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温州的经济发展过去是指民间的。力量来源于民间的自主创新，对于温州的未来，其实仍然还在于民间。民本思想本身是永嘉学派事功文化的核心。也正是因为这种传统文化的传承，促成了温州人极强的自主意识，也促成了政府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这样一种执政理念。所以，从根本上讲，我认为温州的整个发展史是一部注重民意、集中民智、依靠民力、创造民富的这样一种奋斗的历史。所以作为温州当今发展以及今后发展趋势来讲，其实非常典型地表明了在治理过程中特别是地方治理过程中，我们需要政府，但是权威不一定是政府，善治离不开政府，更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多方主体的结合。否则只有统治而不是善治。正如孙教授刚才所提出的离开了法治保障，离开了我们刚才所列举出的二十多种形式的保障，那么，我们的地方治理寸步难行。洪教授也指出了，过去我们地方政府更多的是仅仅用于推进地方的发展，而现在最重要的是创造和优化社会发展环境，提高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因此，在进一步的治理模式的一个变革中，我想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去彰显法律保障地方的治理过程。同时，进一步体现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以及方式的多样化，体现出自上而下的制度化以及自下而上的自主化的结合，真正体现出从单一政府定位到多元社会选择的这样一种演进。从总体而言，就地方治理变革来讲，我们可以总结一句话，就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间力量能够充分体现沟通的作用，实现利益的平衡与博弈，实现民主化和自治化的一种进程。当然，作为温州的地方治理来讲，我希望能够体现出两个领域的拓展。第一个领域，我想我们以前可能更多的还是经济方面的利益，特别在当前法治国家进程建设方面，应该拓展到法治领域。第二个，从地域来讲，温州模式在以前曾引起过全面的反响，我也希望，如果说我们的地方治理模式能够突破地域的一种界限，能够体现出根植于温州本土、归属于全国的这样一种全国性效益，当然是更加美好。
王新博士：林检察长说我们的地方治理模式可以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我不太同意。首先，这里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中央集权的体制需要变革，而这个变革的根本就是民主。站在民主的制度上来看，传统文化中肯定是没有的，法制与现代法治也是完全不同的。我有一个问题，我们的治理模式，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到底该选择威权模式还是民主模式？其实这在中国还是有争议的，我们的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还是倾向于选择威权模式。比如说新加坡模式就是一个典型的威权模式，那我们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不是民主国家，那么我们如果选择威权可能会更简单方便？但现在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中国是否能实现威权统治或威权治理？威权治理是否有效？在学界可能更多的人愿意民主治理，但可能民主治理对于中国而言现在问题是最多的，我很想听专家们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你愿意选择威权模式还是民主模式？两种模式是否有调和的地方？
我还想补充一点。去年我们做了很多的调研，调研过程中我们有一些访谈，也做了一些问卷调查，我们调查了温州10个群体，1000份问卷，关于温州和谐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结果不和谐的矛头都指向了政府。这就为地方治理提出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温州的地方治理需要尊重民众。其实温州的很多企业家都说政府不管，我们可以把很多事情做得更好。政府管，常常造成错位或缺位，造成问题一大把。
林越坚副检察长：这位老师（指王新老师）可能对我讲的内容有一定的误解。实际上，我们说循环是指两个层面：一个是权力在太阳底下行使；第二个是人不能两次踏人同一条河流。这两个问题一定要同时来看。所以你讲的民主是近代的资本主义民主还是民主精神的实质？这个民主精神的实质古代中国就有，只不过还没有形成制度。所以，我觉得不应从形而下的层面去理解，而应从形而上的层面去追寻。我觉得可能我们理解的角度不同。
陈安金教授：我还是比较支持林越坚副检察长的观点。春秋战国时代，那是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是多么有民主精神。在这样一个具有民主精神的时代，民主的继承和发扬，实际上对地方治理是大有益处的。比如说孔子的“仁者爱人”，老子的“无为而治”，墨子的“兼爱非攻”，孟子的“仁爱王道”，还有荀子、韩非子、孙子等等，这些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民主很有意义。中国古代有一大批仁人志士都在呼唤着民主。
研究生黄楠：很庆幸有机会发言。刚才洪教授说在转型背景下有三个大前提，第一个是全球化，第二个是信息化，第三个是合作化；而孙教授阐述了从20个方面来构建地方治理的模式。那我就有两点思考：第一点，从地方治理管理模式提出的可行性上看，孙教授提出立法前一定要具有客观性，价值无涉，但在实际生活当中，各种价值主体难免会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冲突。各种主体是否能在博弈中取得一个恰当的利益平衡点？ 第二点，在信息网络化的前提下，民主已经不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一个怎么去做的问题。如何处理在信息化的前提下，政党、民间NGO等各个主体间的关系，来实现地方治理系统中的各个主体的利益博弈？谢谢。
