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转型期中国的失业概况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定义，“失业”指在某个年龄以上的人，在考察期内没有工作，而又有能力工作，并且正在寻找工作。在美国劳动统计局的定义中，所谓“失业”，指他或她(a)眼下没有工作并(b)或者正在等待重新被雇用或者在最近4周里主动地寻找过工作。
国际上一般将失业分为以下几类：①摩擦性失业，指由于劳动力市场功能上的缺陷造成的临时性失业，如新生劳动力找不到工作，工人转换工作岗位时出现的工作中断等；②季节性失业，指由于某些行业生产条件或产品受气候条件、社会风俗或购买习惯的影响，对劳动力的需求出现季节性变化而导致的失业；③技术性失业，指由于使用新机器设备和材料，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和新的生产管理方式，出现局部劳动力过剩而导致的失业；④结构性失业，指由于经济结构变化以及生产形式和规模的变化，促使劳动力结构进行相应调整而导致的失业；⑤周期性失业，指市场经济国家由于经济的周期性萎缩而导致的失业。与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等失业状况不同，周期性失业的失业人口众多且分布广泛，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严峻的局面，通常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有所恢复。
3.1.1转型时期中国失业问题的背景分析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这意味着我们肩负“转型与发展”的双重任务，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遇到的矛盾相当尖锐、问题异常复杂，由此带来的失业问题与就业压力空前艰巨、十分棘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型不断加快，我国的就业问题日益突出。从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和失业率的数字来看，近年来我国的城镇公开失业状况正逐渐恶化。我国的失业人口从1978年的530万增加到2007年的800多万人，失业率从1990年的2.5%上升到2007年的4%。总的看来我国失业率是不断提高的。如果从世界范围来讲，3%左右的失业率应该说是极低的，而800万失业人口对于一个13亿人口大国来说也无大碍。之所以这个数字与我们的切身感受有较大差别，是因为官方公布的失业人数仅限于城镇登记的公开失业者，这样就起码漏掉了两大块失业群体：一是城镇中的企业富余人员和下岗人员；二是农村隐性失业者。
从各年失业人口看，我国的总人口从1978年增长到现在的13亿，与之伴随的是失业人口的急剧增长，呈V形状态。即便是在人口基数变大，城乡就业人员逐年稳步增长的情况下也是如此。除1989年到1992年有所缓解外，我国失业人口从1978年开始逐年下降，到了1984年为最低谷，然后就一直逐年增加，到2006年为另一顶峰。从失业率看，失业率与失业人数呈正相关关系，自1985年以后逐年上升，2006年达到了最高峰的4%，有差不多830万人口处于显性失业状态，相当于7个大型城市的人口，还不包括1.5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2000多万濒临失业的国企职员。一方面，在现有体制、现有技术状况下，农业出现大量富余劳力，工业中也有几千万下岗、待业者；另一方面，改革的推进与深化势必会进一步使城市和农村释放出更多富余人员；同时，我国总人口还在上升，每年的新增劳动力数量亦很可观；失业人口增加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和社会问题日益显现和突出。所有这些均表明，增加就业、减少失业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此外，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它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开始融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中。加入WTO，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在一定时期和某个阶段，我国国内那些竞争力不强的行业和企业将会受到较大的冲击，随之而来的便是失业人数剧增、就业压力加大。这种开放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非对称冲击”现象(即大量国外商品蜂拥而至和我国劳动力无法大量输出，进而使我国失业问题更趋严重)应当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加之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全球市场的冲击，使得我国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
3.1.2转型时期我国失业的阶段划分
1978年以前，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的是“刚性就业”政策，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失业”问题。但随着我国进入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这种“大一统”式的刚性就业格局被逐步打破，其所隐含的风险随之得到释放，“刚性就业”的后遗症也逐步显现出来。
1978年以来，根据转型时期我国失业率的变化情况，可将我国失业问题分为以下阶段：
1978-1989年是我国经历的两次失业高峰期；1989-1992年是我国失业转缓阶段；1992-1997年是我国失业率快速上升时期，1997年底城市登记失业率达到3.2%；1997年至今，我国失业问题日益突出，就业压力不断加大。
3.1.3转型时期我国存在的主要失业类型
中国现阶段除了在前述5种失业类型中比较显着的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外，还有存在以下几种独特的失业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转型性失业，即由于经济体制转型(传统计划经济转为现代市场经济)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由粗放型经营转为集约型经营)所造成的失业现象。这种类型的失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和国有企业等。
二是隐蔽性失业，是指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或接近于零时的失业，亦即由于人多地少的国情产生的一部分劳动者从农业中撤出而不会使总产量减少，这部分被撤出来的劳动者处于隐蔽性失业状态。此类失业主要分布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
三是追浪性失业，这是指由于人口自然增长对本已高企的失业率形成逐波推高之势(就像大海起潮时出现的一浪高过一浪的“追浪”现象)，使得失业问题更趋严重。
只有对产生失业现象的原因进行具体分析，进而作出类型划分，才能对症下药，采取相应举措加以解决。
3.2我国三类代表性人群的失业原因分析
3.2.1大学生失业
