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日文化交流
一、古代的中日文化交流
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是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融会中发展、壮大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总是相互的、双向的，中日间的文化交流也是如此。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友好交流的历史长达两千多年。特别是初期的中日文化交流，更是表现了文化的这种与生俱来的特性。中日两国文化在交流中取长补短，达到了发展各自文化的良性状态。
日本在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中日两国文化的发展，有着非常大的不同点，两国间被推断为几乎没有文化交流，这是由当时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那时渡海很困难。但是，在中国进入秦汉时代时，日本的文化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产生了弥生文化。中国秦汉王朝的建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初的统一国家。这对于周边各地区给予了很大的影响，日本的弥生在这时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并得到发展。
日本弥生文化在日本各地传播开来，中日间的直接往来也渐渐开始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就这样一页一页写了下去。提到古代的中日交往，人们都会想到徐福东渡的故事。
在中日初期文化交流的历史中，徐福东渡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战国至秦汉时代流行的方术，曾使齐威王、燕昭王、秦始皇、汉武帝等对长生不老之药梦寐以求，方士们描绘的“海上仙山”更使他们魂牵梦绕。司马迁《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淮南衡山列传》和《封禅书》载：秦始皇东巡琅岈，刻石颂毕，齐人徐福（书中作徐市）上书，称海上有三座仙山，有仙人居住，要求带童男童女渡海求仙，于是，秦始皇派徐福率领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并说徐福得平原广泽，而后称王不归，百姓悲痛相思。但徐福究竟去了何处？书中并没有讲明。至晋代陈寿《三国志·吴书》才说到徐福到达的是檀州，但这檀州究竟是哪儿，有的说是台湾，有的说是琉球，也有的说是日本。
唐宋以后，中日交往频繁，开始有人提出徐福到日本定居的观点。据五代后周时的僧人义楚认为，秦时徐福率领童男童女居于俄国，子孙皆称“秦氏”。明代的日本僧人绝海中津到中国来，在诗中也提到“熊野峰前徐福寺”30，说明至少在明代日本已经祭祀徐福。徐福到日本带去了中国的文化，其后，便有人撰写《徐福东渡的故事》、《访徐福墓记》等，都言之确确地说徐福在当年渡海到了日本，开辟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徐福是否真的到了日本，这可能是一个历史的悬案。但中日之间的交往开始得很早，这却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近年来的徐福研究，已成为中日关系中的热点，而且考定徐福的家乡在今江苏省赣榆县的徐阜村。“阜”即“福”，当地在秦汉时临海，是古代的一个重要港口。而在日本新宫市还保留着徐福及其侍从人员的墓和徐福祠，每年八月都要举行隆重的大祭仪式。前日本佛教协会会长道端良秀博士，曾亲自在和歌山县的新宫市探访徐福墓，在建于松林中的方士徐福墓前，稽首礼拜。熊野一带的仁人志士曾经聚会，成立了徐福史迹保存会，并且举行过盛大的徐福来日两千年纪念活动。历经两千年的悠悠岁月，长眠于异国他乡的方士徐福，已经成为中日友好的牢固纽带，实在令人感慨。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史书《史记》记载的徐福的故事相信它不可能是杜撰的传说。徐福东渡日本的事迹未必一定要确证，也未必就是事实，但无论如何，徐福是撰写公元前中日文化交流第一页的最重要的人物。徐福东渡作为中日友好交流的一个象征是值得人们记忆的。
