裔然（公元938—1016年），是日本平安京人，俗姓藤原氏。幼年即入奈良东大寺为僧，后升到请灯大法师位。公元983年乘宋朝商船赴华，从浙江台州上岸，经扬州抵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984年初，宋太宗赵光义亲自召见了裔然师徒。裔然首先呈献日本铜器10余件，以及自己编的介绍64代天皇名字、事迹和日本地理的书籍《王代年纪》，以及日本制度典籍《职员令》各一卷，还有中国已失传的佚书《孝经郑氏注》等两卷。宋太宗还向他询问日本国情，并授以法济大师称号。
裔然留宋三年，走遍了汴京大小寺院，还参拜了五台山国清寺和洛阳白马寺。985年回日本时，带回了大量中国佛教经典，特别是宋太宗所赐最新刻本开宝敕版《大藏经》一千多卷，推动了日本的佛经研究和刻板印刷事业。他从中国带回的物品中最珍贵的，就是至今仍保存在京都嵯峨清凉寺内的旃檀释迦像，现已被定为日本国宝。佛像体内还封存大量中国文物，其中有一千多年前的绢制人体五脏模型，对研究古代东方医学有重要价值。他还带回一幅十六罗汉图，现藏清凉寺，据说是最早传入日本的罗汉画。
荣西是中世纪日本的著名僧人，传播饮茶之风的日本禅师，著有《吃茶养生记》。中国饮茶习俗传入日本后发展为茶道。
荣西从21岁起便决心到中国去留学。经过数年准备，1168年4月，28岁的荣西从博德（今福冈市）乘商船出发，踏上留学之路。一星期后，抵达中国的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此时中国已进入南宋时代。
1187年4月，47岁的荣西再次启程前往中国，4月25日到达宋朝都城临安（今杭州）。数年之中，荣西积极学习佛法，卷帙浩繁的《大藏经》，他就读了三遍。荣西在中国时，适逢宋朝遭遇大疫，荣西奉诏祈祷除疫，因而被赐号千光。他还参与了万年寺、大慈寺等寺院的维修工程。1191年秋天，荣西回国。
荣西在中国时，正值饮茶之风盛行，文人常以斗茶为乐。僧人们则以饮茶来驱除困倦，保持健旺的精神研习佛法。荣西显然也被饮茶文化所倾倒，研读佛典之余，还热心学习有关饮茶历史和茶的种植、制作、饮法、功效等方面的知识。荣西回到日本后，除了宣传佛法、创建佛寺外，还热情地介绍传播饮茶风习。他把从中国带回的茶种种植在筑前国脊振山（今福冈县与佐贺县交界处），获得成功。荣西还送给京都拇尾高山寺明惠上人5粒茶籽，明惠将其种植在寺旁。为了在日本更广泛地传播饮茶文化，1211年，71岁的荣西将他在中国学到的有关茶的知识撰写成书，这就是《吃茶养生记》。由于此书的问世，对日本饮茶之风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荣西也被尊为日本的茶祖。日本接受中国茶文化，结合日本固有的文化艺术，在16世纪初，形成了日本独特的“茶道”仪式，流传至今。饮茶风习源于中国，早在三国两晋时士大夫中已流行饮茶之风，盛唐时更遍及全国。中国茶叶在奈良时代已传入日本，但当时日本饮茶风习只限于宫廷贵族、留唐僧等阶层，茶叶主要靠中国输入，很难普及到民间。荣西将中国的茶文化带到了日本。
雪舟画圣——明代中日绘画的交流中，雪舟画圣是一位有名的大师。雪舟（1420—1506），原名小田等杨，在日本是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画圣画僧，是日本水墨画的开山鼻祖。雪舟的绘画以山水画最为见长，人物次之，花鸟又次之。1467年，47岁的雪舟随第13次遣明使船队来到中国，与文人结识交往，又到长江及各地名山写生，临摹绘画，随后又北上，饱览壮丽山河，到北京后学习中国水墨画，吸取精华，融会贯通。这些对他晚期山水画的影响是深远巨大的。在中国两年多时间是雪舟画风改变的分水岭，他曾在北京的礼部院从事壁画制作，其作品得到当时的宪宗皇帝的称赞。
雪舟是日本水墨画云谷派的创始人，对日本画坛影响甚大，被尊为日本的画圣。他的许多留传至今的杰作如《四季山水图》《天桥立图》等，都被作为国宝收藏，也是明代中日绘画艺术交流的结晶。
流寓日本的明朝遗民朱舜水，在中国文化传播到日本方面付出了很大努力。明末清初，一些明朝遗民流亡日本，有的就在日本定居下来。他们为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少业绩。朱舜水就是其中对当时日本思想、文化和教育影响最大的一位学者。