刘芸老师：我想谈一下刚才有位老师提出的民主能不能继承的问题。这个问题从法律继承的角度来看，继承古代的或以前的东西，能不能对现代产生影响，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人类物质文化本身就有其延续性的，人类的很多方式是有延续性的，人类的许多文化成果也是有延续性的。历史证明我们在学习中确实取得了不少经验。很多好的成果在地方治理模式中一直是存在的。第二，政府要不要对社会管理。其实我在给学生讲课时也提到过，有一个例子，刚好在23号奥巴马签署了一个医疗改革的法令，实际上这个医疗改革法令在小布什时期就已经起草，但是由于美国中产阶级对这个事情一直很反感，导致这个医疗改革法令迟迟不能通过，因为这与美国主流价值观中的“政府少管”是相冲突的。现在的情况不是政府要不要管的问题，而是政府管到哪里，管的方式是否民主，程序是否到位的问题。对社会管理而言，一方面，要让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来调控；另一方面，政府还是要管的。
还有，对“社会转型背景下地方治理模式追寻”这个题目我有自己的一个想法。社会转型我的一个理解是从人治到法治，可能计划经济更多的是人治，而市场经济更多的就是法治。另外，就是民主政治的变更。刚才钭老师也说很多利用地方治理中民本的东西来，我也觉得，依靠民众力量，依靠网络。一方面温州民本的东西可以推广，另一方面可以借鉴。这里有三个问题我们可以去思考：第一个就是模式设计上，我们是采用进化性的还是构建性的？第二个在路径选择上，是选择本土化还是外来移植？ 第三个从地方治理模式的动力上看，我们的动力是内源性还是外源性的呢？我觉得两者都有。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林检察长，你刚才提到政治上和经济上要柔一点，文化上要刚一点，那么文化的刚性与多元性、包容开放的心态怎么样去调和？
林越坚：我说的文化上的刚并不是指王权的至尊无上，而是指政府在文化上要抱着积极的心态，抱着刚健进取的心态去建立一个社会主流的文化共识，着力于建设这种共识。我并不是说去排斥其他的文化。
李炳安教授：首先，今天我是非常认真地听了各位专家学者的讲话，引起很多的思考，学习还是非常深刻的。我现在有几个问题想提出来和大家一起思考。
第一个问题是社会转型背景下的追寻本位在哪？经济、文化、政治、社会这四个方面的轮子到底哪一个对于现在的温州而言是现在急需要做的或者说哪一个还没有转起来，现在要做的是哪一个方面。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陕西省神木县的全民医保方式没有在温州率先实行？经济上看温州肯定要比（神木）一个县的经济要好得多，虽然神木县也是百强县，但在百强县中也是在排名最后的几位中，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究竟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哪个子系统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讲到温州地方的立法权。刚才洪主席从人口来比较，力量还是不够的，立法权不能从人口的角度来比较，立法权还是要考虑到法治的安定性、确定性、稳定性、协调性等。当然，温州要立法权是可以的，关键是我们要找出温州更需要、更能说明要的原因的理由，不能完全从人口上来找原因。
第三是合作化的方式问题。合作化方式肯定是大的方向，现在重点解决的是怎样找到一种结合的方式，怎样运行。因为我了解到，有些结合就是简单的勾结式的、地方式的、宗教式的乃至黑社会式的，基本上就是那些有势力的人在治理。选举谁可能问题都不大，关键是监督这个环节，谁去监督，是要找到自治的充分的理性条件，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
第四，关于地方治理主体问题。我觉得也非常重要，主体里面尤其是非政府主体，它本身的内部结构如何正常运行，它本身的内部监督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怎么样配合？没有监督机制有可能这个组织最后就会变形，就会走样。
再一个就是问责制，问责制的基础及法理基础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政治性的安全事故不承担责任，非政治性的安全事故却要承担责任？责任的配置机制有何法理基础？
地方治理模式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家的总体的治理结构与地方的治理模式有一个互动的关系，以及党的垂直领导。这些恐怕要制约地方治理的追寻与选择。以上是我关于地方治理模式的一些想法，欢迎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陈国治教授：刚才各位就地方治理从法学、政治学等方面都有了比较全面的思考，现在我想从行政管理、从地方政府管理的角度来谈自己的看法。治理模式的核心问题或者说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体制问题。体制如果仍然是比较僵化的或者比较高度集权的，对下面来讲，特别是像刚才洪主席也提到的温州市镇级市问题，我们了解到的镇级市为什么要实行？也就是因为体制在这方面不适应，有许多是责任大，但权力小。责任大、权力小的根本原因其实还是体制问题。所以温州市里，这也大概是全国最早搞的镇级市这样一个改革。这个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把更多的权力下放，把县里面的权力下放给镇里。当然，这种做法在法学上或者今后其他层面上是不是能够坚持下去，能不能形成全国的这种模式，还有待于今后实践的进一步检验。但是，我们今天在讨论地方治理模式，别忘了我们总的来说是在一个大的体制环境下面来探讨。不管是哪一个地方，温州也好，或者其他哪个地方也好，它都有自己的地方特色，这些特色都是在全国的这种大的体制环境下进行的。中国对这种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改来改去也没有实质进展，改一次政府的权力膨胀一次。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这种背景下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要解决最主要的就是要能理顺这种体制。因为我们政府不是不想做事，其实每一个有责任感的公务员，有责任感的领导，都想做事，想把事情做好，但有些时候伸不开手脚，没有办法，是这个体制束缚了他。所以我们说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层面，要使地方治理更科学更高效，就要求我们在体制方面进行改革。体制改革在党代会以及人代会上都提过很多设想和规划，但这些设想、规划现在总的来看还比较粗、比较虚，实实在在的东西不多。孙教授也讲到了财政体制的改革，省管县的做法（从全国来看）正走向规范化。但这只是财政方面，而在其他行政体制改革方面还需要相关的配套的东西。
所以我个人认为，要理解和探讨地方治理模式的话，核心的问题还是体制的转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