值得提出的是，徐福东渡也是近年来中国学者非常关注的问题。1982年在中国的地名调查中于江苏省榆赣县金山乡发现了徐福的故乡。1984年4月1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罗其湘、汪承功的论文《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之发现与考证》，发布了这一发现。1985年连云港市成立了徐福研究会，1986年5月在赣榆县举行了徐福研究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徐福研究》的刊物。1987年在徐州又举行了首届全国规模的徐福学术研讨会。现在关于徐福故乡的考证为赣榆县金山乡之说大体上已没有异议，而《史记》中关于徐福的记载的可信性问题，也由以前的被视为传说，而倾向于视其为事实。对于徐福是否到达日本的问题，中国学者大体上有三种看法：一是认为徐福到了日本；二是徐福未到日本；第三种看法认为《史记》的徐福记载是大陆居民移民日本的一个反映。徐福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很多方面，如文献考证问题、民俗学、考古学、航海学等。
除了徐福东渡的故事可以使我们看到初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外，在日本民族的问题上，也可以看到初期两国间的交流。这一点在前文归化人与汉字中已有记述。在初期的中日文化交流中，日本对大陆新文化的吸收，即从徐福东渡、渡来人以及汉字的日本传入等内容来看初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其意义在于可以促进两国文化的发展繁荣和异质文化的融合，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有许多故事，其中典型的有徐福的传说，这可以说是古代中国移民对日本文化的贡献。金印的历史，也是汉代交往的实证。读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东汉光武帝曾经赐给日本倭奴国一颗“汉委奴国王”的金印。这颗金印于两百多年前出土，现藏于日本福冈的市立博物馆。这件重大的历史发现，曾被广泛引为中日交流的重要证据。据说，1784年时志贺岛农民甚兵卫整修农田水沟时发现此印，后来福冈藩的儒学者龟井南冥看出金印的重要性，因而献给了黑田藩。明治时期以后，这颗金印被指定为国宝，一九五四年再定为一级国宝。1979年黑田家将金印捐给福冈市，现收藏于福冈市博物馆。
中国“后汉书”有如下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五十七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所以历史学家也都据此认为，这颗金印应该来自中国。现在在可以在览博德湾的高地上，参观金印公园。
在古代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值得后人记住的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不计其数。以下这些著名的人物，既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他们作为中日友好交流的先驱者和开拓者，是不应被人遗忘的。
隋代中日使节的互访，主要的历史故事中的重要人物是小野妹子与裴世清。小野妹子（おののいもこ，生卒年不详）是日本飞鸟时代推古朝的外交官，出身于近江兹贺郡的小野贵族。名小野臣因高，中国名苏因高。607年作为第一次遣隋使携带国书来中国，受到隋炀帝接见。608年由文林郎裴世清为使，陪送回国。归国途中，因隋帝国书为百济人所夺，被处流刑，后得推古天皇赦免。同年裴世清回国时，又作为陪送使，再度来中国，携有《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的国书，同行者有高向玄理、南渊请安、旻等留学生、学问僧，前来考察中国文物制度。609年归国。
日本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中国文化，是一个盛举。从公元7世纪初至9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4世纪中叶，大和朝廷大体上统一了日本列岛，日本国王曾多次向中国南朝政权遣使朝贡，并请求授予封号。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近四个世纪的分裂动乱，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
当时日本正是圣德太子摄政，他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为了直接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先后向中国派出了四次遣隋使（公元600年、607年、608年、614年），这是中国和日本作为两个统一国家正式交往的开始，也是日本统治者采取主动积极态度，派遣大型文化使团直接吸收中国先进文明的开端。遣隋使可以说是后来遣唐使的先驱。