我国大学生失业目前已经成为很普遍的现象，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扩张引起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而导致大学生失业
随着我国教育体系的扩张，尤其是普通高等院校的大规模扩招，每年的毕业生人数也是大幅度增加的，这就意味着劳动力供给会增多，但对高学历者的需求并没有增加(或者增加很少)。这是因为在工资并没有降低的情况下，企业不想雇用过多的高学历者。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更多的高学历者变成了知识失业者。这同时提醒我们，教育的扩张应该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保持相应的增长速度。高校毕业生规模的扩大，导致的就业压力也越来越大。
(2)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导致大学生失业
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造成了奇特的失业现象。据估算，城市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重可能超过了20%，而农村则不到1%。由于城乡和区域、社会保障、生活条件等存在差异，大学生大量积压在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高知识群体在城市和东部地区大量积压；另一方面却是广大农村和西部地区人才资源严重匮乏。我国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一般被分割为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所谓正规部门是指那些只要能够去、几乎所有的人都乐于去工作的部门。它包括政府机关和大型企业，人们都渴望进入这些部门工作，因为它能够提供较高的工资和稳定的就业机会，作为高学历者当然也不例外。据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参与的大学生就业意愿调查显示，有35.4%愿意去党政机关，18.9%选择去国有事业单位，17.8%选择去教学科研单位，13.6%选择国有企业，15%选择外资企业，而只有1.3%选择去私营企业。这种供需结构的巨大差异必然造成就业困难和待业、失业增加。由于正规部门具有较高的工资福利待遇、较大的选择空间，激励着其原有的雇员自觉提高自身素质并更加努力地工作，这样使得其提供的就业机会十分有限。所以，总是有一支庞大的待业队伍等待着城市正规部门的雇主为其提供就业机会。通常，一个知名企业的招聘岗位能吸引数百甚至数千个高学历者去申请。非正规部门指工作没有保障、报酬低下且不稳定的一些个体企业和一些临时性工作部门。由于进入容易，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往往处于均衡状态。但大学生一般是不考虑在这些部门就业的，一方面因为工资低；另一方面工作不稳定。
(3)大学生把失业当作对获得好工作的一项“投资”导致“知识失业”
费尔浦斯于1970年提出了“工作寻访”理论模型。他认为，劳动力市场信息是不完全的，同时每个企业给劳动者的报酬不同，劳动者为了获得报酬满意的工作，必须在劳动力市场搜寻。为寻找工作而持续的失业时间越长，劳动者就越能找到满意的工作，获得的工作报酬就越高，但是随着他在劳动力市场寻找职业时间的延长，未来寻找到的工作岗位的报酬提高幅度会递减。劳动者为获取有关报酬和工作岗位的信息需要花费成本。
随着搜寻时间的延长，职业搜寻成本也随之增加，并且，职业搜寻时间的边际成本呈递增趋势。根据“成本-收益”分析法，当职业搜寻收益大于搜寻成本时，进行职业搜寻就是有利的，而最优的职业搜寻时间为多久，则取决于职业搜寻时间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当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劳动者应该继续搜寻，直到两者相等时才应该停止搜寻。
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比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更有兴趣进行这种“失业投资”。原因在于：高学历劳动力的“失业投资”有较高的预期回报，即找到好工作而且被好工作接受的概率比低学历劳动力要大得多；高学历劳动力通常比低学历劳动力具有更好的经济背景，他们比低学历劳动力更能够承受长期失业的损失；高学历劳动力为其人力资本所做的投入远比低学历劳动力的要大，如果随便接受一份不太理想的工作，既不能达到回收其人力资本投资成本的目标，同时身处不理想的工作岗位这一状态本身也具有较高的机会成本。因而高学历劳动力通常会从职业生涯发展的角度来考虑而不是随随便便就接受某份工作，这也导致他们经常处于较长时间的等待性失业状态。
保留工资理论对职业搜寻理论做了改进。该理论认为，一个在劳动力市场寻找职业的人，他并不期待工资水平随着搜寻时间的延长而不断上升，更多的情况是他从搜寻职业开始就对工资水平有一个起码的心理价位，同样地，对于搜寻职业所花费的时间，他也有一个心理准备。因此，当他在市场上寻找工作时，如果雇主开出的工资条件超过他预定的价位，他就接受这个工作，否则就拒绝接受。因此，这个心理价位的工资水平被称为保留工资。保留工资概念能使我们建立以下均衡：在保留工资水平，就业者接受工作所得到的满意程度与其处于失业状况而得到的满足程度是等价的。因此，当劳动力市场上雇主提供的工资低于保留工资时，他宁愿失业而继续寻找工作；当雇主提供的工资高于保留工资时，他才愿意接受这个工作，退出失业队伍，成为就业者。决定保留工资的主要因素有3个方面：一是搜寻者所观察到的劳动力市场上工资分布的情况；二是寻找到超过保留工资水平的职业所需花费的时间；三是搜寻职业时所需要花费的成本。显然，当这些影响因素发生变化时，保留工资水平也会随之变化。按照保留工资理论，我们认为，高学历者寻找职业时预期的保留工资偏高，高于实际的市场均衡工资。事实上，由于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需求信息及工资分布信息不完全，他们往往较乐观地估计自己的工资前景，从而提出偏高的工资要求。高学历者这种偏高的预期保留工资与市场均衡工资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也是造成大学生失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4)产业结构失衡导致大学生失业
高知识群体失业现象的存在，还反映了另一个问题，也就是我国产业结构的失衡。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虽然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依然呈现出产业集中度低、产品结构落后、地域布局不合理、技术水平低等特征。换句话说，现行较为落后的产业结构难以承受由于高校扩招、留学人员大量回归等带来的劳动力结构猛然升级而形成的短期压力。用劳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就是典型的“结构性失业”。
(5)金融危机的影响
中国大学毕业生2006年为413万，2009年增加到611万，这对就业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加上金融危机的影响，大多数企业选择裁员，轻装上阵，以渡过难关。许多企业都亮起不招聘的红灯，除非“绝对需要”人才，而大学生大多没有多少社会经验和工作技能，这无形之中增加了他们的就业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