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3失业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1.失业对经济的影响
(1)刺激就业的积极财政政策使经济运行面临通货膨胀压力
为最大限度地促进就业，必须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我国经济运行却面临着需求不足的矛盾，为刺激总需求，中央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发行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来扩大总需求，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测算，自1998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998年1.5个百分点，1999年2个百分点，2000年1.7个百分点，2001年1.8个百分点；这4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合计为7.0个百分点。如果按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可吸纳就业人数100万，4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共解决了700万人的就业问题。但也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这4年共发行国债5100亿元，相当于每解决一个人的就业问题，财政就要背负约7.3万元的债务。到2001年末，财政债务总余额已达16000亿元，占当年GDP的16.7%，是当年财政收入的97.7%。巨额的财政债务将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如果财政不能很好地增加收入并安排好偿还债务的预算支出，财政将会陷入债务危机。其结果将被迫以财政性货币发行来偿还债务，进而引发通货膨胀。
(2)拉大收入差距，加剧贫富分化
在我国，目前就业收入无疑是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况且，由于就业问题是一个民生问题，因而失业风险，或者说失业代价的主要和直接承担者，恰恰是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百姓，甚或“弱势群体”。这些人本来收入就不高，且家境不够殷实。
因而他们一旦失业，就会失去基本收入来源，沦为新的“赤贫”，加剧贫富分化。如前所说，大学生、下岗职工和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失业大军的“主力”，其中不乏能力高的劳动力。
加上失业状况分配不均匀，使得某些地区的政府为此头疼不已。调查表明，80%左右低收入家庭收入水平的下降，是因其家庭主要成员长时间下岗或失业造成的。同时，我国的收入差距问题，突出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这无疑与我国农村“人地矛盾”突出，广大农民长期“就业不充分”是密切相关的。我国农村还存在1.2亿左右的剩余劳动力急需转移安置。随着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过程中“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工作的不断开展和深入，我国传统就业体制下所掩盖的隐性失业人员显性化、社会化的压力也不断增加，就业矛盾更趋尖锐。面对新的金融危机，如何妥善安置日益增长的劳动力资源和消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富余人员，解决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
(3)形成失业和经济不景气的恶性循环
首先，失业率偏高会破坏就业工资的“棘轮效应”。棘轮效应指的是：一旦工资涨上去便很难再降下来，就像“棘轮”一样，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在失业率偏高，且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较大的生存压力导致的劳动者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会使工资水平下降。而工资水平下降会使本来就偏低的总消费水平进一步降低，从而使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而经济形势的恶化会使失业率进一步上升，这就进入了就业和经济形势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当失业率偏高，且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时，会增加失业者本身的不安全感。因此，失业者会进一步调整他的消费预算，使他的消费结构进一步趋于保守，并且，失业者本身的不安全感将会向在职群体产生一个传导的扩散效应，也会同时增加在职群体的不安全感，进而增加社会整体的不安全感。社会整体的不安全感增加将会进一步使消费倾向下降，并且降低投资风险的承受能力，也会将经济形势引入恶性循环。
(4)导致劳动力资源浪费、劳动力素质退化
社会失业率过高会造成社会劳动力资源的严重浪费，并进而导致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
据有关资料粗略推算，因失业而造成人力资源的大量闲置和不能合理利用，使近年来我国的GDP净损失一年不少于10000亿元。失业不仅会导致社会劳动力资源的浪费，而且将造成劳动者已有文化技能，身体素质的逐步退化。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卡迪夫大学艾尔沃德教授最新研究发现，工作是人们快乐与健康之源，失业半年以上的危害相当于一天抽20包烟。他声称：“大范围内，失业的人自杀的可能性是工作的人的6倍，而失业的年轻男子自杀的倾向比同龄有工作的人高40倍。短时期不工作的人面临着轻微的危险，而失业达6个月以上的人则面临严重的健康威胁，相当于一天抽20包，也就是400根烟。”
(5)影响经济改革的进程
经济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继续推进要求企业释放富余人员，让这部分人员下岗或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以提高经济效益。而严峻的就业形势使这部分富余人员再就业将遇到一定的困难，因此他们很难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只能作为富余人员继续留在企业内部。由于富余人员无法从企业转移出去，致使企业的一些改革难以深入推进。
2.失业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就业问题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经济增长始终伴随着就业的压力，目前的就业形势依然并不乐观。我国每年需就业的劳动力数量为1.77亿人。另外，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富余人员至少有2000万人。这样，我国实际上需要就业和再就业的劳动力为1.97亿人左右。如果我国的年经济增长率按8%计算，就业弹性系数为0.13，则每年对劳动力的需求约为800万。这样，我国将有1.89亿的劳动力处于失业或隐性失业的状态。从一定意义上说，失业是比通货膨胀更容易引起社会动乱的祸源。这是因为，虽然失业矛盾和通胀压力都会带来社会不满情绪的上升，但“通胀”问题几乎无人能得以幸免，故它所带来的社会不满一般表现得较为温和，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人们容易产生“同舟共济”之感。严峻的失业问题一旦发生，往往会落在相对处于社会底层的一部分人身上，则必然会导致这些失业者心理的严重失衡和不满。特别是在我国失业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不够健全完善的情况下，一些生活无着落的失业者，容易产生对抗情绪，严重的还可能诱发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行为，甚至引起社会震荡，危及社会稳定。
3.3.4中国针对失业的治理政策