公元618年，唐朝灭隋，建都长安（今西安）。唐帝国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发达，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帝国，声威远扬，对日本和亚洲各国都有巨大吸引力。而日本通过四次遣隋使，朝野上下对中国文化更加仰慕向往，出现学习模仿中国文化的热潮。623年，遣隋留学僧惠齐、惠日等人在留学中国多年后回国，同天皇报告大唐国是法律制度最完备的国家，建议派使节赴唐学习。为了实现更加直接有效地学习唐朝先进制度和文化的目的，日本政府决定组织大型遣唐使团，派遣优秀人物为使臣，并携带留学生、留学僧去中国。
公元630年，舒明天皇终于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けんとうし），从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后因故中止者三次，实际成行的有十六次。但是有一次仅抵朝鲜半岛的百济国，有两次是作为送回唐朝专使的“送唐客使”，另有一次是因入唐日使久客末归而特派使团前往迎接的“迎入唐使”。因此实际上名符其实的遣唐使是十二次。
遣唐使的贡献首先是引进唐朝典章律令，推动日本社会制度的革新。遣唐使在长安如饥似渴地考察学习，博览群书，回国后参与枢要，仿行唐制，如“大宝法令”即以唐代律令为规范制定的。还仿效唐朝教育制度，开设各类学校教授汉学，培育人才。818年，峰峨天皇根据遣唐使菅啻原清公的建议，下诏改革礼仪，并命“男女衣服皆依唐制”，连历法、节令、习俗也尽量仿效中国。
其次是汲取盛唐文化，提高日本文化艺术水平。遣唐使每次携回大量汉籍佛经，朝野上下竞相赞写唐诗汉文，白居易等唐代著名诗人的诗集在日本广泛流传。留唐学生僧人还借用汉字偏旁或草体创造出日本的假名文字。遣唐使还输入唐朝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经过消化改造，融为日本民族文化。甚至围棋等技艺和相扑、马球等体育活动也是从唐朝传入的。遣唐使团中常有日本画师、乐师以至围棋高手赴唐访师学艺、观摩比赛。
阿倍仲麻吕是日本留学生，他到中国留学时，只有十九岁。后来他作了唐朝的官吏，起了中国名字晁衡，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四年。阿倍与唐朝诗人李白、王维、储光羲等人的友谊是极为深厚的。一次晁衡要求回国，众友纷纷赠诗送别。阿倍的船在海上遇风暴，中国朋友误以为他遇难了，都很悲痛。李白沉痛地写到：“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公元742年，日本政府派人到扬州大明寺邀聘鉴真及其弟子东渡。弟子们害怕渡海风险，起初无人答应，而年过半百的鉴真却毅然说道：“为了弘法传道，何惜身命！”在他的感召下，有21人愿意跟随师父赴日。但是，在12年中，由于海上风浪、触礁、沉船、牺牲以及某些地方官员的阻挠，虽五次失败，鉴真双目失明，九死一生，但是锲而不舍，百折不挠，于753年12月20日抵达日本。日本的官方、民间佛教界对鉴真的到来极为重视，为他设坛授戒。756年孝谦天皇任命他为大僧都，统理日本僧佛事务。759年，鉴真及其弟子们苦心经营，设计修建了唐招提寺，此后即在那里传律授戒，成为日本律宗的始祖。763年鉴真在唐招提寺逝世，享年76岁。鉴真五次开航都失败了，第五次在大海里漂流了十四天，到了海南岛。五次东渡共三十六人遇难。鉴真在海南因受暑热患眼疾而双目失明，同行的日僧荣睿病死。但鉴真与同行的另一日僧普照毫不动摇，他们置生死于度外，毅然第六次起航，终于成功。那时鉴真已六十五岁。东渡历时十多年之久。鉴真到达日本，除讲授佛经外，还将盛唐时期中国的医药知识、建筑艺术、书法绘画等……传入日本，随同大使、副使来的还有学者、学问僧、留学生、画师、医生、工匠、水手等。郭沫若曾赋诗盛赞中日交流的友好历史：“昔鉴真盲目，浮桴东海，晁衡负笈，埋骨盛唐。情比肺肝，形同唇齿。”
前驻日大使王毅，就在2006年中国文化节上讲到，将“华流引入东瀛”。他在此番讲话中提到了“空海”。空海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位遣唐使。在日本西面一个叫福江的小岛上，后人为空海建了一座庙，内有一块大师手书的石碑，上刻四字“虚往实归”。王毅对这四个字印象深刻，即“空手而去，满载而归”。这四个字不仅反映了空海大师的真实心态，也是当时中日交流的生动写照。
圆仁是入唐求法巡礼的日本和尚，日本入唐求法的高僧，在近十年间足迹遍及中国七省，用日记体裁写成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被称为世界三大旅行记之一。983年入宋的裔然是东大寺的学僧，因从中国带回宋版大藏经及天竺传至中国的释迦像而闻名。
宋元时代，中日之间虽然基本上没有正式使臣互聘，但是民间贸易和僧侣往来却十分活跃，尤其是僧人充当了重要角色，宋初来华的日本和尚裔然，即是一位典型代表人物。中国官修正史《宋史》的《日本传》，竟有一半多篇幅是记载裔然入宋经过及其献书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