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城乡一体化这一宏观的发展目标，就需要用城市化的水平来衡量，当前中国的城市化是传统农业经济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经济社会的过程及其结果。它既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革过程，又是一个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4）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进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城乡统筹为前提，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产业为支撑，以和谐共享为准则，坚持制度创新，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建设城乡经济、社会和生态和谐发展的思路成为这个时代经营范例模式的主旋律。
石狮市位于福建东南沿海，原隶属晋江县，1988年撤镇建市。建市20年来，石狮市充分发挥福建省综合改革试验区的作用，城市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党的十六大以后，石狮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城乡统筹，成为全省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县域，并率先进入城市化的最高发展阶段——城乡一体化阶段，进入全国县域城市化先进行列。从昔日的农村地区进入到现在城市化的最高阶段，石狮市因地制宜地走出了一条具有县域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石狮建市之初就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构思。1988年，首届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
中国长期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如土地、户籍、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一系列制度，使城乡之间产生了巨大差异，也是城乡一体化的制度障碍。只有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才能形成和谐共生城乡一体的新格局。在这方面，石狮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改革城乡土地管理制度，促进土地流转。城市化对资金的要求非常强烈，而建市时国家只给了500万元开办经费，当时的财政收入也只有1916万元。面对城市化捉襟见肘的资金困境，石狮市委、市政府不等不靠，进行了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将传统的无偿、无限期、无流动的土地使用制度改为有偿、有限期、有流动的城市土地使用制度，仅此一项，1988～1994年直接的土地收益就达到7亿元，这些钱解决了城市化面临的资金瓶颈，为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土地越来越成为制约石狮发展的重大瓶颈。项目要上马、企业要发展，却找不到可用的土地。为了保障重点项目和新农村建设用地需要，石狮政府坚持区分轻重缓急，严格土地预审、审批、批后管理。对重点建设项目用地、重大利用外资项目和规模较大企业用地优先予以保障，对投资规模小的一般工业项目引导进入标准化厂房，原则上不再单独选址、供地。在镇村土地管理方面，坚持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完善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专项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科学运用好土地资产经营，不断完善土地收购储备和经营性土地招拍挂制度，为城市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集聚资金，把房地产开发引向沿海镇区。旧城区和“城中村”的改造要严格按照城市化的标准，整区连片、高起点进行改造，提高容积率，降低建筑密度，完善配套设施，提高品位。为了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石狮在征用农民土地时试行土地回批补偿制度，回批的土地允许农民建设与工厂配套的宿舍出租给工人，此举使失地农民有了稳定的收入，减少了征地的阻力。
建立统一的城乡就业服务体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石狮建市后，从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规范管理民办职业介绍所，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和完善维权工作机制等方面入手，围绕“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管理服务规范高效”的目标，积极推进石狮城乡劳动就业发展与和谐劳动关系建设。早在1992年石狮劳动部门就成立了公办职业介绍所，同时民间职业介绍机构也发展起来。2002年又把分散的10家民间职业介绍所与公办职业介绍所集中在一个场所，形成了以民间职业介绍为主，政府部门监管的劳动力市场模式和“一站式”的综合服务。近几年每年进入这个劳动力市场求职并介绍成功的约2万人。同时石狮还创新就业新模式——“异地培训、石狮就业”，先后与18个省市建立劳务培训、合作基地，建立引进人力资源的长效机制，吸纳了30万外来劳动者，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就业、再就业工作作出积极贡献。为了维护外来工的权益，促进他们融入石狮社会，在全省率先出台《关于优待外来务工人员的暂行规定》。规定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外来务工人员可以参与劳动模范的评选，享有政协委员、党代表的推荐，依法参与人大代表的选举权；在子女入学上实行就近入学，享受所在企业所属区域生源同等待遇；放宽外来务工人员的落户政策，凡在石狮有居住条件、合法职业及经济来源，与企业签订、履行劳动合同两年以上，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经所在企业申报，均可在房屋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请登记常住户口。这些规定基本消除了农民进城务工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有效促进了城乡之间劳动力的流动，也为外来人员融入石狮社会创造了条件。
建立城乡融合的社会保障体系。石狮市高度关注民生问题，加快推进各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财政投入不断加大，城乡居民的生活保障水平逐步提高，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走在全省前列。社保“五险”（养老、医疗、生育、工伤、失业保险）是各类社会保障的核心。近两年来，石狮大力扩大社保“五险”覆盖面，保障对象由国有机关、企事业单位扩大到非公有制单位，到目前为止，参加养老、医疗、生育、工伤、失业保险人员人数已接近4万人。2004年起实行城乡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调整市、镇低保金比例，克服镇、村“以钱定人”、“以钱定补差”的现象，并制定出台《石狮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细则》。规定从2004年1月起，凡持有本市常住户口的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均可以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实行低保城乡一体化，城乡同一标准。当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户月人均收入200元，2008年1月起提高为300元，高于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低保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建市20年以来，得益于工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石狮市的产业不断优化升级，石狮市的广大农民，也在不断向产业工人，甚至向企业主转化，最后，石狮市的经济社会结构，也快速从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高度工业化的城市型社会转型。