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表明，就业率与国民经济增长率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会创造出一定数量的就业机会，社会就业量会相应地扩大。控制失业增长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在就业弹性一定的情况下，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对解决就业问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为了在经济增长中拓展就业的空间，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可以通过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及外汇市场的稳定，控制名义工资的增长，实行协议工资制和弹性工资制，使实际工资增长适当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此外，政府还可以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断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增长，达到增加工作岗位的目的。在这方面，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不但大大增强了国力，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质量，更重要的是解决了大量剩余劳动的就业问题。我国应继续实行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下大力搞好国有企业，发展新兴工业和第三产业，以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
1.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用公共开支支持就业
通过扩大国民经济总量来拉动就业需求是克服经济危机常用的办法。从我国失业情况来看，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就业的需求与供给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因此解决我国失业问题需要扩大投资规模，加速经济增长，大幅度增加就业岗位。政府可以通过增发国债来适当扩大政府公共开支，加大政府对农业、水利、交通、电信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同时积极引导个人、企业扩大生产性投资，保证国民经济有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来拉动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中国近期的4万亿元政策对于短期内的就业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2.健全社会福利制度和失业保障制度
这是一个长期政策，短期内可能效果不大，但却能从根本上改善就业环境，促进就业。
为此要构建就业保障型失业保险制度，加强失业保险的就业促进功能。该政策的目标是在保留保护失业者功能的同时，恢复市场的激励机制，从简单地保护失业者转为促进他们再就业。例如：法国1999年通过了《福利改革法案》，把“帮助和鼓励人们通过从事工作来摆脱贫困和对福利的依赖，并获得体面的生活保障”作为首要目标，推行了“从福利到工作”的计划。政府承诺承担起为公民改善就业机会的责任，同时亦要求有劳动能力的人也要相应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否则将失去失业救济。在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条件、数量及期限上，也变得比以前苛刻。如此措施使2000年法国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比上一年减少了近百万，法国财政负担大为减轻，失业问题有所缓解。
不少国家规定非自愿失业者有义务接受职业培训，不接受者不能享受失业救济。凡已进行个体经营或个人在社会上参加了各种经营性活动取得收入，就不再被认为是失业。一些国家还将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失业保险等部门的工作有机地衔接起来，使各个环节互相促进、互相制约，以尽量避免“养懒汉”现象的发生。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失业保障制度，但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国应通过再就业工程的实施，形成有自身特色的就业网络体系。主要从质和量两个方面着手：“质”即从整个结构框架和制度设计上下工夫，提高整个保障网的运行效率，比如建立现代化的就业信息网络；“量”即拓宽失业保险覆盖范围。
3.推行积极的劳动力培训政策
现代科技的发展，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缺乏一定文化、科技素质的劳动者将越来越难以找到工作。为了减轻企业裁员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并使失业者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很多国家建立了劳动者职业培训制度。政府通过组织各类培训和再培训，使劳动者不断掌握新知识、新技能，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动者的适应性和流动性，可以减少结构性失业，同时也为新的产业、新的工种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同时，通过加强立法来保障职业培训，也是许多国家面对严峻的失业形势所采取的一种带有强制性的举措。结构性失业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者的技能、经验、知识结构与可供的职位空缺不相适应。由于我国目前的失业结构性特征十分突出，职业培训在失业治理中就占有了很重要的位置。对于我国而言，现在关键的是要提高在职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实际效果。还应该实现职业培训主体的多元化。目前由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再就业培训在促进职工再就业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政府组织实施职业培训的成本必然高于企业内部的职业培训，而且由于缺乏直接的市场导向，这种职业培训的效率可能不高。实现职业培训的主体多元化，尤其要在政策上鼓励企业对再就业的下岗职工进行职业培训。如果企业在使用失业者之前能对其进行系统的培训，则失业者的再就业率就会大大提高。
4.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以促进劳动力市场灵活化为目标，改革就业制度
几百年来，西方国家通过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调整劳动力市场结构，促进劳务市场和劳动组织现代化，从而充分发挥了劳动力市场对控制失业的调节作用，也使劳动力市场能不断适应经济的发展变化。如减少工时，设置部分劳动、临时劳动工作岗位，设立弹性工资制等。在失业问题比较严峻时，还采用灵活就业的方式，实现就业机会的分享，从而使更多的人实现就业，如非全日制就业、临时就业和派遣就业等。在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企业为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会经常大量裁员，结果造成政府和社会负担的加重，因此，各国政府一般都制定了鼓励就业的税收制度。如政府对增加雇用员工的企业给予减免税收的奖励，而对解雇员工的企业则增加其税收；为控制失业给予企业补贴，放宽企业申请这项补贴的标准，并将补贴时间延长；政府资助为创造就业岗位而实行业务调整的企业等。
我国在发展灵活就业和非正规就业方面，如非全日制就业、派遣就业、远程就业、自营就业、临时就业等还有较大的空间，应该在观念上积极倡导，从政策上扶植鼓励，另外可通过实行“公共就业工程”来扩大需求。公共就业工程是西方国家出资为困难群体，尤其是长期失业人员和青年人提供临时就业机会的工程，一般包括建筑、垦荒、植树、社区建设等工程。这一工程因其对经济增长和在创造生产性就业机会方面具有较大的杠杆作用，被称为“绝大多数国家唯一现实的安全网”。
3.4俄罗斯的劳动资源
社会生产发展的前提、主要生产力是居民，是那部分拥有保证其进行劳动的所有体力和脑力的居民。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是受到年龄界限制约的那部分居民。劳动年龄界限具有可变性质，是由经济社会条件和人的生理特征决定的。