朱舜水（公元1600—1682年），名之瑜，字鲁屿，号舜水，浙江余姚人。清军入关后，曾参加抗清复明斗争，奔波于闽浙沿海及日本、安南、暹罗诸国。1659年，他随郑成功北伐，兵败后流亡日本，这已是他第七次东渡了。他见到复明无望，从此流离不归，直到去世，侨居日本20多年。1659年朱舜水到长崎登岸时，曾遭幕府拒绝，因为当时正值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厉行海禁，不准外国人入境。筑后柳川儒臣安东守约仰慕朱舜水的道德学问，便拜他为师，并联名恳求幕府收留。安东自己节衣缩食、省出一半薪俸接济老师，师生情深义重。1665年，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德川家康的孙子）礼聘朱舜水到江户（今东京）讲学，并虚心请教政治、文化、学术问题。
朱舜水提倡实学、史学，对日本水户学派及后来幕末尊王倒幕思想的产生影响甚大。他十分注重教育，培养的学生很多都成为江户时代的有名学者。他还把中国的有关工程设计、建筑技术、农业园艺、医学种痘等科学知识技能介绍给日本人民，并亲自设计了江户后乐园的石桥和学宫模型。朱舜水身在异国，不忘祖国故土，终生身穿明朝服装。他以自己的身教与言教，赢得中日两国人民的崇敬。
日本柔道在世界上是享有美名的。但可以说日本柔道的祖师是中国人陈元赟。陈元赟（1587—1671年），原名珦，字义都，一字士升，另有芝山、虎魄道人、瀛壶逸史、菊秀轩、既白山人等别号、笔名，余杭人。是中国明清之际杰出学者，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贡献。陈元赟幼年好学，通诗文、书法、绘画、建筑、制陶及医术。二十七岁，入河南嵩山少林寺，习武术和制陶术，并负责管理寺内陶器、药材，对医药、针灸、气功、食疗都颇有研究。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东渡日本，在日流寓五十二年，先后寄居长崎、江户、名古屋等地，与各阶层、各行业人士广泛交往。在文学上，陈元赟将中国公安派文学主张和创作在日本传播，对日本文学革新起积极作用。在武术上，于日宽文三年（1626年）前后居国昌寺创编柔道，传授给武士福野正胜、三浦义辰、矶贝次郎，以后三人各形成流派，使柔道传遍日本，陈元赟被日本人奉为柔道鼻祖。
陈元赟后受聘于藩主德川义直及其长子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友为幕宾，教授书法、诗文，继而主持、传授烧窑制陶技艺，陶法精致，独具风格，称“元赟烧”，尤以茶器为上品，对日本茶道有影响。陈元赟还为萩津长门藩主毛利辉元太守撰《长门国志》，保存了中世纪本州岛西部政治、经济、社会、地理、民俗资料，传播了中国方志学。陈元赟还在日本广泛行医，传播丹溪学说，颇受日本人士欢迎和钦佩，被日本学术界誉为“介绍中国文化之功劳者”。陈元赟在日本著作甚丰，有《虎林诗人集》《既白山人集》《升庵诗话》《老子经通考》《元元唱和集》《陈元赟书牍》等。陈元赟崇尚民族气节，在异乡不忘祖国，多次题款自署“大明武林”人，并以故乡余杭芝山、既白山取号。
据一些中、日学者考证，中国武术直接影响了日本柔道的形成。如中国台湾学者梁容芳说：“相传元赟实传其技，然柔之为术，元赟东渡前日本似已有之。宽永中、关口柔心已以柔术名于国内。元赟之功，为改进完成柔道。元赟寓江户国正寺，浪人福野七郎右卫门、矶贝次郎左卫门、三浦与次右卫门，三人寓同寺，元赟授之大明捕人之武术，三人苦心研究，遂通蕴奥，遍传各地，屡有改进，渐与日本固有之柔术混合，迭今重于体育界。”（梁容芳：《陈元赟研究》，第95页）如日本讲道馆八段、早稻田大学教授山本秀雄在《柔道入门》一书中说：“在柔道各流派的著作中，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柔术来源于中国唐代拳术，是徒手形式的柔法、和法、体术、捕手、小具足、拳法等打、踢、摔、拿竞技项目的总称。到了明朝末年，曾在少林寺学过武术的陈元赟于十七世纪上半叶东渡日本，在江户城南国正寺，传授中国武术，致使柔道在日本广泛开展起来，从此流派也日益繁多……”（李其彪、郝承端编译：《柔道入门》，第2页）最有说服力的是，在日本爱岩山还残存一块题为《爱岩山泉法碑》刻着“拳法之有传也，自投化人陈元赟而始”的碑。19世纪末，日本人嘉纳治五郎吸收各式术派的长处，经加工整理，并不断改进，创立了柔道。现已普及世界各国，并被列为奥运会项目。柔道现在已经成为现代奥运会比赛项目，这是日本人民对世界体育的贡献，日本的柔道是从柔术发展过来的，在柔术的产生、发展过程中，陈元赟把中国的少林拳法等武艺同日本原有技艺结合起来，使柔道更加兴盛。
