创新能力严重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