石狮以工业立市。2007年，石狮工业总产值427.87亿元，是1988年的125.84倍，年均增长28.10%。在石狮工业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纺织服装业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纺织服装为主的中小企业，是石狮最主要的产业组织形式。这些企业既独立自主，又相互依赖，既有专业分工，也有资源互补。它们在石狮及周边地区的大量集聚，形成一个稳定的“小企业，大群体”的产业集群模式。可以说，正是这种产业集群，为石狮经济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具体来说，截至2007年，全市纺织服装企业达3000多家，年产服装5亿多件（套），年产值超过250亿元，占当年全市工业总值的65.6%，对国民经济贡献率超过60%，已形成包括合成纤维、休闲男装、新型面料、五金辅料、西裤、童装、染整等8大产业集群以及包括服装、布料、辅料、面料、纺织服装机械设备在内的5大纺织服装市场。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闽派服装的发源地，石狮纺织服装的发展，带动了周边地区同类产业的发展，以石狮为中心的闽派服装产业集群，汇集了10000多家服装及配套企业，成为福建规模庞大、产值超千亿的产业板块。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壮大，以及完整的产业链与专业化市场的形成，不仅降低了采购成本和销售成本，而且降低了企业的学习成本和产业的进入成本，极大地激发了石狮人的创业热忱，使石狮成为一个“老板满天飞”的地方。而创业的激情，正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获得持续发展不竭的精神动力。人们称石狮的这种创业热潮为“蚂蚁效应”与“裂变效应”。前者主要是指成功的示范效应，带动一批又一批企业的诞生；后者则是指家族企业做大之后不断分化，带动一批又一批企业的诞生。
与此同时，工业的发展，有效带动和促进了现代商贸、旅游、港口、金融、信息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1988～200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8.87%，2007年达到118.40亿元，是1988年的26.67倍。与此同时，石狮的商业环境也日益健康、优化，2007年石狮市成为福建省唯一入选《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的县级市。
最后，工商业的快速发展，有效地带动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农业总产值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比例虽然连年下降，但是，其总量与规模却不断扩张。2007年，农业总产值23.30亿元，是1988年的7.77倍，期间年均增长8.90%。更重要的是，随着以工业化带动的整体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业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农民素质不断提高，村容村貌日新月异，农村各项事业也都蓬勃发展。
石狮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强力推动破解了中国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之困境。那就是从管理相对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这种产业需要资金较少，几乎人人均可投资办厂经商；技术含量较低，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很强；管理相对简单，多数人均有能力成为业主或企业家。巨大的赚钱效应，吸引着石狮人源源不断地投入工业化的进程中，形成了全民皆工、全民皆商的局面。以石狮街道办事处为例，其29个村和4个居委会，人口约10万，就拥有1200多个工厂，平均每83人一个；有3000多家商业个体户，平均每3个人中就有一个老板。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加上政府的适时引导，石狮城乡逐步实现了在政策上的平等、产业发展上的互补、国民待遇上的一致，农民同步分享了现代化的文明成果与实惠，为石狮最终实现高水平的城乡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我国城市化水平的迅猛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我国历史上城市化发展最快的30年，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全面的进步，城市化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第一，城市人口大量增加。我国自古以农业社会著称，城市人口比例很小，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10.6%。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也逐步推进，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改革开放以前国民经济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城市化水平较长时间徘徊不前，到1978年底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17.92%，30年间城市化水平提高了7.32个百分点，年均上升0.26个百分点。这个速度与旧中国相比，城市化步伐大大加快了。但与国外横向比较，特别是与一些经济发展迅速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速度是比较缓慢的。1950年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约28%，到1980年大约达到40%，30年间上升了12个百分点，比我国多增近5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工业化、现代化步伐的加快，特别是农村地区第二、第三产业经济的迅猛发展，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创历史纪录，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改革开放以前，农民与市民从就业到户口管理严格分开，除按国家计划招考招工等少量农转非外，严格控制农民向城市流动。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可以自由地从事非农经济活动，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日益增多。特别是1985年国家明确规定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的政策出台后，进城的农民更多了。与此同时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吸收了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进入乡镇企业就业。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大量乡村人口进入城镇，城镇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大，城市化水平逐年提高，2006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3.9%。从总体上看，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城镇人口由1.72多亿增加至5.77多亿，净增加4亿多人，2006年中国城市化率比1978年增加了25.98个百分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可以说，近30年是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最快的时期。
我国人口基数大，城市化水平上升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增加上千万的城市人口。1998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尽管只有30.4%，但城市人口数量有37942万人，相当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5个国家城乡人口的总和。这些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虽然都在80%左右，但城市人口绝对数都只有几千万人，最多的是日本，但也没有超过1个亿。美国是中国以外城市人口最多的国家，但绝对数也只有两个亿。所以，中国虽然不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但却是世界城市人口总量最多的国家。所以，从城市人口增加的总量看，30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巨大成就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