日本黄檗禅宗的始祖隐元禅师，也是中国僧人。隐元禅师是我国佛教禅宗五家之一的临济宗的祖庭。清顺治十二年，隐元禅师东渡日本，创立黄檗宗，留下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隐元禅师在日本声名鹊起，信仰的人越来越多，他所创立的黄檗禅宗，已成为日本佛教的一大宗派，备受日本朝野的推崇，日本朝野皈依者甚众。不论是皇室、朝廷、幕阁、幕臣，还是各地大名、藩士、信士、庶民，他们或亲自参谒，或求诗偈、题赞，或为外护，竭尽所能援助黄檗山的经营，赞助禅师语录、诗偈集的出版。这一切，弘扬了古黄檗宗风，发展并巩固了黄檗宗与各阶层的联系，促进了新黄檗在日本的发展。日本黄檗宗在最盛时有寺院1100所，33个塔头，僧俗信徒最盛时达250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82岁的隐元禅师圆寂在日本黄檗山万福寺松隐堂。时至今日，日本的黄檗宗延续不断，日本黄檗山万福寺法席传至今已经58代，仍有寺院500多家，信徒千余万，隐元禅师开创之功不可磨灭。
隐元东渡，不仅对日本的佛教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直接传播了中国明清文化，在思想、文学、语言、绘画、书法、篆刻、建筑、雕塑、印刷、音乐、医学、饮食、习俗等方面，都对日本近世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隐元与他的弟子木庵性韬、即非如一三人的书法作品广为世人珍藏，被誉为黄檗三笔，黄檗派书风给当时日本书法界以很大影响。新黄檗山万福寺里，一派中国情调：现在的大小三十余座殿堂都是江户初期兴建，具有典型的中国明代禅寺建筑风格。隐元给日本带去了中华医学理论的同时，还带去了民间验方偏方，促进了日本医学的发展。他带去的扁豆、莲花，至今被日本称为“隐元豆”“黄檗莲”。盛行于明代的饮茶方法之一的煎茶，也由黄檗禅僧传入日本，如今，已成为日本茶文化生活的一种重要形式。隐元创立的黄檗文化，为日本的民族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推动了日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因此隐元禅师被日本民众尊崇为是“民族文化的大恩人”，他所修建的，具有典型的中国明代禅寺建筑风格的新黄檗山万福寺，至今仍屹立在京都南郊的宇治市，是黄檗文化的象征，中日友好往来的见证。
为了表彰隐元禅师为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作出的杰出贡献，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日本宽文十三年），日本后水尾天皇在他逝世的前一天特赐以“大光普照国师”的尊号，以表彰他对日本佛教和文化所作出的贡献。以后日本历代天皇相继追赠他为“佛慈广鉴国师”、“径山首出国师”、“觉性圆明国师”和“真空大师”等称号，足以显示日本皇族对隐元禅师的敬重和对黄檗宗的尊崇。1973年，日本黄檗山万福寺为了纪念隐元逝世300周年，出版了介绍《黄檗文化》的专集，还出版了东京都立户高校教谕平久保章的《隐元》专著等书籍20多部。
隐元禅师为宣扬佛教而赴日弘法，并在日本创立黄檗宗和黄檗文化，为传播中华文化，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竭尽了毕生的精力。隐元禅师在日本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广泛深远的影响，隐元禅师对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令人永远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